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庆提到的杨凤良,其实也是葛任的旧友。至于他为何来到大荒山,范继槐先生后面还要提到。在此,我们先听听一位当事人的回忆,以便对杨凤良先有个大致的了解。这位当事人就是现在驰名西方哲学界的著名现象学家Bodde Sun先生。他原名孙国璋,早年是杨凤良的随从。2000年冬天,应福州私立海峡大学校长王季陵先生的邀请——王季陵先生当年也是杨凤良的随从——孙先生回国讲学。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曾赶到福州拜见了孙先生。下面是当时的采访录音:
我与杨(凤良)先生同乡,皆为福建长汀人。长汀可是个好地方,河田鸡、斗笠、皮枕、茶叶,都天下知名。因有同乡之谊,杨先生对我甚是信任。尽管如此,在随他去大荒山之前,我对他的真实动机,仍不甚明了,以为他是借回家奔丧,到白陂镇与情人相会的。在路上,他自嘲这是一种s bitterness(甜蜜的痛苦)。到了白陂以后,他才告诉我,他的真实目的,是要带着情人远走高飞。是的,他早已厌恶政治,厌恶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他私下有句名言,我不知当讲不当讲。他说,这世上两样东西最脏,一曰政治,二曰女人的性器,可这两样东西,偏偏乃男人至爱。他比一般的男人要好,对女人他还是爱的,但对政治这种非人性的东西,他已深恶痛绝。他一直在寻找逃离重庆的良机,但苦于得不到此种机会。恰在此时,范继槐中将召他谈话,说有一重要情报,葛任又在大荒山现身了。范将军要他设法查证,在大荒山活动的人是不是葛任。因葛任之死妇孺皆知,杨先生自然认定此乃有人谎报军情,不足为信。他寻思,大荒山可谓天高皇帝远,此行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正好借此逃离政治旋涡。
他提到葛任,使我吃惊不小。先前,我也曾风闻葛先生已战死于二里岗。在白陂几日,我等也未曾听说葛任在此。我遂向杨先生表示,将军,事不宜迟,应立即向重庆方面复命,告之葛任在大荒山现身一事,不过是捕风捉影。杨先生一边命我起草回电,一边准备起程。他的如花美眷已在此生活多年,不愿离开此地。经我等好生相劝,才答应离开。但就在那一晚,发生了这样一桩事。那一晚,我等刚刚睡下,便听见一声闷响,有如天边滚过一阵响雷。第二日,便听说附近铁路已为歹人所毁,死伤惨重,列车之南来北往已被阻断。我等便只好暂时滞留于此。多年后,我忆及此事,仍觉得此乃Foucault(福科)所说的真理意志的体现。在随后几日,我们果真在白陂见到了葛任。原来,乔装为白陂小学教书先生的,即是葛任。他隐居此地,已有多日,除了教书,便是从事著述。大陆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尊奉邓(小平)先生之实事求是精神。在此,我也实事求是对你讲,因往日的交情,又因葛先生本人德馨才高,杨先生对葛先生甚为尊重,未曾丝毫为难于他……
顺便插一句,孙先生所说的炸毁铁路的“歹人”,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大宝(郭宝圈)一伙。虽然历史来不得假设,但孙先生还是认为,如果不是铁路的被毁,“葛任日后或可善终”。
铁路之被毁,扰乱了杨先生之部署。设若此事未曾发生,葛任先生日后或可善终。当时,杨先生曾与我商讨该如何向重庆方面回电。他说,他与葛任交情非同寻常,应寻找良策。哦,谱系学,情感的谱系学。此番回国,我曾对国内学人提到,Foucault(福科)认为要将Dialectice(辩证法)、Genealogy(谱系学)、Strategy(谋略)结合在一起研究,因为此三者在不同境况下决定人之typesofractice(实践形式)。在讲台之上论及此事,许多年前与杨先生的那次对谈,便又浮现于心头。我记得,我曾反复向杨先生说明,范继槐既派将军来此,那便足以表明他亦不甚相信那些情报,无法断定那人即是葛任先生,将军正好利用此便,讲明那人并非葛任,尔后我等逃之夭夭即可。
他犹疑了,说,一切待与葛先生晤谈之后,再作定夺不迟。他们晤谈之时,杨先生问及二里岗之战,葛任笑而不答,似有难言之隐。杨先生遂劝葛任与他一起离开此地,葛任对曰:“我已病入膏肓,难以再经受奔波之苦。”说此话时,葛任身体并无大碍,尚可远足。设若当时动身,至福州等地得以及时疗治,葛任当可安然无恙。但在等待铁路修复之时,事情已变得复杂起来。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先是一个叫宗布的人来到了大荒山。他一来,我便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并非如他自己所言,只是一名教书先生,而是因为葛任来的。在我走之前的那一晚,宗布果然露出了真面目……尔后,范继槐委派的人也来了,那是一位姓赵的将军,据他自己所言,他也是葛任的旧友。
赵将军到后几日,我离开了白陂镇。因铁路不畅,我是步行离开白陂的。此时我已有不祥之感。与杨先生辞别之时,我曾言道:“我先代你回去办理丧事,你亦当尽早离开。在此耽搁日久,恐生变故。”怎知一语成谶,我这一走,果真与他永诀了。在长汀,我再没有等到他。我当时便疑心杨先生已遭遇不测,甚至疑心有人尾随我到长汀来,杀人灭口。我便逃离了长汀。在如今的深圳附近,乘一条小舢板,漂到了香港,之后又到了国外。我发现自己乃无用之人,遂将一生献给了哲学,因哲学便是世上最没用的学问。
按阿庆的说法,杨凤良曾向范继槐回电,报告了葛任在大荒山的消息。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范继槐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杨凤良发给他的电文是:“〇号在白陂,妙手著华章。”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在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下,孙先生说:“我没必要说谎,杨先生不可能回电。出于对葛任的尊重,他断然不会将葛任送给政府。要知道,他没与我一起走,为的便是寻找机会,与自称为葛任友人的赵将军商议,如何将葛任带离大荒山。”他接着说道,“当初起草的电文,最后还压在我手里,未曾发出。”而当我将阿庆和范继槐的说法转述给他的时候,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鼻孔哼了一声,以显示自己的不屑。我想,读者朋友看完本书以后,或许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孙国璋先生所述完全属实,那么杨凤良先生后来死于阿庆之手,就不能不说是天大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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