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第一部分，我曾提到葛任的狱友孔繁泰，在法国记者费朗（Jacques Ferrand）的帮助下去了法国，并成了卢梭的信徒。他和费朗保持了终生的友谊。1943年春天，他返回法国不久就因病去世了。他死后，费朗写了一篇名为《L''Eien infini》（《无尽的谈话》）的回忆文章（他后来的文集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其中提到了孔繁泰的这次故乡之行。我从文章中得知，孔繁泰到重庆来，并不是为了焚香祭祖，而是为了与鲁迅等人创办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取得联系。下面是文章中与葛任、冰莹、范继槐有关的内容：

        的报道中得知，鲁迅、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中国创办了民权保障同盟，同盟的宗旨是争取释放政治犯，向他们提供法律保护，并获得出版、结社、言论、集会等公民自由。这与他信奉的天赋人权观念是相同的，于是他立即着手回国，欲与同盟取得联系。一想到他要见到许多老朋友，他就彻夜难眠……他也提到了葛任，他的狱友，诗人，一朵个体存在的秘密之花。我记得那天晚上，孔向我背诵了葛任的诗句：“谁曾经是我，谁曾经是我的一生，是微风中的蓝色火苗，还是黑暗中开放的野玫瑰？”而孔先生本人便是诗中所说的“蓝色火苗”，黑夜中散发奇异芳香的野玫瑰。我想起许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向我背诵过这首诗。当时他刚从步军统领衙门的马厩释放出来，身上还散发着马粪的味道。

        回到祖国以后，他才知道同盟早于1933年6月就解体了。他白跑了一趟。他也没能见到当年负责接待萧伯纳的民权同盟的秘书长杨铨。他回到法国后对我说，早在1933年的6月，杨铨就在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刺杀了。我记得孔提到此事时，不无讽刺地说，上海人总喜欢把上海与巴黎、纽约、伦敦相比，其实更应该把它与吉隆坡、西贡、马尼拉相比。至少，巴黎和纽约从来没有当过别人的殖民地。在上海，特务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他说，杨铨就是在一个礼拜日的早晨被枪杀的，同时死去的还有杨铨的儿子。我清晰地记得，他把那些行凶的特务称为“歹徒”。

        ，以及多年前回上海时认识的一位律师朋友范继槐。他劝冰莹与他一起到法国去，但冰莹说，她身体多病，无法远行。有趣的是，那个姓赵的仆人和姓范的律师正是特务组织的负责人。当范问他为何回国的时候，他说他是回乡祭祖的。他的说法似乎骗取了律师的信任。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孔子，就是孔繁泰的祖先。在孔子故居山东曲阜沦入日军之手以后，重庆夫子池边的文庙就成了祭孔圣地。孔说，在谈话的第二天早晨，范还曾亲自陪同他到文庙祭祖。昔日的友情像花蕾一样，突然绽放了，但友情并不能弥补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当孔试图向范律师表示他对国内政治现状的不满时，那位律师先生引用旅居英国的中国小说家老舍在中创造的一个独特词汇“Sharekyism”（大家夫司基主义），委婉地说明，这是战争的需要。经孔提醒，我才知道老舍创造的那个词“Sharekyism”，指的就是“人人工作，人人快乐，人人共享”。范提到老舍是意味深长的：一方面说明他对流亡在外的中国人的政治活动并不陌生；另一方面又说明，他反对孔繁泰尊奉的天赋人权观念，认定那是不负责任的猫人的语言。孔对我说，范最后用戏谑的口吻对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是孔子的信徒，而你，孔子的后裔，却成了孔子道德观念的背叛者。”

        范说的没错，在中国，具有永恒价值的孔子的道德观念，是不需要人权观念支持的。孔子的世界是二元论的世界：劳心者与劳力者，小人与君子，奴隶与贵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与卢梭就像冰与炭难以相融。而孔繁泰先生，这位东方的君子和卢梭的信徒，就在那冰与炭之上踏步前行，直至现在进入天堂……

        这段文字表明，连费朗这样精通中国时局的记者，也认为葛任早已经战死了。事实上，在当时及以后的许多年里，这都是西方通讯社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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