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大型工业区的快速兴起还有一二十年，但是为了一窥“两个英格兰”，我们不妨对这一时期的伦敦做一个特写。富人和小康人家正在快速地从这座城市的老区向西迁移，或者面朝新开发的花园广场建造房子。然而在1801年的大约九十万人口中，这一阶层只是一小部分。其他人的住宅，我们可以根据经济水平依次排列如下：在大街、在小街、在庭院、在小巷、在院子、在过道。

        从小说、日记、书信中，人们对上层阶级的家庭生活以及具有同样社会等级的人的乡村生活已经十分了解，通常形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乔治时代的英格兰”的图景。然而，如果不展现穷人生活的阴暗画面，我们就不能理解下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还必须记住，我们今天所称的“白领阶层”，如小职员等，其工资通常低于熟练的工匠。

        在伦敦的劳工阶级中，整个家庭通常住一间屋。最穷的住在地下室的黑窟窿里；稍好一点的住阁楼；更好一点的拥有第一层或第二层的房屋。最穷的人的境况非常糟糕，几乎难以形容。而对于拥有单间的家庭来说，数个成员，有时多达八个或更多，要睡在一张床上。床单，如果有的话，一年只洗两三次。害虫滋生的毯子从未洗过。窗户通常不能打开，由于群居者不洗漱，加上烧饭炒菜，屋里空气污浊，而且充满着来自楼梯间底层的厕所的恶臭。即使那些居住在较好楼层的人，也要忍受楼上楼下的邻居租户。对于从事“体面行业”的工匠，标准的住房是一个单间，他既在其中频繁地开展业务，也在其中过家庭生活。

        没有便宜的交通工具，因此作为工人不得不住在工厂附近，一般非常拥挤。尽管我们可以从上述条件中逐步上溯到过得更舒适的人，我们也必须下落到占人口大部分的更低生活水平的人，他们寄身于租金最便宜的、由悍妇看守的破屋漏宅。其中一个就是法雷尔夫人，她于1765年去世时被发现有六千英镑的积蓄，而这都是通过出租两便士的廉租屋得来的。在这些还不算最差的避难所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时可以发现冻馁而死的尸体。毫不奇怪，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很大程度上屈服于杜松子酒的普遍祸害，作为无法忍受生存现状的唯一解脱。

        我们易于把18世纪看作一个相当冷漠、固化的时代，而不管其政治上的徇私腐败，但它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基调是不确定性。基本条件的改变，比如我们所谈到的农业变革、富人赌博、商人融资困难、穷人对失业的担忧或者已经失了业，这一切都助长了不确定性。债务人的出路只有被放逐或者进监狱。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伦敦的“弗利特监狱”（Fleet）或王座法院这些地方，恢复自由的希望渺茫。有时整个家庭被监禁，孩子在狱中养大。这里，或诚实或欺诈的债务人和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与最粗鄙的罪犯打交道，在最狂放堕落的环境中生活。到1814年，据说弗利特监狱成了伦敦城最大的妓院。这个时代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暴力，无论在乡间公路还是城市街道，哄抢、骚乱、公路打劫这类危险比比皆是。

        我们还可以勾勒许多阴暗面，但是，所述内容已经足以冲销圣诞贺卡上“快活的老英格兰”图景。很容易高估早期人类实际遭受的苦难，就如同很难将两个时代总体的光与影放在一起比较。这样说不是要最大程度地缩小过去或现在的罪恶，而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观念和世界观改变了，而且显然我们神经系统对痛苦和磨难的敏感性也改变了。例如，不用麻醉就截掉一个人的腿在今天不仅被认为是极端残酷，还会受到质疑：是否一个人实际上不必比一个世纪前的先辈遭受更多的苦难，当时的人还没有听说过麻醉药。正如我们发现缺少许多东西将造成难以忍受的不便，而我们的祖先因为从没有听说过那些东西，也就根本不觉得缺失。

        回顾18世纪末的伦敦，我们看到了不公正和恐怖，然而很可能当时居住在其中的人与世纪之初相比，看到了进步。实际上许多方面都进步了，例如供水、铺路、街道照明以及由此导致的夜间街头犯罪的减少，而最大的进步是多数公众对于弱势人群态度的改变。对比中世纪的慈善事业，近代人道主义刚刚起步。那场运动的镜头已经变色，而我们现在便是借此镜头回顾所有过去时期，通常会非历史地遗忘这些近代人道主义景象是多么新颖，以及我们对苦难变得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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