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二战史·中国战区》一书记载：1942年5月1号，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率三个师两个旅，共五万人，动用八百辆汽车、坦克和飞机，采用“纵横张网，对角清剿，反复合击”战术，以及“三光”政策，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扫荡，企图发现并围歼“像鳗鱼一样滑溜，不可捉摸”（冈村宁次语）的八路军主力部队。从5月16号到6月20号，日军在滹沱河以南、德石路以北、滏阳河以西的三角地带，进行过反复清剿。二里岗战斗，就发生于这期间。后来，日本出版的《大东亚战史》，称它是“五月大扫荡之一典型战例”。

        二里岗战斗最早见于1942年10月11号《边区战斗报》，文章的题目叫《敌后铁流》。这篇文章的作者黄炎，当年曾与葛任以及本书第三部分的叙述人范继槐，乘坐同一艘邮轮到日本留学。在《敌后铁流》的第三段，黄炎这样写道：

        此次反扫荡战役，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英勇牺牲，为国捐躯了……在麻田战役中，我副参谋长左权同志指挥所部，向敌军反复冲杀，激战竟日，敌伤亡甚重，难以支持，于午夜向麻田窜去，左副参谋长率部追击，指挥作战，奋不顾身，不幸中弹，在十字岭壮烈殉国；在太行山麓，女战士黄君珏身陷重围，面对敌人篦梳式进攻，搏战竟日，弹尽援绝后跳崖自杀，实为女界之楷模；在二里岗战斗中，文化教员葛任同志在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军，毫不畏惧，与敌人同归于尽，虽死犹生……民族痛失精英，抗战顿失干城；军民同声哀悼，血债誓死讨清……

        关于葛任是个“文化教员”的说法，与事实略有出入。葛任当时真正的身份是马列学院编译室的译员。许多年之后，黄炎再提到此事时，顺便纠正了这一错误。黄炎后来移居了美国，并著有长篇回忆录《百年梦回》。在这本书中，黄炎先生写道：

        那时候，葛任在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专事译述，并继续他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研究。他要算个富人，因为除工资外，他尚有部分稿费收入。因为我是他留日时的同窗，所以他常邀请我，以及他的两位同乡——边区锄奸科副科长田汗、边区医生白圣韬，一起共享民间的美食……在一次外出途中，我发现他喜欢采摘坟间地头的那些枸杞子，他称之为死婴的念珠。啊，时光荏苒，二里岗战斗距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如果葛任的坟头还立于天地之间，我想那上面一定长满了那些念珠。他说，因为牛是中国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宰杀，他曾有过一个念头，将托洛茨基著作中的“土豆烧牛肉”，译成“枸杞炖狗肉”。

        黄炎的文章还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半个世纪之后，人们仍然认为葛任死于二里岗。看来，这已经成了常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录》中，葛任的卒年写的仍是1942年。

        1998年春天，我到二里岗采访，曾去过关帝庙，即人们所说的葛任殉国之地。现在的关帝庙，是“文革”后修建的。庙前的石碑记录了当地政府为发展旅游经济，筹资重建关帝庙的经历。门内的石碑，是关帝庙里的旧物。负责出售门票的人告诉我，石碑是从他女婿家的驴圈上取下来的。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三年，碑文记录了关羽浓墨重彩的一生：

        之封而一心为汉室，非有功于朝□乎？除黄巾之害，诛庞兵于□，非有德于百姓□？千里寻兄，独当一面，杀身成仁，非有光于名节□？

        导游向我解释，碑文字迹脱落，一是因为枪打，二是因为驴踢。不过，他又告诉我，某电视台“欢乐大本营”剧组，来拍过这个石碑，并拟定了知识抢答题。我曾看过当时的录像片断，抢答题就是字迹为何脱落。随后公布的标准答案是：“这是八路军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留下的。”作为远道而来的特约嘉宾，那些影、视、歌明星，在主持人的反复启发下，瞎猫终于逮住了死老鼠，都蒙对了，并领取了奖品。那是一盒阿拉斯加海豹油。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主持人又特意做了一番解释：“这个题太容易了，因为它是个常识。1942年6月1号，著名翻译家、诗人、语言学家葛任，在此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有过一场生死决战。如果还有人想不起来葛任是谁，那么我一提到冰莹，你就会想起来。这位观众朋友真聪明。对了，冰莹是三四十年代有名的演员。不知道贝克汉姆的人，总该知道辣妹维多利亚吧。对了，葛任就是冰莹的丈夫。不，不，不，葛任已经死了，当时就为国捐躯了。这是个常识。”

        读者朋友，不怕你笑话，作为葛任的后人，我在看到白圣韬的自述前，也认同这个常识，即葛任死于1942年的二里岗。而被常识忽略掉的东西，比如葛任为何会到二里岗，他执行的是何种使命，似乎也就显得微不足道。在常识面前，我们似乎只有默认、服从，或者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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