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范老的话头，顺便对葛任在日本的生活做些补充。据《东亚预备学校校史》（1957版）记载：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千人之多，仅东亚学校就有三百六十人。因此，中国留学生在校外借宿的现象非常普遍。黄炎先生所著的《百年梦回》一书，对他们当时的借宿生活也有描述。对范老提到的照相一事，书中也有涉及：

        对川田一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妹妹和弟弟。他的妹妹当时还小，喜欢赤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我们都看惯了缠脚的女人，即便是放了脚的，也很少看到赤脚行走。葛任说，女孩的天足让他想起了糯米年糕，细，嫩，散发着香甜。我记得葛任当时还给我们念了一首《江南好》：“衫布裙绸腰帕翠，环银钗玉鬓花偏。一溜走如烟。”走如烟的还有川田的母亲。当她穿着木屐在院内的石径上走过，那嗒嗒嗒的声音就像是钟表的指针在匀速跳动。听着那声音，我有时竟会感到自己回到了中国遥远的过去。从缠绕着蚕豆花的栅栏的缝隙看出去，在某幢建筑物的一翼上出现的汉字，更加深了这种印象。我还记得她常穿一件浅蓝色的和服，上面的图案据说是神户的景致。

        有一段时间，我们都迷上了照相。川田的一个病人的家属，有一个照相机。那人是个瘸子，他对川田极为恭敬，川田正是从他那里学会摄影的。我记得好多照片上都有陈独秀。他喜欢照相。我们是在东京郊外的高田村认识陈独秀的，一起认识的还有李大钊。可惜的是，那些照片都被我悄悄烧掉了。在延安的时候，每当有人问我在日本时是否与陈独秀有过接触，我都一概摇头否认，不敢接腔。

        黄炎提到的高田村，是东京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葛任曾从父亲的朋友徐玉升先生那里知道，父亲逃亡日本时，曾到过这个村子。所以到了日本以后，葛任抽空来了一次，算是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后来他曾向我的姑祖母讲过他所看到的高田村：村里的民房非常简陋，村边有一小山，小山后边有一座颓败的古刹，但从古刹朽坏的飞檐上，仍不时传来鸣禽的啼啭。那些鸟是从池塘边的柳树和刺槐上飞过来的，池塘就在古刹坍塌的院墙后面。柳树已经泛绿，而刺槐的枝丫却还是黑的，就像当年跟着母亲作画时用过的炭条。一个当地人告诉他，以前曾有一个支那人和一个女人住在这里。他便想象那个“支那人”就是自己的父亲，而那个女人就是林心仪。他在村外走来走去，想象着父亲的逃亡生活，寻找着父亲当年的影子。就在这一天，他在位于小山旁边一间低矮破败的民房门楣上，看到了几个中国字：月印精舍。他很快想到，这莫非是父亲留下的？但随后，他就看到了一个留着仁丹胡的男人。此人就是李大钊，而在房间里与李大钊高谈阔论的人，就是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陈独秀。葛任，这个寻找父亲旧踪的人，在同一时间见到了后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南陈北李”。

        随后，同游的黄炎、川田和范继槐等人也来到了月印精舍。黄炎在书写到了此事，并提到了他们随后同游京都鸭川的一些片断：

        李大钊留着小平头，额头很大，时常紧抿着嘴。而陈独秀却像个诗人，嗓门很亮，手势很多。当他的手在空中舞动时，你会觉得他手中正舞动着一把隐形的倭刀。那一天，当陈独秀向我们打听尹吉甫的时候，我立即想到了在大贞丸号邮轮上落水而死的那个人。葛任说，他还保留着尹吉甫死前留下的一片糖纸，上面有几句诗。他的记性很好，当场把那几句诗背给了陈仲甫（独秀）听。陈当时就哭了起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正是从陈独秀那里知道，尹吉甫是上海东亚图书馆的一名编辑，是来日本商量办杂志一事的。我又想起了尹吉甫化脓的伤口，以及他抚痂而歌的样子，不由得一阵心酸。

        我记得葛任当时谈到了他的父亲。南陈北李都是两岁时死了父亲的，李在三岁时还死了母亲。葛任与此相仿，他幼时没见过父亲，后来又死了母亲。他们都是无父无母之人，所以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记得在第二个周末，陈独秀按照葛任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川田家中。葛任拿出他的《蚕豆花》一诗，恭请陈独秀雅正。时代久远，我已经难以回忆起陈独秀对那首诗的评价。但我知道，陈独秀从此将葛任当成了一个文友，常在一起谈诗论文。

        的分岔处，倒是性情温柔的葛任先下了水。葛任以前曾将日本比做另一个时代与风土的希腊，认为两者皆不避裸体，是个性灵的国度，值得效仿。我想，他也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真的会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就像一只白鲟鱼。当白鲟鱼从水中直立起来时，我甚至看见了他生殖器上悬挂的水滴。葛任招呼川田下水，可川田却懒得下去。他在采摘岸边的石蒜花，说要带回医院，献给一名护士。陈独秀冷不丁的将川田推下了水，但他却很快又爬了上来。陈仲甫自己扑向水面时，宛如一只鹰。这或许掺入了我后来的印象，而历史就是由各种印象叠加而成的。是的，由于日后的诸多变故，我不单将他看成一只鹰，也将他看成被鹰啄食的普罗米修斯……

        顺便说一下，葛任与陈独秀后来的交往，主要是书信交往。由于他们都关心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所以1929年陈独秀在写完《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的初稿以后，曾给葛任寄过一份，并请葛任校核其中的部分发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之时，葛任正在赴宋庄途中，他自然无法得此消息。因此，对陈独秀的一生，葛任有着怎样的评价，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至于他与李大钊的关系，正如阿庆曾提到过的，他们曾在上海大学做过同事，来往密切。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以后，在给我的姑祖母的一封信中，葛任曾这样写道：“守常竟已作古，令人备感伤悲。他是中国的耶稣，因他也是吊到木头架上死去的。手掌与脚踝没揳钉子，倒称得上国人的仁慈。当年，我是在高田村寻找父亲旧踪时，见到守常的，自此每以父兄待之。据说他死时舌头伸出很长，他要说甚么，看客们不关心，看客们要看的是上面落的灰。”葛任对李大钊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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