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诗学》杂志2000年第3期上，我看到了范继槐先生的那首诗。从诗中看，范老确实早就想过重游白陂了：

        千里跋涉寻梦来，半世灯火照戏台。

        军民同欢军歌亮，白云河映白陂月。

        东边喊罢西边和，前幕拉上后幕开。

        想方设法要胜利，你称赤匪我称白。

        外教东进短兵接，本帅西向长征烈。

        荒山依旧枋口绿，老泪犹滴苏维埃。

        诗中果然没有出现胡安的名字，更没有提到胡安的英雄事迹：为扰乱国民政府的金融秩序而造假。范老说的并没有错，从诗学角度讲，把“胡安”、“造假”这些字眼放到里面，还真是“不好押韵”。由此看来，曾外公胡安的死，既在历史之外，又在诗学之外。

        曾外公胡安当年的“造假窝点”，位于白陂镇十五里以外的一个山谷。有趣的是它也叫后沟——如前所述，白圣韬曾被关押在延安的后沟。我曾经到过这个后沟。时过境迁，现在那里只剩下了一间行将坍塌的石屋。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从石屋前裂开的石条中长了出来，犹如梦幻之物。石屋的周围杂花生树，树枝上落满了鸟粪。这一切都说明，它早已被人遗忘在了时光的尽头。

        最先透露胡安死讯的，是上海的《民权报》和天津的《津门报》，两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下文选自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10月10日出版的《津门报》，里面提到“赤匪造假高手胡某”是被政府某保安团击毙的，这显然与范老的自述大相径庭：

        九月国民党中央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提议悬赏缉拿赤匪要犯以来，赤匪要人已屡受重创。胡某虽非赤匪要人，然其制造假钞，图谋危害民国，破坏安定团结之大好局面，逆迹显著，亦不可小觑。据悉，胡某此次是在参加一个恶毒攻击党的领导、丑化党与军队形象的活动中，被我乔装打扮的保安团成员击毙的，可谓死有余辜……

        如果这段话属实，那么事情就太蹊跷了：因为如果曾外公是被保安团击毙的，那么依照惯例，苏区定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事实上，曾外公与烈士这个称号毫不沾边。毕尔牧师在《东方的盛典》中的一段话，或许有助于这个谜团的解开。他首先写道，是我的姑祖母首先看到《津门报》上的这篇报道的。我的姑祖母立即怀疑，文中所说的胡某，就是葛任的岳父胡安，并担心葛任也遭遇了不测。毕尔牧师接下来写道：

        因为《津门报》曾宣称，“All t''s fit to print”（凡天下所可刊新闻，无不刊登），所以上面时有虚假报道。我想以此说明，这很有可能是妖言惑众之辞。但我无法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忧虑也与日俱增。这之后，我通过红十字会中的朋友查询此事，得知死者确系胡安先生。不久，红十字会中又传闻，胡安其实是被红军击毙的。因为红军已经败北，正图谋转移，而胡安对红军已毫无用处。至于政府所宣称的是保安团乔装打扮深入苏区内部所为一说，其实只是政府的离间之计。政府的用意很明显，即以此诱使红军内部肃反扩大化及自相残杀，从而走入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实，这几种说法里面，我倾向于相信范老的说法，即曾外公的死，是由于观众混同了艺术和现实的界线而误致的。我想，如果热爱戏剧表演的曾外公胡安泉下有知，对《津门报》和《东方的盛典》上的说法，他也不会认同。他或许还会认为，能够死于观众之手，对他来说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顺便补充一下，我最近一次见到曾外公的名字，是在《南方金融时报》（2000年10月12日）上面。众所周知，这已经是金钱至上的消费主义时代了。我看到“胡安”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与曾外公重名重姓的人。文章的题目是《伪币犯赖治国引渡伏法》。讲的是在香港和美国警方的合作下，公安部门最近捕获了一个制造假币的犯罪团伙，并将其头目赖治国从美国引渡归案。据赖治国坦白，他是在祖父影响下走向犯罪道路的。他的祖父生前曾向他透露，他的那手“绝活”是跟着一个名叫胡安的人在大荒山学会的。有趣的是下面一段文字：

        警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鉴于此前一些伪币犯也曾提到过“胡安”其人，并称胡为“大宗师”，警方认为，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一定还隐藏着另外一些与胡安有关的犯罪团伙。在庆功会上，有关领导号召同志们在鲜花和荣誉面前，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争取为人民再立新功。庆功会上，同志们也都纷纷表示，一定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尽早将所谓的“大宗师”胡安捉拿归案，以不辜负组织上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有什么办法呢？正是因为胡安被排除在了历史诗学之外，他们才会犯这种知识性错误，并注定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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