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我们正在哈瓦那·里维埃拉酒店的露台上享用早餐，烈日下，海水突然掀起一个巨浪，把沿着海堤大道行驶的和停在人行道上的几辆汽车抛到半空中，其中一辆嵌进了酒店的侧墙。就像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大厅的彩色玻璃窗碎了一地，这座二十层的建筑中弥漫着恐慌。休息室的众多游客同家具一起被气流掀到空中，有几个还因为纷飞的玻璃碴受伤了。这浪一定大得惊人，因为防波堤和酒店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双向车道，而浪头不但越过了马路，还余下足够的力量把玻璃拍得粉碎。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天性乐观的古巴志愿者们不到六个小时就把一地狼藉收拾干净了。朝向大海的门关闭了，打开了另一侧的门，一切又都恢复了秩序。整个上午谁也无暇顾及嵌入酒店侧墙的那辆车，大家都以为它原先是停在人行道上的。但当起重机把车从墙洞里取出来时，人们发现驾驶座上有一具系着安全带的女性尸体。这野蛮的一击使她粉身碎骨，面容已无法辨认，靴子撕裂了，衣服也成了碎片，手上戴着一枚镶着绿宝石眼睛的蛇形金戒指。警察证实，她是新任葡萄牙大使的管家。事实上，两个星期之前她刚跟着大使一家来到哈瓦那，这天早晨开着一辆新车去市场釆购。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时，对她的名字没有任何印象，倒是那枚镶绿宝石眼睛的蛇形戒指让我十分好奇。但我没办法弄清楚到底是戴在哪根手指上。

        这是一个关键的信息，因为我担心那是一位我难以忘怀的故人，虽然我一直都不知晓她的真实姓名。她右手食指上戴着一枚同样的戒指，在那个时代很不寻常。认识她是在三十四年前的维也纳，在一个拉丁美洲学生爱光顾的小餐馆，吃着香肠配煮土豆，喝着桶装啤酒。那天早上我刚到维也纳，我还记得对她的第一印象：女高音歌唱家那般惊人的胸脯，大衣领子上垂顺的狐狸尾巴，以及那枚埃及蛇形戒指。我以为她是那家木头搭的狭长的小餐馆里唯一的奥地利人，因为她的西班牙语说得磕磕绊绊，还带着很杂的口音。但是我错了。她出生在哥伦比亚，在两次大战之间来到奥地利学习音乐和唱歌，那时她几乎还是个孩子。我遇到她时，她大约三十岁，保养得不好，应该不曾美丽过，就已提前开始衰老。不过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同时也非常可怕。

        那时的维也纳依然保持着古老帝都的派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它正位于两者之间，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黑市和全世界间谍活动的天堂。我想象不出有什么地方能比这里更适合我这位流落异乡的同胞。她一直在街角这家学生餐厅用餐，只为缅怀故土。因为以她的财力完全可以立刻买下它，连同里面的所有食客。她从没提起过自己的真实姓名，我们总是用维也纳的拉丁美洲学生给她取的德语绕口令似的外号称呼她：。刚一认识，我就冒冒失失地问她，在一个如此遥远、同金迪奥的狂风峭壁如此迥异的世界，她是如何立足并发迹的。她掷地有声地回答：

        “我受雇做梦。”

        事实上，这的确是她唯一的职业。她出生在古老的卡尔达斯—个殷实的小商人家庭，在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从她牙牙学语开始，就在这个家庭中养成了良好的习惯，每天在早餐前讲述自己的梦，这时候能回忆起的内容保存着最纯粹的预见性。七岁时，她梦见一个弟弟被激流冲走。全然出于迷信，母亲禁止那个孩子在小溪里游泳，虽然那是他最喜欢做的事。但是弗劳·弗里达对于解梦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体系。

        “这个梦的含义，”她说，“不是说他会溺水而亡，而是说他不应该吃甜食。”

        这似乎只能解释为她不怀好意，因为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离开了周末甜点，简直活不下去。然而他们的母亲已经对女儿的预言天赋深信不疑，一丝不苟地遵照这一警告执行。但是某天她一个疏忽，那孩子在偷吃一颗糖球时噎住了，谁也无力回天。

        弗劳·弗里达从没想过这项天赋可以作为职业，直到在维也纳残酷的严冬，生活扼住了她的咽喉。她敲了遇到的第一栋想要住在里面的房子的门求职。被问到会做什么时，她实话实说：“做梦。”只消几句简单的解释，这家的主妇就接纳了她。虽然薪水几乎不够应付日常开支，但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房间和一日三餐。尤其是早餐时间，全家人坐在一起了解家庭成员当天的运势。这家的父亲有产业，有教养，母亲天性快活，热爱浪漫主义的室内乐，两个男孩分别是十一岁和九岁。全家都是虔诚的教徒，因此易于相信这些古老的迷信。他们乐于接纳弗劳·弗里达，唯一的要求是她得通过解梦为全家预测每日运程。

        她做得很好，而且做了很多年，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那时现实比噩梦更可怕。早餐时间，只有她才能决定每个人当天该做什么，怎么做，直到最后她的预言成为这栋房子里唯一的权威。她对这个家庭的统治是绝对的：哪怕最细微的叹息都出自她的命令。我在维也纳那段时间，这家的一家之主刚刚过世，临终前慷慨地赠予她一部分产业，唯一的要求就是她继续为这家人做梦，直到她不复有梦。

        我在维也纳待了一个多月，同一群学生挤在狭小的陋室中，等待着一笔终究没能到手的钱。在小餐馆里，由于她的慷慨，弗劳·弗里达每次不期而至对于为穷困所虏的我们来说都有如过节一般。一天晚上，大家都在开怀畅饮，她凑到我耳边告诉了我一个她十分确定的刻不容缓的消息。

        “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昨晚我梦见你了。”她说，“你应该马上离开维也纳，五年之内不要回来。”

        她言之凿凿，当天晚上就把我送上了开往罗马的最后一班火车。她的话对我影响至深，从那以后我一直自认为是一场未知的灾难的幸存者。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回过维也纳。

        在哈瓦那的这场灾难发生之前，我曾在巴塞罗那遇到过弗劳·弗里达。那次见面非常出人意料，在我看来甚至有些神秘。那天，巴勃罗·聂鲁达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他的目的地是瓦尔帕莱索，在悠闲的海上行程中安排了西班牙这一站。他一早上都跟我们在旧书店里大淘特淘。在波特书店，他花了相当于在仰光领事馆两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本几乎已经散架的旧书。他像一头笨拙的大象在人群中走动，对任何事物的内在机制都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在他眼中，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发条玩具，生活在齿轮的转动中演绎。

        我没见过有谁比他更像人们想象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贪嘴而精致。他总是不自觉地就成了饭桌上的主导者。他的妻子玛蒂尔德给他戴上一个围兜，不像是餐巾，倒像是理发用的，这是避免他弄得满身酱汁的唯一办法。那天在卡瓦列拉饭店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吃了三只完整的龙虾，剥龙虾的手艺堪比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同时还用目光贪婪地扫荡所有人的盘子，并从每个人那里都尝了一点儿。那种快活劲儿很有感染力，使大家胃口大开：加利西亚的蛤蜊，坎塔布连的龟足螺，阿利坎特的螯虾，布拉瓦海岸的海参。与此同时，他就像个法国人一样，不停地谈论其他各种美味佳肴，尤其是多年前品尝过的智利海鲜，他一直铭记于心。突然，他停止进食，警觉地探查了一番，然后很小声地对我说：

        “背后有人一直在看我。”

        我从他的肩头看过去，果然如此。在他背后，隔着三张桌子，坐着一个镇定自若的女人，戴着一顶过时的阔边帽，围着一条紫红色围巾，嘴里慢慢地咀嚼着，视线没有离开过他。我立刻就认出了她。老了，胖了，但毫无疑问是她，食指上戴着那枚蛇形戒指。

        她从那不勒斯过来，和聂鲁达一家坐同一条船，但在船上没有见过面。我邀请她到我们桌上来喝杯咖啡，并建议她讲讲她的梦，让诗人惊讶一下。但是他没有理会，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表示不相信那些在梦中得到的预兆。

        “只有诗歌能洞察一切。”他说。

        午饭过后，大家免不了要在兰布拉大街散会儿步。我故意落后几步，避开探究的目光，以便跟弗劳·弗里达叙叙旧。她告诉我，她卖掉了奥地利的产业，在葡萄牙的波尔图过上了退休生活。据她描述，她的房子就像一座小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山上，从那儿可以眺望一直延伸到美洲大陆的整片海洋。虽然她没明说，但是从言语间很容易听出，在无数个梦与梦之间，她已经完全拥有了应避免提及的维也纳那户雇主的财产。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一直都认为她所谓的解梦不过是谋生的伎俩。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

        她发出抑制不住的大笑。“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大胆。”她说。但是她没再说什么，因为其他人都停下来等着看聂鲁达用智利土话逗兰布拉鸟店的鹦鹉。当我们重新开始交谈时，弗劳·弗里达换了个话题。

        “顺便说一句，”她说，“你现在已经可以回维也纳了。”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从我们相识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三年了。“就算你的梦不准，我也不会回去了。”我说，“以防万一。”三点时我们同她告辞，陪聂鲁达去睡他神圣的午觉。他是在我们家睡的，之前我们做了一番隆重的准备，那阵势让人想起日本的茶道：必须打开一些窗户，关上另外一些，为的是把温度调节到某个精确的度数，并确保从某一方向射进某种程度的光，还有绝对的安静。聂鲁达立刻就睡着了，让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是，他十分钟后就醒了，像孩子一样。当他再次出现在客厅时，已经恢复了精神，脸颊上带着枕头上的图案压出的印记。

        “我梦见了那个做梦的女人。”他说。

        玛蒂尔德让他讲讲那个梦。

        “我梦见她梦见了我。”他说。

        “这是博尔赫斯的情节。”我说。

        他失望地看着我。

        “已经被写过了？”

        “就算现在还没写，总有一天他会写的。”我说，“这将是他的迷宫之一。”

        下午六点，一上船，聂鲁达就把我们撇到一边，在一张僻静的桌子旁边落座，开始写下流畅的诗句，用的绿色墨水笔正是他在自己的书的题献页画花鸟和鱼的那一支。在广播第一次提醒旅客上船时，我们到处找弗劳·弗里达，最后当我们准备不辞而别时，在普通舱的甲板上遇到了她。她也刚从午睡中醒来。

        “我梦见了那位诗人。”她说。

        我十分惊讶，请她讲讲这个梦。

        “我梦见他梦见了我。”她说。我脸上的惊讶使她感到困惑：“你怎么了？有时候，在一大堆梦里，总有个别的跟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也没有想起过她，直到得知里维埃拉酒店遇难的女人手上戴着一枚蛇形戒指。因此，几个月之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碰到葡萄牙大使时，我忍不住向他打听那个女人。大使谈起她时带着狂热和深深的景仰。“您无法想象她有多么特别，”他说，“您会忍不住想要写一个关于她的故事。”接着，他用同样的语气讲述起那些令人惊讶的细节，但是没有哪句话能给我提示，让我得出明确的结论。

        “具体来说，”我最终问道，“她是做什么的？”

        “什么也不做，”他似乎有些失望，“她只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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