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

                ——郑观应《救时揭要》1873年

        李鸿章看中的两个买办，一叫唐廷枢，一叫徐润。他们是晚清“四大买办”中的两个。

        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读本上，买办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从事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逐步形成为一种代理制度，这就是买办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而那些为外国侵略者服务并甘心充当他们代理人的中国人，如为军阀向帝国主义借外债、买军火的经手人，在帝国主义同反动政府之间担任穿针引线、谈判卖国条约的政客，以及贩卖帝国主义腐朽和反动文化的掮客，都称之为买办。买办这个名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便被赋予广泛的意义，成为极不光彩的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了。”

        “买办”，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语，用现在通俗说法，就是跨国企业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在当年上海，它被翻译成“糠摆渡”，也就是中洋之间的桥梁。

        1757年，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全国惟一正式许可的对外通商口岸，并制定十三家官牙行经营和管理进出口贸易，实行国营的贸易垄断，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它们作为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十三行”中的从业者因此成为第一批从事合法外贸的商人集团。到19世纪初期，十三行的商人财富已非常惊人，其中一个叫伍秉鉴的人，他在1834年的家产约有260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清政府三分之一的年度财政收入，被当时的西方称为“天下第一富翁”。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将伍氏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之一。（在这个榜单上有6个中国人，除了伍秉鉴，其余五人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绅、刘瑾和民国时期的“官商”宋子文。）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从此，那些财力雄厚、商业经营理念先进，而且拥有特权的跨国银行及贸易公司便成为了垄断中外贸易的主要势力，从“十三行”中散溢出来的人开始附依于外商，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买办。

        晚清一代，很多商人——尤其是广东和上海商人——都是从买办起步的。

        由于洋行初萌于广州，继兴于上海，所以两地以及附近县城便成了出产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和浙江的宁波帮等。《沪游竹枝词》谓：“糠摆渡名不等闲，宁波帮口和香山，逢人自诩瓜瓜叫，身列洋行第几班。”在晚清“四大买办”中，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均为香山人，席正甫为东山人。在上海，以宁波人的群体势力最为庞大，朱葆三、虞洽卿等长期把持上海商业总会的会长职务。

        很多西方学者在对晚清企业家的研究中，断定他们缺乏“企业家精神”。费维凯在对盛宣怀的专题研究中认为，官僚工业家“固执地缺乏主动性”，因为他们与中国上流社会体制的联系，尤其是他们接受古典儒家教育、参加科举以及担任政府官员的经历，妨碍了他们进行冒险，从而窒息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马里恩·利维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将这种缺失归咎于中国的家庭结果和家庭观念，他在《近代中国商人阶级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商人把资本用于追求绅士地位，“最成功的商人的标准，是他和他的后代不再是商人。”其结果是，中国商业领域出现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当工业化机遇到来的时候，与日本相比，中国就缺乏实现工业化进程所必需的“管理人才。”在晚清时期，惟一被认为符合企业家标准的商人群体是买办，郝延平在他所著的《19世纪中国的买办》一书中用大量事实证明，中国买办“就是杰出的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到1900年，有多达1万名买办符合这个标准。（出生于奥匈帝国的美籍经济学家家熊彼特是“创新理论”的提出者，在他看来，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商业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企业家从事的工作，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

        李鸿章所聘的唐、徐两人是当时名望最高的买办，也都在航运上闯出过大名声。

        唐廷枢（1832－1892）是当时最大资本规模的英商怡和洋行的大买办。（洋行是指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的贸易商行或代理行号的通称，在早期，它也从事银行业务，欧美人自称为公司（pany），日本人称株式会社。）他的父亲是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听差，早年就学于一家教会学校，他的同学中就有上章所提到的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据哈佛学者刘广京在《唐廷枢之买办时代》一书中引用当时人评语，说他“讲起英语来就象一个英国人”，他在年谱中也自称“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青年的时候，他还用广东方言编过一本《英语集全》，是最早的中英文学习用书。

        30岁那年，唐廷枢进入怡和洋行。当时，美国因南北战争影响了棉花出口，英国、印度等国棉纺厂货源紧缺，转而向中国采购棉花——从这个细节可见，全球化的景象在19世纪中后期确实已经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唐廷枢抓住时机，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为怡和洋行收购棉花，很是赚了一笔钱。因才干出众，入行三年后，他就被提升为洋行买办，并获权掌管金库。

        1869年，唐廷枢向洋行老板建议投资轮船航运业，在他的主持下，怡和先后开辟了上海至福州的轮船航线和对马尼拉的航运，这一新业务为怡和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一些轮运的年利润率竟高达60％。唐廷枢一时在商界名声大噪。他的竞争对手美商旗昌洋行老板F·B·福士在一封信中认为，唐廷枢“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正因此，当李鸿章决意从买办中为招商局寻找领导人选时，第一个就瞄准了唐廷枢。

        比唐廷枢年少6岁的徐润（1838－1911），其买办经历也十分相似。他15岁就随叔父到上海，在宝顺洋行当了一名学徒。宝顺洋行为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所创——此人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与林则徐对抗，被林认定“诚为首恶，断难姑容”的英商代表——是南方历史最悠久、最有权势的洋行之一，徐润从月薪10元的小学徒开始，到24岁时已升任主帐。

        随着清政府被迫开放各个口岸，宝顺洋行在各地迅速“查看形势，立行通商”，徐润就充当了坐镇上海，协调各沿岸分行的重要角色。他很早就预见到长江航运的重要性，竭力开拓长江轮运，在他的怂恿下，宝顺从香港购进一艘叫“总督号”的轮船，稍事装修后投入长江航运，该轮客货两用，还可拖带4艘钩船，每艘又可装货600吨，从上海到汉口一个来回，仅货运收入就已将购船、装修的成本收回，获利实在丰厚。此后，宝顺购置多艘江轮，在上海建成了惟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还相继开通了上海到日本横滨、长崎的航线。航运业务让宝顺每年的进出口总值达到数千万两，在各洋行中盛极一时。徐润也因此成为宝顺洋行的总买办。

        到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风潮，所有英商企业都受波及，宝顺的股东们开始拆股收缩，美商旗昌洋行乘机在两年后收买了宝顺全部的航运业务。徐润离开宝顺，开始独立经营茶叶生意。当李鸿章为了招商局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旗昌的老板福士也看中了他，并许以上海总买办一职。徐润最终决定跟唐廷枢携手投奔草创中的招商局。

        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唐、徐两人当即重启盛宣怀所议，大开门庭，广招商股。

        买办出手当然与官僚朱其昂完全不同，唐、徐两人浸淫商界多年，都是名震南北的一时翘楚，而且在航运业均有成功的先例。他们很快招到50万两的民间资本，并仿照外商洋行“以一百两为一股，给票一张，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帐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唐、徐二人自己也投入资金，成了股东。在此之前，中国的企业组织方式只有独资和合伙两种，轮船招商局公开招股筹资，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而在从前，中国商人做生意从来只能视官府之眼色，哪里有平等对坐的资格，更不要说“总帐公阅”了，轮船招商局别开洞天，已经有很规范的公司产权制度了，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当即在长江航运中与洋商大打出手。当时，势力最大的轮船公司是美国旗昌洋行、英国太古洋行，他们联手订立了“齐价合同”，垄断航运业务。招商局在李鸿章的大力扶持下，先是靠漕运业务保证了公司的基本运作，又得到朝廷的低息贷款，再加上唐廷枢等人的精明管理，让两大洋行感到巨大压力，在招商局成立的三年里，原本赚得手软的洋行竟变得无利可图，太古洋行的面值一百两的股票，到1876年只值56两，到年底已是无钱向股东发放股息。而实力最强的旗昌洋行也同样陷入困境，它的一百两面值股票也跌到70两，在竞争压迫下，其股东会最终决定退出航运业，把公司转卖给轮船招商局，开价为220万两白银。

        当时的招商局只有11艘轮船，全部资本额75万两，买下旗昌无异于“小鱼吃大鱼”。唐、徐没有办法募得这笔巨款，便与久在官场厮混的盛宣怀商议，盛大为赞许，并挺身愿意出面筹款。可是，朝廷实在是国库羞涩，他找到李鸿章，李表示“费巨难筹”，再去找两江总督沈葆桢，他此时正注力于福建船政局的建设，也以“无款拒之”。盛奔走京沪之间，再三晓以利害，李鸿章最后同意从浙江、江西和湖北三省拨银50万两，沈葆桢则从他的藩库中出50万两，这样勉强筹齐了100万两。盛宣怀再与旗昌谈判，软硬兼施，让后者同意先支付120万两，余款分五年还清。就这样，招商局一口吃下旗昌，成为中国水域内最大的轮运企业，日后与盛宣怀终生交恶的徐润在晚年《自叙年谱》中也承认，“商局根基从此巩固，皆盛杏翁（盛宣怀字杏荪，尊称杏翁）之力为多矣。”到1881年，招商局还清所有欠款，还有盈余过百万两，成当时清政府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民用企业，它的轮船试航英国伦敦及北美的檀香山、旧金山，很是张扬了一番威风。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在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对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而李鸿章对此也是十分得意，他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言道：“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来，最得手文字。”

        在招商局站稳脚跟后，1878年，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北上，筹建开平矿务局。

        煤是军舰的动力原料，在军用和民用两方面均意义重大，中国华北煤矿资源丰富，却一直缺乏开发能力，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开平矿务局是第一家以现代公司方式投资经营的煤矿企业。唐廷枢等人在前两年就上书李鸿章，恳请开采开平煤矿，据他计算，在吨煤价格构成中，中国矿工工资所占比例仅为英国矿工的一半，所以，获利空间巨大。

        开平矿务局从筹建到投产，非常顺利，这一切俱得力于唐廷枢的精于管理。他在引进设备之前，对煤矿资源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化验和计划，订购机器则根据开平的矿山地势，力求实用，在聘请国外工程师时，更是亲自面试，务求来者有真水平。便在建矿的过程中，为了运送煤石，唐廷枢在李鸿章的默许下，主持修筑了从煤厂到丰润县胥各庄的第一条国产铁路。

        在唐廷枢的精细经略下，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出煤，日产约为300吨，第二年总产3.8万吨，到1899年，产量增至77.8万吨，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煤矿基地。从一开始，开平矿务局就与日本公司展开了天津市场的争夺战，当时日本煤炭在天津占据绝对优势，唐廷枢利用地利之便，以廉价杀之。据海关记载，1881年，天津进口日煤1.74万吨，开平煤入市后，当年即减为0.54万吨，三年后又降为566吨，市场基本为中国企业所控。

        招商局在长江航运上的两大国际对手，一是美商旗昌，它后为招商局收购，还有一个劲敌是英商太古，太古轮船公司的总买办就是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另外一个香山人郑观应（1842－1922）。郑后来也被招揽进了招商局。在近代史上，此公不但以善于经营出名，更是一个堪称伟大的维新思想家。

        郑观应是唐廷枢的姻亲，与徐润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其叔父等人也为多家洋行的买办。少年时，他就游历过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等地，17岁那年，也跟很多同乡一样，到上海宝顺洋行做了一名学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创办轮船公司，年轻的郑观应被延聘为总买办。他很有经营谋略，曾经总结出办好轮船公司的十条经验，其中包括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能耗、多揽客货等等。为了降低能耗和运输费用，他购买的轮船均为烧煤少、行驶速、装货多的新式轮船。在他的经略下，太古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发展得极为迅速，据他自称，“当太古开办之时，只有旧船三艘，力与旗昌争衡，尚属得手，所以逐年添船，获利更厚。”在唐、徐经营招商局的初期，其重要对手就是同乡郑观应。

        一个很隐秘的事实是，当初唐廷枢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说动郑观应出钱入了股，因此，郑也是招商局的一个股东。就在旗昌被击溃的1877年，郑观应与太古的合同期也正好到了，唐竭拉拢郑观应入局，太古方面出高价挽留，郑观应再三考虑，还是续签了五年雇佣合同。在他与唐廷枢的协商下，招商局与太古签订了“齐价合同”，从而以“双寡头”的方式垄断了长江航运，两家公司的利润因此连年大涨。

        很快到了1881年，郑观应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满了。招商局又打起这位经营奇才的主意，这回是李鸿章亲自出马，他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奏片刚刚写好，盛宣怀就马上抄录了副本寄给郑观应，这对于郑氏家族实在是一个无比荣耀的事情，郑观应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笃爱深知，曲为详达，时与春嘘，乌能承此。”不久后，盛宣怀又乘李鸿章南下之机，邀郑观应一同到吴淞口拜见了李中堂大人。接下来，唐、徐和盛三人轮番上阵，劝说郑观应转投招商局。

        冰雪聪明如郑观应，此时“心若辘轳，殊难臆决”。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总经理冷士唯更是私交甚笃。进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来也是明摆着的：就职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华人之首的总买办，进了招商局肯定将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后；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的跌了身价。他在给唐廷枢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不计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长局而就短局，有关名誉。”这些眼前的得失倒还不是他最优先考虑的，让他再三迟疑的，其实还是招商局的官商体制，他的顾虑有二，一是“所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其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二则是将来“日有起色”，钻营者必多，“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

        不幸的是，郑观应所虑竟然在日后一一应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转投招商局。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经营格局尚不稳健，“若不早日维持，恐难自立，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最后七字，是来自郑观应的内心召唤。

        1882年2月，郑观应与太古的合约期满，3月，他接受李鸿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帮办一职。

        三个大买办先后都毅然告别优厚而且能够世袭的洋行生涯，转而为朝廷所用。这在当时商界堪称奇事一桩。日后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唐、徐、郑三人自投身于官督商办事业之后，其经历竟是同样的坎坷悲情。唐廷枢逝于1892年，据当时人称“身后萧条，子嗣靡依，未能稍食其报。”也就是说，没有给子孙留下什么财产。徐润后来被盛宣怀赶出招商局，又经历多年磨难，逝于1911年，所积财富不过万两。郑观应逝于1922年，家财也十分有限。“四大买办”中，唯独东山席家，一直恪守买办身份，子繁叶茂，富贵百年。人生运势随国运而动荡，是非得失如此诡异，让后来者真正一言难尽。

        在19世纪末，全国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买办计算，全国买办人数即为1万人。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少的人数了，而且他们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长江流域沿线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视的财富阶层。在近现代史上，他们是第一代脱离了土地、具有独立特征的的企业家阶层。（据白吉尔的计算，到1920年前后，洋行总数为9511家，买办人数超过10万人。）

        买办阶层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世家化，二是富甲天下，三是思想开化。

        “四大买办”都是买办世家。唐廷枢一门四兄弟都是大买办，他的子侄辈十余人也继承衣钵，唐氏家族在英商怡和洋行中服务超过半个世纪。徐润一家，从他的伯父起到众多表弟、子侄共十余人，都服务于宝顺、太古、礼和等多家洋行。郑观应一家也大体类似。

        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山席家。席氏的第一个买办是席正甫（1838－1904），他与徐润同岁，19岁那年到上海的钱庄做学徒，后进英商汇丰洋行当跑街，仅6年后就升上了买办。在他的促成下，李鸿章以盐税为担保，向汇丰借款200万英镑，开出了清政府最大的一笔商业性外债，也从此拉开了汇丰与中国政府的长期政治贷款合作，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借款17笔，绝大多数都由席正甫一手经办，其中最大的一笔是他与“红顶商人”胡雪岩合作，向左宗棠出借1075万两用于镇压新疆地区的叛乱，这些借款的年息居然在15％左右，是不折不扣的高利贷，清政府财政因此更加的拮据。从席正甫进汇丰到1911年前后，外商在上海开设大小银行34家，其中17家是由席氏家族及其东山亲戚担任买办，席家祖孙三代14人，先后在6家英商银行、2家美商银行、2家日商银行和法、俄、意各一家银行出任买办，几乎囊括了当时主要外商银行的买办职位。

        买办的收入之高，在当时无任何职业可比。席正甫在汇丰的年薪约为10万两，可换算成5万担大米（每担约150斤）。除了规定的年薪，另外还有两大块财源。一是洋行给出的佣金，买办无论是组织贷款、买卖外汇或办理汇票，都有一定比例的回扣，高者达12％，最低的也有0.12％。佣金之高非常可观，后来曾经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曹汝霖早年也当过买办，他曾经拿出放款所得的佣金，与日商合办了一家中华汇业银行。

        比佣金更大的收入来自买办们的自营生意。按当时惯例，洋行不禁止买办创建自己的企业，所以，几乎每个买办都有自营买卖，而且这些生意大多与洋行业务有很强的关联性。譬如，唐廷枢就开有钱庄、当铺、保险公司、茶栈和棉花行，他还跟郑观应合股办了两家轮船公司。徐润则在上海、湖北、江西和广东等地开有连锁商号，专门收购生丝、茶叶和棉花，为宝顺洋行提供货源，赚取差价。因为掌握了洋行的进货权，所以，买办的话语权就特别的大，唐廷枢和徐润所服务的怡和、宝顺都是当时最大的洋行之一，他们联起手来做生意，竟可能控制某些紧俏商品的定价权，在进招商局前，两人甚至还创办了上海茶业公所、丝业公所和洋药（鸦片）局，与各口岸的公所“互为维持”，左右了长江流域的茶叶、生丝和鸦片的贸易。郑观应的生意做得也很大，他开有茶栈、盐号、杂货号、钱庄和轮船公司，此外，太古在长江及沿海各口岸都设有“代客办货”的揽载行——也就是物流服务公司，郑观应在很多揽载行里拥有股份。席家的投资同样庞大，开有银楼、钱庄和纱厂，在上海繁华的南京路拥有大片地产，1905年，清政府创办户部银行（三年后更名为大清银行），是为中央银行，席家以多个私人身份投资入股，合计得1320股，大约占银行总股本的6.6％，是最大的私人股东。

        如此错综庞杂的生意，让买办们变得富甲天下，自不是虚言。在他们崛起之前的两百年间，国内商业多为晋商和徽商所控制，特别在长江流域，靠贩盐和生丝买卖起家的徽商势力最盛，然而到19世纪后期，买办财势已隐然超越，当时上海便有谚语称，“徽帮人再狠，见了山上帮（指东山帮），还得忍一忍。”

        有研究者考据，到1900年前后，席家资产已经超过1000万两之巨。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可以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做一个比照。1885年，慈禧太后没有钱过生日，硬是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朝廷因此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并在三年后停止拨付海军的器械弹药经费。此事被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慈禧到底挪用多少海军军费一直有争议，据颐和园管理处的《颐和园》所记载，佛香阁等56处工程估价为318万两左右，以重修水操学堂名义拨款68万两拨款，各地督抚以“海军经费”名义另外集款260余万两。后世学者估算总费用在1000万到1400万两之间，民国史家罗尔刚在《清季海军经费移筑颐和园考》中的计算是：“吾人今日虽无法考出其确数，然必在一千万两以上则可断言也”。由此可见，1000万两对于一手掌控帝国的慈禧太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颇大的数目，且影响到国防，最终导致了国运的陡转。而一个买办家族，其资产就可达到这个数字，不可谓不骇人了。

        买办生涯如此稳定而多金，三个香山人却相继弃之转投，究其原因，除了商业利益的评估外，更大的冲动应来自于他们对国家的报效之心。

        1870年前后，距鸦片战争已经三十年，这期间，一方面洋货大量进口，侵蚀瓦解着中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导致中国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国势力日益深入中国内地，开矿、行船、办企业，掠夺各种资源、渗透把持中国经济命脉。其情其景，国人莫不忧心。

        买办一族，是当时中国人最早接受“西风”的，也可以说是最先开化的。他们日日与外商接触，有的还从小接受英美教育，对先进的商业理念和现代国家观念有深刻的认识，而在这过程中，他们也对中国的落后和国民之愚昧最有切肤之痛。唐廷枢的同学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也在上海宝川洋行当过一段时间的买办，他回忆说，“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也。”这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买办的人格中。因此，国家稍有召唤，他们自会义无反顾。唐廷枢在回顾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态时就说：“自置轮船揽运货物，以收利权，此正富国便商之要务也。”，在一次股东会上，他更慷慨地对众人说，“枢、润不虑资本之未充，亦不虑洋商之放价，惟盼各帮联合，共襄大举，使各口转运之利，尽归中土，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局，亦为万世可行之利。”其言辞铿锵，百年后读来犹有金石声。

        这些人中，以郑观应的观念最为先进，他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思想家。

        郑观应在太古当买办的时候，就开始写作《救时揭要》和《易言》两部书。据郑观应研究专家夏东元的考据，《救时揭要》始写于1862年前后，刊刻于1873年，《易言》则完成于1880年，创作的原因是“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在这两部书中，郑观应第一次提出强国之道除了兵战，还要进行商战，“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

        身为买办，郑观应跟容闳等人一样，对华人地位的低下深以为耻。他写道，“我华人偶有不合例，即禁而议罚，决无宽恕，何以洋人入我中国营生，渔我中国之利，反不循我中国之规矩！此意何意乎！”

        要商战，首先要学西方，“效其技艺，臻于富强”。这一观念并不新鲜，自魏源之后，时人俱有此论，这在当时的洋务派已成共识，超人之处在于，郑观应继而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第一，他从孟子“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出发，出人意料地引导出民间资本是商战主角的结论。作为航运业的大家，郑观应早就对洋务派所办实业有冷静的观察，他看到当时两大轮船制造企业，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经营都非常不顺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资金匡乏，三是质量粗糙，而在他看来，如果让民间商人来造船，不独“资用可以源源不穷”，而且技术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则该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关，即无人督责，亦不虑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轮，而精粗美恶自有天渊之别矣。”这一从产权清晰化的角度来论证企业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经济学的精髓，迄今视之，仍为公理。更让人惊奇的是，郑观应还将国营资本、民营资本与国际资本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附资于官，勒索很多，以至无利可图，而附资于洋商，则有可靠的利润。恐怕连他也不会料到，这个观察竟然在一百年后还在生效。

        第二，郑观应认为徒慕西方的技艺之长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这个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实行君主立宪。他在《易言·论议政》一篇中对比了中西政制的优劣，明确指出：中国由于信奉“天下有道，庶人不议”，“故于政事之举废，法令之更张，惟在上之人权衡自秉，议毕即行，虽绅耆或有嘉言，末有上达……于是利于上者，则不利于下矣；便于下者，则不便于上矣。”而“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

        郑观应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已算是“异端邪说”。当时的政界和学界仅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形成了类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焘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学者王韬则在1879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国应实行“君民共主”的主张。从时间上看，买办郑观应的论述都早于两人，因而后世学界公论，郑氏是第一个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人。十多年后，在《救时揭要》和《易言》的基础上，他又写出更为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这两部书都由他自费刻刊，分送给亲朋至交们，唐廷枢、徐润均得赠拜读，并深以为然。这种理念上的一致，是他们做出相同选择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这些买办意外的是，后来的事实演进却大相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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