秀梅的手真肉乎啊，肉乎得令邓元发心驰神摇。

        贾宝玉说女人是水做的，那是因为他太嫩，对有经验的男人来说，水做的哪儿能比得上“肉乎”。

        他不能像小青年搞对象那样搂搂抱抱，刚一接触，就直奔主题，万一不合适，将来连个退路都没有。

        也不能像知识分子那样，务虚不务实，没完没了地写情书，一写就是几年，谁耗得起啊。

        邓元发难得写信，就是一封与老战友互通有无的信，不到一页纸，少说也得花上半个小时。再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白纸黑字，将来都是凭证。

        只有拉拉手喽！拉拉手，谁能说什么呢！同志之间，不是也经常拉手吗？只不过和秀梅拉手的时间，比一般同志稍长一些。而且在两秒钟之内，还能不露声色地把秀梅的每个手指头，搓上一遍。

        只要和秀梅拉上手，邓元发的犹豫就会化为乌有，要是他不克制自己，“咱们结婚吧”这句话就会脱口而出。

        可是一撒开秀梅的手，邓元发又会反过来复过去地掂量，结婚还是不结婚？啊呀，真是为难死了。

        不结婚，那日子有多难熬。

        儿子们一人霸着一间朝向顶好的房间，把那间背阴的、最小的留给了他。“反正您是一个人。”他们说。

        老大的媳妇真厉害，连晚上用的那块布，也让保姆给洗。当着公公的面，只穿一条内裤和贴身小背心，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吓得他连在自己家里，眼睛也没处放，谁知道会撞见什么！老人们说过，看了不干净的东西，闹不好得长针眼呢。

        老二的对象也不善，还没过门儿，就开始搂扒，妯娌不和已见端倪。

        这个家，好得了吗？针尖对麦芒啊。

        饭桌上要是有点好菜，老大往媳妇碗里夹，老二往他对象盘子里扒拉，至于老头就没人管了。要是他动作慢一些，吃到第二碗饭，就剩盘子底了，邓元发老是扮演打扫盘子底的角色。没办法，快不了，他的牙口不行，干不过那四副好牙。

        天爷！没有他这个老头，他们上哪儿找这个便宜？

        房租、保姆费、水电费他掏，就连肥皂粉、大便纸也由他买，好像他的工资会下崽。只有饭费，每人象征性地交十块钱。物价这么涨，十块钱能干什么？

        逢到邓元发头疼脑热，他们顶多敷衍了事地问一句“爹，您好点没有”，或是“要不，您上医院瞧瞧”，更不要指望他们嘘寒问暖了。有次邓元发病了，想吃碗荞麦面饺子，都不知道找谁说。

        看吧，一到晚上，他们就双双对对钻进各自的屋子。一间房门底下，透出粉红色的灯光，一间房门底下，透出浅绿色的灯光，然后便是叽叽哝哝的说话声，生怕他听见似的。也不知道说什么，老也说不完，扔下他一个人，坐在黑洞洞的客厅里看电视。

        电视节目又老是那一套。女人们袒胸露背，七老八十了，还像没见过男人的大姑娘，扭来扭去。眼睛上粘的那个假睫毛，活像趴着两条大蜈蚣。男人们呢，油头粉面，挤眉弄眼，男不男，女不女，全像被骟了似的。

        可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还像个家吗？连旅店都不如。

        结婚呢，秀梅那儿还有两个孩儿。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什么时候才能供出来？早着哪。她一个小学教师，能挣几个钱？过日子还不全得靠他。

        ……秀梅是不是冲着他的工资来的？她那些关心喽、洗衣服喽、织毛衣喽……会不会是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据说现在工资高的半老头子找媳妇，比年轻小伙还容易。

        不管儿子、媳妇怎么刮他，到底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儿媳妇。他凭什么替别人养孩子呢？记得小时候拉屎，爹老说“憋着，到自己地里拉去”，憋得他肛门生疼。这就是庄稼人常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哟。

        谁知秀梅从前那个男人，是个什么混账王八蛋，好，他倒逍遥去了，让邓元发来给他养孩子。养了半天，到了儿也不会和他一条心，还是那个王八蛋的孩儿。他这是何苦呢，有钱没处花了是不是？

        说他王八蛋没错。邓元发早就通过人事部门，对秀梅的情况做了全面了解。尤其是离婚问题，万万要了解清楚，她要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到时候也给他来个离婚怎么办？本来就是个二婚头，再来个离婚，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秀梅政治上可靠，业务上也说得过去，至于离婚，确实是那个男人的不是。

        可怜的秀梅！

        她应该有个依靠。女人就是这个样子，屋里没个男人撑着，日子便过得恓恓惶惶，就像羊群里的那些小绵羊，咩咩地叫着，老想找那个头羊靠一靠。

        看得出来，秀梅就等他这一句话了。可这句话，好难出口啊。邓元发是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不会干那号不负责任的事。不像有些人，走到哪里乱许愿，热乎两天，人一走就完啦。女人们，可怜哪，不能那样对待她们。你这里脑子一热，随便说说，她们可都是认死理的人，到时候死死缠住你，甩都甩不掉，看你怎么办。

        开车铃响了。列车员催促乘客上车、送亲友的下车了。

        秀梅用她那圆乎乎的眼珠子，悠了邓元发一眼，说：“快上车吧。”

        秀梅不胖，可是哪儿哪儿都是圆乎乎的，连眼珠子也是圆乎乎的，招引得邓元发总是涌起捏捏她、揉揉她、搓搓她的欲望，于是不由得又去和她拉手。一拉住秀梅的手，邓元发又舍不得放开了。秀梅脸红，喘气，又不好意思马上抽出自己的手，怕邓元发难堪。只好佯作不觉地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不是就要退下来了，怎么还让你出差……听说那里有流感……有空写封信来……”

        小傻瓜！不是因为快退下来，他还不出差哪。这样的机会不多喽，出一次少一次哟。

        从前邓元发最不喜欢出差，虽说地方上的同志迎来送往、前呼后拥，接待得很周到、很实惠，但他想，那些名山大川、山珍海味、地方土特产，反正都在那里摆着，跑不了，慢慢来。谁知道中央来了个取消干部终身制，这一家伙，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说没就全没了。

        有消息说，今年年底对那些到年龄的干部，毫不含糊地要来个一刀切。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三十任你挑，四十步步高，五十正发烧，六十砍一刀，七十当柴烧。”真是透彻啊，无比的透彻。

        三中全会以前，邓元发不怎么听报告，也不怎么认真看那些红头文件。他觉得，那些报告即便不听，那些文件即便不看，也没什么关系，它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他的既得利益，至于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只要往左再偏一点，总不会离了谱去。

        三中全会以后，他是有报告必听，有红头文件必读，不但他变得敏感了，就连他的两个儿子也变得敏感了。因为在那些报告、文件里，总能找到一些新的“精神”。那些“精神”，慢慢地、一点一滴地把他们的既得利益化为乌有。比方那个干部“招聘制”，对他虽不存在什么威胁，即使对他的儿子，眼下也不会立即发生无人招聘的危险，但他仍然感觉到它对儿孙们的潜在威胁。

        从地下通道里钻出两个踩着点儿的乘客，背上背着、肩上挎着大大小小的提包，火车头一般地喘着粗气，横冲直撞地朝着即将开动的列车奔来。他们也不看车厢号码，见门就上。

        守在软卧车厢门口的女列车员，只打量了一眼，便断定他们不是软卧车厢的乘客，很不客气地拦住了他们：“往后走，这是软卧车厢。”

        两位踩点儿的乘客，朝远远的车尾看了看，又掉过头来恳求她：“同志，快开车了，让我们先上去不行吗？”

        “不行。既然知道快开车，还不早点来。”说罢，便高高地抬起她那很有身份的下巴，一动不动地看着，或是根本没有看地看着前方。她那尖尖的面孔，板得像一枚又酸又硬的青杏。

        她是软卧车厢的列车员，接待的都是一等人物，自己也就一等起来。因此她不愿和眼前这两个人多嘴多舌，以免掉了自己的身价。

        把门，恐怕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权力了，居然也有人为了图方便求她，而她居然能嘎嘣脆地给人一个回绝，这让她稍许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站在车厢连接处的秦铁丹对她说：“小同志，让他们上来算了。”

        那枚青杏，仿佛霎时间熟透了，变得又甜、又红、又软，并且甜得恰到好处地笑着说：“我们要保证首长的安全嘛。”

        秦铁丹说：“啥个保证安全，哪儿来那么多不安全的因素嘛。刚进城的时候，我们还不是成天在街上走来走去。现在呢，坐进了小汽车，还要拿个纱帘挡住……把我们和老百姓隔得越来越远喽……”

        女列车员想，这个老头真怪，有谱不会摆，有福不会享。人家求都求不到，他还嫌坐汽车喽、拉纱帘喽……

        那两个踩点儿的乘客，只好背着沉甸甸的行李，朝远远的列车尾部奔去。他们肩上的挎包，无意中把邓元发撞了个趔趄。

        秀梅着急地说：“哎呀，怎么往人身上撞啊！”趁势也就从邓元发那热烘烘的手掌里，抽出自己又白又软的小手。

        邓元发看出，她本想摩挲摩挲他被撞疼的后背，然而她的手在半空停了一停，又垂落下来。

        这是个知道疼人，又疼得很有分寸的女人，准能当个贤惠的老婆。邓元发不喜欢那种跑跑颠颠、高腔大嗓、指手画脚的女人。那种女人，工作可能干练，当老婆可不行，家务事准是一塌糊涂，弄得该吃饭的时候吃不上饭，不是给你来个开水泡饭，就是给你来包方便面，长此以往，不得胃病才见鬼。该换季的时候，找不着换季的衣服，霜降之后没准还让你穿着的确良裤子，秋风一吹，的确凉。入伏以后，还没有一件正儿八经的衬衣，闹不好你得穿着“老头乐”去上班……更不要指望她在你怀里噘个小嘴，撒撒娇了。搞那样一个老婆，和没老婆有什么两样？！

        “走了啊。”邓元发迈上了车厢。

        列车“吱扭”响了一下，便启动了。

        秀梅摇着一条带红花的小手帕，在月台上急急地跟着火车走了几步，便消失在送行的人群里。

        邓元发转身向二号包厢走去。他猛地在包厢门口站住，一时怀疑，这里是不是软卧车厢。

        靠车窗坐着一个穿花条西装的男青年。西装的料子和做工都属现时一流，领带的颜色也很艳，白衬衣的袖口和领口上，却有一圈灰黄色的垢痕，手上还戴着两个分量不轻的金戒指。脚上的皮鞋头，尖得能把人攮个窟窿。怀里抱着一个袖珍收录两用机，头上卡着立体声耳机，半眯着眼睛，随着音乐的节奏，悠荡着长长的二郎腿。

        上铺还有一个看不出身份的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个女人家，有这样看人的吗？邓元发赶紧收回自己的目光，但心里不由一动，这女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他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感觉，可又不便再抬头看她，那女人正盯着他呢。奇怪，他有什么地方引人注意呢，让一个女人这么盯着瞧？要想置若罔闻，还真得有点硬功夫。

        她是干什么的？港澳同胞，还是外籍华人？不像。大陆的女人，别管穿得多么讲究，还看得出是大陆的女人。不过她脖子上那条闪闪发亮的项链，说明她绝不是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唉，也难说，如今有些老战友的闺女，脖子上也套那玩意儿啦。

        幸亏邓元发一眼看见小桌上放着秀梅送来的一网兜吃食，证明了这的确是他所乘的包厢，不然他真得向后转了。

        邓元发满心不悦地走进包厢，凛然地在自己铺位上坐下。

        居然把他和这两个不该乘坐软席卧铺，又明显和他不是同一个档次的人，一同塞进了这个包厢！他们有什么资格进入这个领地，与他平起平坐？难道他当初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干革命，就是为了让这样一些人，坐到软卧车厢里来吗……

        这时，秦铁丹走了进来。

        一见秦铁丹，邓元发便有些发窘。想不到秦铁丹竟和自己同一包厢，方才和秀梅那两下子，一定让他看了个透。别看他那双眼睛半眯缝着，好像很和善，再往深里探一探，厉害得很哪。

        秦铁丹笑眯眯地看看邓元发，又笑眯眯地看了看其他两位乘客，一见如故地和大家点点头，又依次打听各自的去处。

        “跑趟买卖。”花条西装干脆利索地说。

        天爷，这小子毫不感到理亏。邓元发朝他横过去一道极不情愿，而又非横过去不可的目光。哼，竟然是个二道贩子，邓元发更觉不满，要是个干部子弟倒也罢了。别管那花条西装、那花里胡哨的领带、那两个金戒指让他多么难以忍受，哪怕他老爹和自己毫无干系，只要是个干部子弟，仿佛和他就有了一种“血缘”关系。

        “你呢？”秦铁丹问邓元发。

        “去E市出差。”邓元发不自觉地躬了躬身子。

        秦铁丹的满头银发，犀利的目光，言谈话语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派，都让邓元发感到，秦铁丹的级别至少比他高三级。不知是哪个部门的头头？刚才和秀梅那一手，已经算是失态，万万不可再有闪失。万一他或他的老战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相熟，可就麻烦了。这样想着的工夫，便像渐渐地穿上了一套隐身服。

        “我到终点。”边文月在上铺矜持而又含混地答道。

        “出差还是旅游？”

        “看望我姨妈，然后从那里出境去美国。”

        一听“美国”两个字，花条西装顿时把卡在头上的立体声耳机除下。收起二郎腿，从下铺探出身子，仰视着边文月，好像她就是美国。但很快便显出“什么也瞒不了我”的微笑，伸出手指，点石成金地朝边文月一指：“我说大姐，您就是那位日本电影明星‘真由美’吧？”

        这句话把大家提醒了，一个个认真地端详起边文月。

        边文月爽朗地笑着说：“你猜错了。”

        “不是？”花条西装并无半点下不了台的样子。

        怪不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她确实像“真由美”，邓元发看过那部电影。

        显然邓元发认不出她了，但边文月一眼就认出了邓元发，虽然他们只见过一面，谈了不到十分钟的话。

        “你去美国做什么呢？”秦铁丹又问。

        “自费留学。”

        “外面有亲戚朋友吗？”

        “有。我三叔，还有我堂哥。”说到这里，边文月有意提高了嗓音，“我堂哥是前几年出去的，他原来在某某医院工作。”

        这句话果然引起了邓元发的注意。“你堂哥在某某医院工作过？他叫什么名字？”邓元发问道。好像他的口袋里，装着那个医院所有职工的档案。

        边文月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堂哥的名字。

        “啊——嗯，嗯。”邓元发认真地回忆着，但他根本想不起来谁是谁，当然就更不记得和边文月那不到十分钟的谈话。

        边文月再一次为堂哥感到委屈了。

        “一个人孤身在外，会碰到很多困难，总要有人照顾才好。学成以后，还回来吗？”

        “回来。当然回来。”

        邓元发“哼”了一声，恨不得将他自以为可以透析一切谎言的本领，像发射炮弹那样，从鼻孔里发射出来。回来个鬼哟！谁见过自费留学生回来呢，他们差不多在国外都有趁钱的亲戚，资本家什么的。在花花世界里一泡，资产阶级生活一腐蚀，还能回来？！瞧她那身打扮和做派，还没到美国，就已经和老外差不多了。

        “嗯，好。”秦铁丹说。他突然停住了话头，静静地沉思起来。车窗外，被一片片树影切割成碎块的阳光，时亮时暗地在他眼睛里，点染出或深或浅、忽近忽远、难以名状的心绪。

        边文月因这“嗯”字而满心欢喜。她一直期待着这样的一个回应，然而同学们却没有一个这样问她，或是听她。

        他们大多说：“永别啦，别忘了我们。”

        或是：“你就是回来，恐怕也是一个‘滑稽美人’了。”他们将“美籍华人”，戏称为“滑稽美人”。

        “再带个外国女婿。”

        ……为什么反倒不如这个陌路相逢的人相信她，理解她？

        换了别人，换了往常，这种刨根问底的劲头，一定会引起边文月的反感，让她觉得失礼、唐突。而如今，曾经使她万般无法忍受的，她全以更加宽容温厚的心接受下来，甚至带着一种自谴，想到往日看待世事的偏激、苛刻。

        秦铁丹眼睛里的光亮，使她想到夏日傍晚，躺在高高的干草垛上，承受着从落霞那边吹来的温热而又清爽的晚风。而他脸上那纵横交错、又深又长的皱纹，又使她联想到一棵枝叶茂密的老树，每一片婆娑的绿叶，都像一个绿色的、令人安睡的摇篮。

        邓元发却感到很不自在。他总想摸一摸秦铁丹的底，否则这一路就会和“三岔口”差不多，让他提防一路，摸黑一路。

        他小心翼翼地问秦铁丹：“贵姓？”

        “小姓秦。”

        “啊，秦老。”

        “不敢，不敢。”秦铁丹连连摆手。

        “秦老在哪个部门领导？”

        “我已经离休了。”

        “唔，是这样——”邓元发轻声轻语地说。“样”字后面那个稍长的尾音，似乎泄露了邓元发某种心态的快速转换。随着，他那稍稍躬着的背，也不知不觉地直了起来，毕恭毕敬的模样，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呀？”当谈话再继续下去的时候，邓元发自如了许多，也主动了许多。

        “回老家看了看。”秦铁丹满怀温情、眷恋地回答。

        “老家还有不少亲戚？”

        “没啦，早没啦。”

        奇怪，既然老家什么人都没了，还回去干什么？而秦铁丹那温情、眷恋的劲头，也让邓元发感到不解。

        女列车员捧来几双羊皮拖鞋，摆出只为秦铁丹、邓元发服务的架势，说：“首长，请用拖鞋。”

        这一声“首长”，唤得邓元发扬眉吐气，眉开眼笑。他矜持而得意地微笑着。“小同志，服务很周到嘛。”说着，理所当然地越过秦铁丹，先去拿拖鞋。

        “还请首长多多批评指导。”女列车员伶俐地说。

        邓元发就像在百货公司，为自己购置一双新鞋那样精心地挑选着。把每一双拖鞋的鞋帮、鞋底，反过来、复过去地捏着、敲着；掰开鞋帮和鞋底间的接缝，检查是否开线……好像那双拖鞋从此永远归他所有。女列车员耐心地候在一旁，直到邓元发拣了一双满意的为止。

        边文月很有兴味地观看邓元发挑选拖鞋。为了一双不过属于他十几个小时的拖鞋，可以这样不厌其烦，然而对于应该落实政策的堂哥，却那样粗暴、不负责任！

        一九五七年堂哥从医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这个邓元发麾下的某个医院工作，因为给邓元发提了一条意见——不要用狭隘的农民意识，对待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为这一句话，堂哥吃尽了苦头。奶奶常说：“幸亏只说了一句，要是说了两句，不知还要遭什么罪呢。”

        堂哥改造得很认真，最早一批摘掉了右派帽子。为这，他感恩戴德，涕泪交流，觉得来世变犬马也报还不了这份恩情。还指天指地发誓，从里到外，从前到后，永远不会再提意见。

        可“文化大革命”一来，老账重提，把他整得更狠，还扣发了若干年的工资。这么一来，他的誓言，他那来世变犬马的许愿，全都一风吹了。而且牢骚满腹，怪话连篇。说：“什么叫摘帽右派……就像我们穿的棉猴，帽子摘下去了，可是还在背上背着。”

        …………

        求见邓元发真是难极了，边文月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写了多少封信，全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她不得不找上门去，可传达室的人不是说他“开会去了”，就是说他“出差了”。

        拖了两个月，愣是没有见上邓元发，后来还是通过一位同学，走了邓元发儿子的后门，才算见到他。

        听了边文月的意见和要求，邓元发像是听了海外奇谈。“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我吗？”

        “难道不可以吗？”边文月深为他语气中的不满、不屑、鄙夷所惊讶。

        “哎呀，我看这件事就算了吧，不就是几年的工资嘛。他不是要去美国吗？美国工资那么高，他还在乎这点人民币吗？”邓元发认为，凡是出国的人，都会在外面发洋财。

        邓元发在说到“人民币”三个字的时候，流露出他自己也意识不到的自卑自贱，这又让边文月大为惊讶。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是一个受了委屈的人，如果——”

        邓元发不耐烦地打断她。“你想过没有，这笔钱从什么地方出？国家的工资总额是按人头发放的，一个萝卜一个坑。难道我们为还你堂哥那点钱，给中央、给财政部打报告吗？”

        “那么，当初这笔钱，总应该存放在什么部门吧？”

        邓元发想，还说不是为了钱，这不，口口声声说的都是那笔钱。“我不知道，那个时期‘造反派’掌权，我早已进了‘牛棚’。”

        “当然，如果那笔钱已经没有了……我本来想，这对一个无辜被伤害的人，总算一个简单易行的表示歉疚的方式。这种心情，您大概不难理解，比方‘文化大革命’中，您被关进了‘牛棚’，运动过后，您不是也要求彻底平反，把那些诬陷您的不实之词予以澄清吗？至于扣发您的那些工资，不也如数发还了吗？”

        无辜！难道他邓元发会把一个无辜的、好端端的人，打成右派？闹了半天，她是“反攻倒算”来了。一个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黄毛丫头，居然这样放肆地和他讲话并且指责他。

        起先邓元发还能压着火听下去，侨眷嘛，统战嘛。及至听到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事和右派分子相提并论，他再也耐不住了，这两件事怎么能往一块捏？！伙计，摘帽右派，不等于不是右派，而是右派摘了帽子而已。即便现在一风吹了，不过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罢了。给你根针，你还真当了棒槌。他像光着脚踩上了蒺藜，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说：“同志，你不要搞错了，这可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

        谈话就这样不愉快地结束了，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没想到他们又在这个车厢相遇了，使边文月有机会观察一下邓元发的灵魂，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是个什么状态。

        他们将要同行十多个小时……

        边文月真想就堂哥的问题，再和邓元发谈谈，哪怕不谈那笔钱，不对堂哥道歉，只要感情上达到某种沟通……如果真能那样，这恐怕是她带给堂哥最好的礼物了。作为一个读书人，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舍此，还能有别的什么！

        要不要和邓元发说穿呢……

        邓元发觉得口干，便从提包里拿出搪瓷茶缸和一个装茶叶的牛皮纸信封。他把塞在茶缸里的毛巾、肥皂盒、牙膏、牙刷一一掏出，倒了一些茶叶在搪瓷茶缸里，便伸手去拿小桌上的暖水瓶。

        暖水瓶通身雪白，上面还画了一枝蓝色的水仙。

        真是乱弹琴，水仙有蓝色的吗，谁见过？

        暖水瓶上端，有个像茶壶一样的壶嘴，不过那壶嘴是冲下的，倒起水来大概很方便，可是没有把，怎么提起来呢？邓元发只好倾斜暖水瓶的瓶身……水却无法倒出。

        花条西装殷勤地告诉他，“这样，”他按了按暖水瓶顶部的小圆盖，水就从壶嘴里流出来了，“这是气压暖水瓶，二十八块钱一个，比老式暖水瓶方便多了，尤其老人小孩使用，不容易烫手。”

        他不知拿了暖水瓶制造厂多少回扣。邓元发并不因花条西装的主动服务，而忘记他那二道贩子的身份。

        花条西装似乎缺乏自知之明，他往邓元发的茶缸里看了看，很有把握地说：“您这是四级‘旗枪’吧？”

        邓元发悻悻地把搪瓷茶缸，往自己跟前挪了挪。“四级”旗枪怎么了，他竟敢嘲笑他的寒酸吗！

        “要不要尝尝我的？”花条西装打开他那印有精美图案、双层盒盖的茶叶盒，给邓元发递了过去。

        邓元发双手拦住他的茶叶盒，迭声说道：“不，不，不。”不知根，不知底，姓甚名谁也没有搞清楚就请喝茶，谁知道喝茶后头紧跟着什么花样。

        “尝尝。”花条西装毫不气馁，又转而邀请秦铁丹和边文月。

        秦铁丹并不拒绝一级“旗枪”，反而赞道：“好茶。”

        花条西装虚怀若谷地说：“春天的茶，喝到现在已经老了。”

        邓元发兴味索然地别过脸，朝车窗外望去。路边的田埂上，一条狗毫不害臊地抬起后腿，对着列车撒尿。唉，连狗都如此这般地放肆了。

        离路基不远的一条公路上，几辆牛车在秋日的阳光下，迈着悠闲的步子。车把式拢起鞭子，靠坐在负载的麻袋上，淡漠地瞅着疾驶的列车。田野上，隔三差五地有人在锄地，一寸一寸地、持之以恒地往前挪动着脚步……快收庄稼啦。

        这景象使邓元发感到亲切，他太熟悉这种生活了。他的祖先、祖先的祖先，就是这么过来的，到他这一辈才撂下锄把。革命像一股洪流，把他从地上掀起来、带走，像卷走一垛干草，一去不再回头。

        要是没有革命呢，他可能还在地头上捏锄把，坐在土坯房的门槛上吸旱烟。早上顶着星星出去，晚上顶着星星回来，喝碗玉米面的野菜糊糊，再往那烟熏火燎、黑咕隆咚的屋子里一栽……哪儿能坐在软卧车厢里往外瞧？

        他爱窗外的那块土地，感情上和那片广袤的土地有着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闭上眼睛，不无怀念地想象着那块土地上的泥土气息，然而他又觉得，坐在软卧车厢里，还是比在田里捏锄把惬意。唉，要是能把车外那块土地搬进软卧车厢，来个土洋结合就好喽。

        餐车服务员来卖晚饭了。

        花条西装张口就是：“来个最好的菜，再来个汤。”

        邓元发只要了一个汤，秀梅送来的那一网兜吃食，准差不了。他一毛一分地把钱夹里的角票、钢镚儿搜罗净尽，交给了餐车服务员。

        边文月问：“有炒青菜吗？”

        餐车服务员的热情，倒是一视同仁。“没有，只有蛋汤。您要是不爱吃荤，来碗肉丝汤面怎么样？”

        边文月说：“我就来碗肉丝汤面吧。”

        邓元发打开秀梅送来的网兜。嗬，物资真丰富啊。茶叶蛋、卤猪肉、灌肠，还有几块蛋糕。这些东西都合他的口味，每样东西又分别用小塑料袋装着，既不会串味，也不会因渗漏污秽他的衣物。还有，怪了，她怎么知道他的口味？女人啊，真是鬼精鬼精的。

        到E市后，也应该给秀梅带点什么回来。买些什么好？邓元发从来没给女人买过东西，早先老婆活着的时候，他也没给她买过什么。一家人嘛，买来买去地干啥，谁需要什么，自己买去。话虽这么说，他可没为自己的衣食起居操过一份心，到时自有老婆送到手上。

        邓元发在心里默算着，这些吃食所需要的原材料以及它们的价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照着这个标准，给秀梅买些什么。他不能占女人的便宜，他可不是拆白党。

        买双皮鞋？听说E市的皮鞋不错，但十块钱怕是买不下来，再说他也不知道秀梅穿多大号码的鞋。再不就看价钱差不多的衣服买上一件，衣服不像鞋子，尺寸要求不那么严格，大些小些问题不大。听说E市的衣服又便宜又好看，花花绿绿的。女人们就喜欢这些，秀梅还年轻呢。

        邓元发瞥了瞥边文月的穿着，心想，不能买她穿的这种颜色，自来旧。也不能太艳，弄得像个妖精。不知怎么一来，竟把圆乎乎的秀梅，和“妖精”连在了一起。于是，他觉得妖精也不那么可怕，而秀梅反倒更招人爱了。

        “小妖精！”邓元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好像秀梅就在身边。她那圆乎乎的眼睛朝他一悠的时候，可不就像个小妖精。想到这里，邓元发暗暗地笑了，脸上还泛起一阵红潮。但他立刻收住脸上的笑意，迅速地扫视一下包厢里的人，生怕他们看出自己的心思。还好，他们的注意力全在花条西装身上。

        花条西装正从塑料提袋里往外掏食物，先是一瓶“五粮液”，又是一只烧鸡，又是几个扁扁的纸盒。他把纸盒一一打开，拿出里面的锡纸包。说：“餐车上的菜很难吃，还是这位大姐有经验，不吃。您光吃面条怎么行，我这里有几包软罐头，拣一个您爱吃的吧。这包是咖喱牛肉，怎么样，您拿去吃吧。”他递了一个给边文月。

        边文月大大方方地收下了。“谢谢你了，你想得真周到。我倒不是嫌餐车上的菜不好吃，我是不能吃猪油，一吃猪油就拉肚子。六〇年饿死人的困难时期，三叔一铁罐一铁罐地从国外往回寄猪油，我饿急了眼，抱着猪油罐就喝，喝伤了。”

        邓元发白了边文月一眼。不吃猪油？再饿你三天，你什么都得吃。造孽啊，居然还这么肆无忌惮地说出来。

        花条西装给秦铁丹斟了一小杯五粮液。“少喝一点，解解乏，晚上睡得更好。这位大姐我就不让了，我知道女同胞们不爱喝酒。”

        边文月说：“这你又估计错了，不比你的酒量差。”

        邓元发又白了她一眼。她还喝酒！

        花条西装连连致歉：“有眼不识泰山。”赶紧给边文月斟上。鉴于一级“旗枪”的经验，他比较谨慎地问邓元发：“这位老同志是不是也喝点？”

        邓元发半闭着眼睛，聚精会神地细嚼秀梅的卤猪肉。当然，能来点五粮液真是锦上添花了。但他不愿与这几个人对饮，便拒绝了花条西装的邀请。“我不会喝酒。”

        几口酒下肚后，气氛就更随意了。秦铁丹问花条西装：“你跑这么一趟，大致能赚多少？”

        “能落个万儿八千的。”

        邓元发差点被嘴里的食物呛住。

        边文月好奇地问：“做什么买卖，能赚这么多钱？”

        “这还多啊，有人比我还会挣呢。我做的是电视机的长途贩运。现在有些农民手里的钱花不出去，国营商业网点又没有跟上，这些赚钱的机会，就给了合理贩运的人。农民满意，我们待业青年的生活，也有了着落。”

        秦铁丹说：“贩运电视机不像贩运衣服、鞋子那么容易，像货源啦、运输啦，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花条西装此时却又老到地一笑。“好办，只要你肯花钱，什么都好办。有个一万块钱，全都打发了。”他呷了一口酒，吃了一口菜，又接着说道：“钱是身外之物，留它干什么，不瞒你们说，银行里我才存了四万，这也是为今后留个后路。万一有天国家说不让我们搞了，我就不搞。每个月光靠这四万元的利息，至少也够个十三级干部的生活水平了。”

        花条西装这笔账，听得邓元发目瞪口呆。他参加革命几十年，才闹了个十一级待遇，这小子投机倒把，竟生活得比他还阔绰。这叫什么事啊！

        “剩下的钱，大部分捐赠给待业残疾青年手工艺合作社了，他们要比我困难多了……”他忽然低头不语，甚至还有些伤感的样子。

        “你们能有今天，也不容易。”秦铁丹说。他轮流看着眼前的两个年轻人，觉得他们这代人的生活，远非一般人以为的那么表浅。在他们还没长得足够宽厚的肩膀上，似乎过早地分担了自己这一辈人的责任或过失。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花条西装从秦铁丹这句简单的话里想到，秦铁丹一定明白，自己方才说的，不过是这种闯荡生活的一个方面，至于这种生活的艰辛，或是他自己不好意思亮出来的某些不光明的东西，秦铁丹一定也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忽然想痛哭一场，但他终于忍住，只是仰起脖子，把一杯五粮液灌进了喉咙。

        而秦铁丹也变得恍惚起来，恍惚里甚至夹杂着稍许的忧伤。

        晚饭以后，女列车员来打扫房间，她像吆喝下人那样，对靠窗而坐的边文月说：“喂！把小桌上的烟灰缸递过来。”闹得边文月怀疑，她是否也像花条西装那样，把自己错认为某个人了，而那个人不是影响了她提工资，就是影响了她入党。

        边文月默默地把烟灰缸递给她，然后走出包房，站在通道的窗前向外眺望。女列车员威风凛凛地把烟灰缸在小簸箕上磕得咣咣响。

        一缕淡淡的烟香，飘进了边文月的鼻孔。她侧过头来，秦铁丹不知何时，已站到了她的身旁。“里面有些气闷，”他说，并且放下了窗旁的折凳，“咱们在这里坐会儿吧。”

        边文月随着坐下，她想，他大概以为那女列车员使她不快了。然而秦铁丹并未说出什么体恤的话，他只是很有兴味地与她一同眺望着远处不断变幻的景色。

        夕阳下，那景物原本如雕塑般的线条，在渐渐浓郁的暮色中朦胧了，像一阕渐渐远去的歌，令人不由地想起一些惆怅的往事。

        “我原来的名字叫铁蛋，进城后才改叫铁丹。人家说我原来那个名字签个名、批个文不方便。有啥不方便呢？”秦铁丹感慨地摇摇头，不知是否定劝他改名字的那个主意，还是否定自己居然接受了那个主意，“……我刚从老家回来，和我同辈的人，还是叫我铁蛋。我是不是应该把名字改回去，还叫铁蛋？”显然，他不是在问边文月，而是在问逝去的日子。他专注地看了看边文月，好像在判断她是否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边文月把头倚在车厢的壁板上，静静地听着。虽然她不明白秦铁丹，何以说出这一番不着边际的话。

        秦铁丹继续说下去：“全国解放后，我回过几次老家。头一次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活活饿死人哪，更不要说穿件囫囵的衣服，乡亲们却没有一句怨言。老五哥是烈属，饿得昏倒在粮缸旁边，也不肯动缸里的一粒公粮。他咋说？他说‘谁也不怪，怪咱这儿地气不好’。他弟和我一块参加革命，给咱跑交通，让敌人抓住活埋了。土埋到胸口，”说到这里，秦铁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好像他也被活埋过，“敌人拿铁锹往头上一拍，头就裂开咧，那血，喷得有一丈多高……咱那里是老区，老区的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人家把自家的儿、自家的汉，都送上前线了。辽沈战役有个排打下来，只剩下两个人……人家咋说？‘革命哩，将来有好日子过哩’，现在咋跟人家说？我愧得慌，好像是我把人家诓骗了。我咋说？我只好说‘国家有困难，天灾人祸呢’。其实我心里亮亮的，啥都知道，我又在哄人家。天灾！那些胡日鬼的政策，比天灾还害人哩，啥叫人祸？这就是人祸。

        “除了身上那套军装，我把带去的钱，还有那身将校呢的军装，全留下了……管屁用！回到部队，我把老家的情况写了写，让人打印出来到处送。咱有线，上头有不少人是从咱老区出来的。心想，他们的权力比我大，这些问题保险能解决。傻呢，连我，连他们，连那打字员，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说的明明是眼见的事实，非说我造谣，攻击社会主义。战场上出生入死我都不怕，这事儿可把我吓住了。吃不下，睡不着。检讨、反省……都离死远着哪，可我咋变得那么稀松，我到底怕的啥？

        “想来想去，我明白了，我是怕丢了党票。一个一辈子追求革命、干革命的人，忽然成了反革命，这话咋说？这办法厉害呀！好，我检讨，我昧着良心胡说八道：‘老区的日子美得太，丰衣足食，人畜两旺，人民公社对着咧……’最后总算过了关，保住了党票，等到晚上，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恨不得给自己两耳光。我不敢想我那老五哥，也不敢想我那善心的乡亲，到啥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去算算这个账……从那以后，我像被抽了筋，一天到晚软不塌塌的，唉！”

        秦铁丹叹了口气，垂下满头银发的脑袋，对着自己那双骨节粗大的手发呆。

        秦铁丹的嗓音并不动人，带着老年人的嘶哑，还有一腔分不出东南西北省的口音，但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

        这样的事，边文月过去听到的太多。头一回，她还感到震惊、愤懑，渐渐地就麻木了，习惯了。甚至觉得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存在，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谢天谢地，那样的日子总算过去了。”边文月说。

        “是啊，过去了。”秦铁丹哭似的笑了笑，“第二次回老家，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那时我刚从‘牛棚’里出来，还没有恢复工作……”

        “既然老家没人了，还何必回去呢，可别再像第一回那样惹身祸。”边文月插嘴道。

        “真怪，我就是耐不住。那里的人，那里人过的日子，那里的土地，老在我脑子里转悠，让我牵肠挂肚。也许，说到底，我不过是个穿了军装的农民。”

        边文月说：“也是，也不是。”

        秦铁丹听了，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好像终于碰到一个行家，对他冥思苦想许久，也没有想出结果的问题，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结论。

        “第二次回去，虽然不像困难时期那样饿死人了，可是那里的人也好，地也好，人的心气儿也好，全像让人榨干啦。临走我问乡亲们需要点啥，他们谁也不搭话，只管望着老五哥。如果最能受苦的老五哥不说啥，他们是啥也不会说的。

        “老五哥穿的还是我十几年前留给他的那件将校呢上衣，那衣服一看就知道，从上了身也没换下过，脏得油光光的。领口、袖口、胳膊肘那里，补着各色的补丁。他垂着头，怀里抱着赶羊的鞭子，只管翕动嘴皮，不见出声。他撑着哩！庄稼汉，牙掉了往肚里咽呢，有灾有难，能受着哩。可他心里又清清的，乡亲们穷得撑不住啦，他不能不为众人想一想，最需要救急的是啥，实在难说啊。你试试看，啥都没有、啥都需要的时候，你就说不出需要啥了。最后，他看了众人一眼，只说了一个字：‘盐’。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买了盐……然后就踩着浮土没过脚踝的黄土路，走了。我一步一回头啊。乡亲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出地站在那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的黄土路那头，远远地望着我。他们的脚下，是我买下的那几麻袋盐，远远望去，像几块粗剌剌的石头。

        “只有娃们，赤着小脚，在我身旁跑着。他们跑到我头里几丈远的地方停下，回过头来定定地望着我。等我跟上他们，他们又往前跑去，又在几丈远的地方停下，定定地望着我，好像要牢牢记住，这个给了他们几麻袋盐的人……厚厚的黄土路上，真真地印着他们的脚指肚儿、前脚掌、后脚跟。你猜我当时想啥，我想，这地上哪怕有一滴水，也能长出一棵树来噢。”

        那几袋沉甸甸的、又苦又涩的盐，那一个个清晰的小脚印，那伸向远方、不见尽头、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棵树的黄土路，以及黄土路的那一头无言地、坚忍着无尽苦难的乡亲们，此时全在边文月的眼前揪心地晃动着。她心里也涌起一阵又一阵歉疚，好像这一切也都有她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回走，我和老五哥说着耍，问他还需要啥。他说：‘学生娃？’这倒把我难住了，我能给人家个学生娃么？不能。难怪老五哥把他那孙子当神哩。那娃写字的时候，老五哥气也不敢喘，他咳喘着呢，一咳喘就用袖子把嘴堵上，眼睛一眨不眨地一旁守着，像看玉皇大帝下凡。谁人走动一下，他忙说，‘悄悄的，娃画字呢。’那娃一面写，一面呼哧哧地从鼻眼里往外喷气，吹得小油灯上的火苗忽闪忽闪的。我往前探了探，咦，一个‘于’字写得个怪，我对那娃说，‘下面那个钩子，应该往左挑，你咋往右挑？’老五哥见娃臊了，不高兴地说，‘往右挑咋咧，往右挑咋咧？你没挑过担么，哪个肩膀都能挑呢。’”

        边文月扑哧一声笑了。

        “那娃，是他家祖祖辈辈第一个‘知识分子’呢。”

        火车轮子吭隆隆、吭隆隆地响着，好像不停地在说，“过去了，过去了……”边文月多次乘坐火车，她似乎总能从车轮的隆隆声里，听出些什么。

        秦铁丹疲倦了，但却显出一吐为快的惬意。他激动了许久的心，安静了。如夏日骤雨后的晴空，碧澄澄的。

        边文月释然了。她何必舍近求远呢？她无法在邓元发那里找到的东西，却在秦铁丹、老五哥，以及老五哥的孙子、乡亲那里找到了，也许还可以在更多的地方找到。

        半夜里，女列车员把邓元发叫醒了。“首长，您该下车了。”

        邓元发起身，从行李架上拿下自己的行李，看了看沉浸在梦乡中的同路们，想到不必再一一告别，自有一番轻松。

        站台上，除了接待单位两个接站的同志，别无他人。寒暄过后，他们便向出站口走去。

        此时，火车长鸣一声，又启动了。起先邓元发还能和火车并行，但是列车加速了，它越走越快，转眼便把邓元发甩下，很快消隐在浓黑的夜色里。

        然而，很远，还看得见最后一节车厢的尾灯，鲜红鲜红地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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