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影并不是她的真名字。她的真名叫祝英。

        其实认真追究起来，祝英也不是她的正经名字。她的生父不姓祝，她的生母也不姓祝。在她后来发掘出来的极其有限的几个亲戚中间，也没有一个是姓祝的。

        她的母亲在怀她八个月的时候，还在台上唱戏，唱的正是的戏。生下她来，懒得起个正经名字，随口就叫了个祝英。这个名字一叫就叫了十好几年。

        后来她进了扫盲班，班上的女老师许春月听她讲了这个名字的由来，就湿了眼睛，唏嘘地叹着气，说那样的苦日子都过去了，你也该换个名字了。

        所以她户口本上的正式名字就成了竹影。

        说起来，竹影的母亲也没有正经名字。当然温州城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多少都听过越剧名角筱丹凤的名字。可是筱丹凤只是她的艺名。在成为筱丹凤之前，她叫宋二妮。在成为宋二妮之前，她叫郭翠翠。在成为郭翠翠之前，她叫张玉秀。而在成为张玉秀之前是否有过其他的名字，她实在是记不得了。简而言之，这个后来成为温州城里大名鼎鼎的越剧名角筱丹凤的女人，在成名之前曾经被贩卖过至少三次。当她的最后一个买主在那张写着宋二妮名字的卖身契上按下一个血红的指印，把她转卖给温州的一个绍兴戏班时，她大约是十一岁。

        十一岁的她在那群五岁就开始学艺的孩子中间，已经算是半个大人了。她开步晚，腰腿比别人硬，练功吃的苦就多，挨的打也多。戏班里挨了打的孩子，别人散了，他们却是不得散的。都靠墙站着，一边压腿，一边罚背戏文。宋二妮腿也痛，肚子也饿，身上也冷，眼泪鼻涕就凄凄惶惶地流了一脸。

        哭归哭，戏文却还是要背的。戏文她倒不怕，一句接一句，行云流水似的，很是畅通无阻，只是偶尔需要停下来吸一口鼻涕。

        戏班的孩子都不识字，戏文是师傅口头一遍一遍地传下去的。师傅得传上好多遍，孩子们才记得住。可是宋二妮不用。师傅头天传的，她第二天就记得了。不仅记得了师傅的戏文，还记得了师傅说戏文时的神情。背着背着，就不哭了，眉眼渐渐地活动了起来。

        师傅看着宋二妮一对顾盼流飞的丹凤眼，暗暗地惊诧，就赐了她一个艺名叫筱丹凤—— 戏班里演旦的，大凡挨上个角，都有个艺名。艺名都以一个筱字开头，以一个凤字结尾，比如筱鸣凤、筱桂凤、筱翠凤、筱金凤、筱玉凤等等。宋二妮那时连个龙套都还没有混上，却先得了一个艺名。

        师傅赐完艺名，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挥了挥衣袖说：“你学不了武戏，只能学文戏。”师傅凶是凶一些，却是慧眼识货的，筱丹凤就是在他手里逐渐捏磨调教成器的。

        在那以后的几年中，与筱丹凤同时学戏的女孩子，有的渐渐升上去成了领衔挂牌的名角，有的没学出个名堂来，又跑腻了龙套，就离开戏班，找个寻常人家嫁了。筱丹凤卖的是死契，自然是走不得的。所以筱丹凤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戏台上扮演着丫头婢女的角色。不是因为她唱戏的功夫不到家，却是因为她身量上的欠缺。别的女孩子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像一夜之间蜕了一层皮，都变成了娉娉婷婷的一个女娇娘。无论穿文的戏装武的战袍，都撑得风流饱实。只有从小饿伤了身体的筱丹凤，在十九岁上仍旧还是一根细豆芽，站在生角边上，如同一个大人领了一个孩子—— 自然是不般配的。连她自己，都先灰了心气。

        有一回，戏班去崔府唱堂会。那崔氏是江南一带的望族，做的是百货生意，在杭州宁波嘉兴湖州都有百货公司。连南洋各国，也能见到崔氏百货。适逢崔老夫人六十寿辰，自然极尽了热闹排场的本事。为了讨彩，那晚戏班演的是里众人为贾母暖寿的那场戏。谁知演惜春的那个角染上重感冒，倒了嗓子唱不得戏。师傅百般无奈，只好临时改了让筱丹凤来顶替。

        惜春是众姊妹中最年幼的一个，正在半是孩子半是大人的年纪上。筱丹凤穿上寸半高的戏鞋，混在群芳之间，也就有几分像了。那惜春虽然是个次而又次的角色，通场只得三句唱词，却难得筱丹凤将那三句唱得字字珠玑，把个豆蔻少女的娇憨之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就深得了崔老夫人的喜爱。

        散了场，崔老夫人便要留筱丹凤在府上小住几日，唱戏说话取乐。师傅收了崔府沉甸甸的一个红包，自然不便拒绝，筱丹凤果真就在崔府享了几日的清福。当然，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短暂的逗留竟会改变筱丹凤的一生。

        就在崔府里，筱丹凤认识了崔老夫人的长孙，一个在省城读书的学堂生。学堂生是同学堂请了假专程赶来给祖母拜寿的，原本打算喝完了寿酒就赶回去上学的，可是在见到筱丹凤之后，他的行程却突然推迟了。

        崔家祖孙两个都是戏迷，筱丹凤便在老夫人的房里唱戏给他们听，有时轻吟慢唱，有时连唱带做。学堂生听得不过瘾，待老夫人睡着了，又要筱丹凤到他房里唱。一个唱，一个学，不知不觉地，那唱的和学的就挨在了一处。学过诸多风流唱腔，看过许多才子佳人戏的筱丹凤，在那时其实还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小女子。可是过了那一夜她突然就什么都懂了。回想起筱丹凤短暂的一生，一切应该充分铺垫渲染的华彩章节，似乎都是在极度的浓缩中快速完成了的。

        三天以后筱丹凤回到了戏班。

        筱丹凤是自己一人走路回来的，崔家并没有叫黄包车来送。包袱里依旧是去时的几件衣裳，既没有新的行头，也没有赏银。关于那次的崔府之行戏班里有诸多的传说。有人说筱丹凤偷了崔老夫人的首饰让管家抓住，给撵回来了。也有人说崔老夫人嫌筱丹凤眼角有颗眼泪痣，不够喜庆相，给提早打发回来了。更有人说崔老夫人撞见筱丹凤和孙子在一张床上躺着，一怒之下将两人都撵出了家门。

        对于各样的传言筱丹凤皆浅浅一笑，置若罔闻。

        从崔府回来后筱丹凤就有了些变化，话突然少了起来。每日练完戏，便在戏班门前的石阶上呆坐着，看着天上的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听着鸽哨声从头顶一直悠悠地响到天边。只有等邮差骑着老掉牙的自行车咣当咣当地走过后，才肯回屋歇息。

        筱丹凤等的那封信，是在祝英出生的第二年才到的。师傅藏下了，没有声张。直到筱丹凤过了世，师傅才交给祝英，说上你娘坟前烧了吧。祝英揣了，走出门来就一把扯了粉碎，扔在风里刮了个漫天飞絮——那是后话不提。

        那阵子筱丹凤突然就长了起来，往高里，也往横里。原本宽松无比的戏服里边，一下子有了丰盛的内容。戏班演《白蛇传》，师傅就派她演青蛇。小青和白蛇去郊外踏青，云步紧挪，水袖轻舞，杏脸半掩，露出一对盈盈欲滴的黑眸子。才娇娇地喊了一声“小姐”，便已是满堂喝彩，竟把那演白蛇的衬托得有些老成木讷起来。

        那演白蛇的叫筱金凤，是戏班里领衔挂牌的头角，倒叫一个无名新角抢了风头，便觉得脸上无光，下台来就和师傅闹着要换小青。师傅无奈，只好另找别人演小青。

        筱丹凤听了，就冷冷地笑，说师傅你换青的不如换白的，那白的一演五年了，人早看腻了那张脸，很该换一换了。师傅问换谁呢？筱丹凤不说话，又是一笑。

        师傅吃了一惊，就愣愣地盯着筱丹凤看。不免想起那演白蛇的平日在戏班里骄横跋扈的种种劣迹，心里就动了一动。思前想后，终于下决心让筱丹凤顶了白蛇。

        临上场，怕砸了台，又花钱雇了些报馆的记者和各界的名流，来戏院捧场——这本是捧新角的惯例。谁知那筱丹凤演完了第一场，就欲罢不能了。偌大一个温州城，街头巷尾皆知绍兴戏班里有个筱丹凤。

        筱丹凤出了名，上妆卸妆自然就有一群跑龙套的小演员前后伺候。有一天师傅从化妆间走过，从半开半掩的门里冷眼瞥见卸去了绑腰的筱丹凤，正叉着腿随意靠在太师椅上喝茉莉花茶，腰身竟隐隐地显出几分臃肿来。就起了些疑心，一气喝退了屋里的闲人，反手将门掩了，两眼圆睁如铜铃。

        筱丹凤被师傅瞪得心虚，情知瞒不过，只得说了实话—— 已是五个月的身孕了。师傅厉声问是谁的种，筱丹凤低头不语。师傅又低了声问是姓崔的吗？若是他就得禀报崔老夫人—— 那可是崔家的第一个曾孙，你后福不浅。筱丹凤将牙咬了，从牙缝里阴阴地逼出两个字来：“休想。”

        师傅当场捶胸顿足，欲哭无泪。当红戏子的一大忌讳就是吃了人的亏，怀上了不明不白的孩子。更何况筱丹凤是刚刚捧出点名气的新角。若传了出去，不仅筱丹凤遭人耻笑，连戏班也丢尽脸面。

        筱丹凤见师傅这个样子，只好将心里的诸多愁烦搁置一边，反过来安慰师傅：“你放心，我既然做下了这等事，就自己一人承担，断不能连累了戏班。”

        师傅冷笑，问：“你如何一人承担？我信你狂言让你顶了筱金凤，如今她是决计不肯重出山头拾你的旧鞋。你自然是可以一走了之的，我多少年才养出一个你来？总不能让一个戏班的人都跟着你，散了去喝西北风吧？”

        筱丹凤沉吟良久，才说：“我身子瘦，扎了围腰还显不出来。再让我唱一两个月，就到了暑天。到我不能演了，我就在台上昏倒。师傅着个心腹人送我去医院，就说我得了急病，需要静养，神不知鬼不晓地就送我去了乡下坐月子。暑天戏院里热，看戏的人原本就少。戏班不在本地唱，转到湖州萧山义乌演它几场，那边的人也不认得我，派几个小角好歹就糊弄过去了。到了入秋我就回来接着唱，你知我知，众人又不必知道里头的猫腻。”

        师傅听了，长叹了一声“傻呀”，便说不出话来。

        后来两人果真联手天衣无缝地演了一出戏，悄悄地将筱丹凤送去了师傅老家乡下的一个稳妥之处待产。师傅雇下了一个老实可靠的乳娘，替筱丹凤奶孩子并打理月子里的一应琐事。到了日子筱丹凤就生下了一个女娃，取名叫祝英。

        满月时师傅偷偷去了一趟乡下。那时暑气已过，秋声渐起，院落里的银杏树洒了黄黄一地的叶子。筱丹凤穿了一套红袄红裤靠在树干上练功，鞋底踩得树叶子窸窸窣窣地响。见了师傅，很是惊喜，却不收腿。师傅走近了才看清：原来筱丹凤将自己的一条腿绑在树干上，腿挺且直，和那树身贴得紧若一体。

        就放了心。

        筱丹凤坐过了月子，脸上红是红，白是白，身上该肥的地方比先前肥了，该瘦的地方却比先前更瘦了，眉眼气色之间突然多了一层妩媚婉约，越发地像了戏台上的那些角色。

        师傅问孩子呢，筱丹凤朝屋里努努嘴，乳娘就抱出一个粗布包裹来，里头是一个满脸黝黑额上布满皱纹的细瘦女婴。筱丹凤抱过孩子，就往师傅怀里送，说：“叫外公。”师傅的眼圈就红了，往孩子的襁褓里塞了一个红包。

        师傅虽然心软，却不糊涂。当下把孩子交还给乳娘，坐下了，便正色对筱丹凤说：“你跟我回去，孩子却是不能带回去的。不仅不能带回去，连你，也是不能常来看的。一是不能引人起了疑心。二是将来孩子长大懂事了，常看到你，难免就有了感情，在人前到底该怎么称呼你？”

        筱丹凤无语，就去屋里收拾了几件日用的东西。出门来，就着乳娘的手又看了一眼孩子。孩子突然就将眼睛大大地睁开了，冲着筱丹凤很是响亮地笑了一声。筱丹凤扔了手里的包袱，双手掩面，蹲在地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师傅也不劝，由着她抽抽噎噎地哭完了，揩净了脸。两人就上了路。

        一路走着，太阳就渐渐低矮了下去，如同一个硕大的火轮盘，悬在树梢上，树便同着了火似的红了起来。林里有野兔被人声惊动，飞蹿而起。一只大，一只小。小的跑不快，大的便远远地停了下来，抖扇着耳朵等着小的。

        筱丹凤频频回头看那兔子，脚步就很是慢了下来。师傅见了，就叹气，说：“天底下凡是个女人都能生孩子，可天底下有几个女人能唱戏？唱戏的又有几个能唱到你的地步？你若真想做个寻常的女人，师傅决不拦你，这就送你回乡下。你若想风风光光地当你的名角，你就得六亲不认，只认一个戏字。你若不撇下别的，只认一个戏，那戏也不会认你，这世上想成名角的人又不止你一个。”

        筱丹凤听了，就愣在那里。将师傅的话前前后后地想了一番，似乎就有些想明白了。便一路无话，跟着师傅回到了温州城里。

        回到戏班，筱丹凤大红大紫地演了几年的戏。林黛玉、祝英台、白娘子、孟丽君、杨贵妃，演谁像谁。金瓯戏院的霓虹灯戏牌上，常年亮着筱丹凤明眉皓齿的微笑。只要是筱丹凤领衔挂牌的戏，没有不场场爆满的，有时连过道上都摆满了加座。散了戏，不管多晚，总有一干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用各样的车接了筱丹凤去吃消夜，看电影。

        筱丹凤早学会了上海大明星的做派，烫了蓬蓬的一个波浪头，穿了尖尖的一双高跟鞋。缎子旗袍斜襟上插了一支派克金笔，随时准备龙飞凤舞地签上一手字。虽然过的是夜夜笙歌的日子，筱丹凤心里却是有主张的，一不能轻易嫁人，二不能随便将身子给了人。看多了戏子的下场，知道千里搭长亭，没有不散的宴席，男人是当不得久的。便只在暗地狠狠地攒钱，以备将来人老珠黄时的用场。

        起初还记挂着那个扔在乡下的女儿祝英，时时地托师傅往乡下捎钱。后来日子渐渐地长了，记忆就越来越淡薄了。偶尔午夜梦回，依稀想起当年在崔家的数夜缱绻。崔家的那个长孙是受了城里新派教育的，自然是懂得怜惜女人的。那怜惜也不全是阔少爷的轻飘虚浮，却是那种贴心贴腑知冷知热的怜惜—— 惜她的肉身，也惜她的才情。筱丹凤从未见过如此新潮体贴的男人，就很是付出了些真心。当下决定生下孩子，也是因为要守着两人分手时的誓言，等待着他来接她的。

        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来。

        她不知道他现在在世界的哪一方，也不知道他是否娶妻生子。他和她的相遇是如此的短暂，如同是萤火虫在夜空里擦出那匆匆一丁点的光亮，却又瞬间消失在长长的黑暗中。那一点亮光，便是他和她的骨血祝英。他大约永远也不会知晓，他和她之间原来是有着这样一个涂抹不去的印迹。即便是她，偶尔想起乡下的女儿来，也恍然已如隔世。

        有一天，筱丹凤唱完戏，刚卸了妆，正准备坐车出去吃消夜，师傅走过来对她使了个眼色。她心知师傅有话要对她说，便挥挥手让众人先去了。师傅见四下无人，才压低了嗓门儿说：“祝英来了。”

        筱丹凤吃了一大惊，问是不是乳娘家又来要钱。师傅连连摇头，说是乳娘的儿子送她过来的。乳娘正月里生肺痨死了，临死留下话，一定要带祝英去城里找活路。筱丹凤问人在哪里，师傅指指后台，筱丹凤这才看见戏班那口装戏服的大樟木箱子上躺着一个孩子。

        孩子睡着了，蜷手蜷脚的样子，像一只露宿街头的野猫。一根辫子散了，肩上挂着半截白头绳。身上穿的是一套簇新的枣红棉袄棉裤，裤腿袖口长长地挽了一圈—— 大概是乳娘临死前赶做出来的。筱丹凤的喉咙就堵了上来。

        便蹲下去推孩子。

        孩子睡得很沉，推了几下，方醒。坐起来，拿手背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娘”。筱丹凤吓了一跳，看了四下无人，才问：“你认得我？”孩子看看四周，不像是在家里，才想起娘已经没了，就悲悲切切地哭了起来。筱丹凤明白过来孩子喊的不是自己，有几分放心，也有几分失望。

        一阵子没见，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妞。脸很黑，一直黑到牙齿。眉眼大，嘴也大，哭起来满脸满嘴都是牙。丑是丑，却是那种叫人心软的丑。

        筱丹凤站起来，叹了一口气，说：“你不哭，就带你找娘。”小孩当真，果然住了声。筱丹凤拿出一条手绢来给孩子擦净了脸，转身对师傅说：“我的包银养她。你找个名目把她留在戏班里，怎么说都行，只要不牵扯到我。”

        第二天戏班里就多了一个叫祝英的小学徒。

        扫盲班的女教师许春月跨进文化馆那间矮小简陋的小教室时，整个房间突然亮了起来。

        许春月个子不高也不矮，身量不胖也不瘦。头发短短直直地垂在耳后，在刘海儿结束的地方，别了一枚枣红色的塑料卡子，将那一头青丝别出了弯弯一轮黑月，衬得颈子很是细致白皙起来。许春月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双排扣列宁装，一条洗得发白的旧军裤，一双洗得发白的行军鞋。身上斜背了一个军用书包，书包带子上绑了一条白毛巾。这样的打扮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女兵，随时随刻要出发上前线。其实那时候仗已经打完了，老百姓正在浑然不觉中开始习惯安逸太平的日子。

        太平日子里，人们渐渐有了好兴致来欣赏许春月这样的好风景。

        扫盲班里的人很多也很杂，有越剧团的、瓯剧团的、曲艺团的、医院的、防疫站的、文具店的、书店的，总之都是文化卫生系统的。小的只得十几岁，大的也有五六十岁的。越剧团的竹影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十六岁的竹影天天赶来上夜校其实并不是为了识字—— 识字的兴趣是后来在一个男人手里才渐渐调教培养出来的。竹影是为了许春月而来的。竹影喜欢许春月的发式衣装，喜欢许春月清朗的笑声，喜欢许春月脚底生风的步态。许春月使她看见了人生另外的一些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与她演过看过的所有戏文中描述的完全不同。她依稀感觉到自己已经走到了这些可能性的边缘上，而许春月就是她的路标。

        那一阵子她很认真地模仿起许春月来。她去裁缝铺做了一套灰卡其布的列宁装。试装时她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很有些沮丧。衣服太新太亮，胳膊腰身腿弯处绽出些直直硬硬的褶皱，仿佛在无言地叙述着缺乏历史内涵的苍白和单薄，看上去更像是首场演出的新戏装。她把衣服泡在皂角水里揉了又揉，直到手上揉脱了皮。这才明白，装束是可以模仿的，经历却是无法复制的。

        第二天上课时，她选了一个离许春月很远的角落坐下，无精打采地度过了一整个夜晚。下课时许春月走到她身边，歪头看着她，许久才说：“你换了一个样子。”她听出了许春月话语里的赞许，心里积攒了一天的阴霾如秋风落叶一扫而尽。

        “我想剪，剪你这样的头发。”她抬头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她听了呵呵地笑了起来。“这还不容易？上我家来，我帮你剪——老江的头都是我剪的。”竹影猜测那个老江大概是许春月的男人。

        到了星期天，竹影果真去了许春月的家。

        许春月的家在一个大院里，外边围了一堵厚厚的砖墙，院门口有一个军绿色的岗亭，亭里站着一个年轻的荷枪士兵。见人来，便探出头来，问找谁。竹影说找许春月。兵是新来的，不认得许春月，就转过头来问收发室里的老头。老头说是江专员的爱人，兵就放了行。竹影吃了一惊。她虽然不懂专员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却也明白是个不小的官。那么说许春月也就是个正正经经的官太太。就不免感叹许春月平日对人竟是这般平实而没有架子。

        进门才发现大院里有很多幢房子，平房楼房都有，一色的红砖，矮矮实实的，彼此都很相像。正发愁不知是哪一家，远远地就看见许春月站在一棵大槐树底下，一边笑，一边对她招手，便明白许春月是专门在这里等候她的，心里就热了一热。

        许春月引竹影进了屋。屋很大，宽宽敞敞地分作了三处，一处睡觉，一处办公，一处吃饭。都很乱，却各有各的乱法。

        灶披间里放了一个搪瓷脸盆，里边满满地堆了一摞脏碗碟，碗底结着些饭痂，筷子上粗粗地裹着隔顿的菜渣。

        办公室里堆满了书和文件，有的开有的合。开的上面粗粗密密地画了些各样的红线，合的里面都是厚厚的折痕。桌子上摆着一缸隔夜的茶水，浓得青紫，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亮膜。

        睡房里的情景更乱，床上的两条被子掀开了，却又没有叠起，胡乱地混绕在一起，像两个手脚相缠的半裸身体。地上和椅子上横七竖八地丢着袜子，却都是颜色不同的。衣柜半开着，里头堆着两床旧棉胎，却没有几件衣物。

        竹影几乎无法相信那个干净整洁的许春月，竟是从这么一个污秽杂乱的环境里衍生出来的。她一眼就看出了许春月的不善持家，不禁抿嘴一笑，突然间对自己有了一点信心—— 也许她和许春月之间的距离，并不真正像她想象的那样遥远。

        后来许春月让竹影坐到灶披间的一张木凳上，在她脖子上缠了一条旧毛巾，就要替她剪头发。下剪之前她抚摩着那两根黝黑柔软的辫子，迟疑了一下，说可惜了，留了多久才留成的呢。竹影却异常坚决地摇了摇头。

        一刻钟后竹影抖落着一身的碎发站起来，突然发现自己轻松得想随风飞去—— 在这之前她并不知道头发竟能携带这样的重量。望着地板上那两条黑蛇一样蜿蜒匍匐着的辫子，她知道关于她生活的某些章节，已经在这个春日的下午永远地遗落在许春月家的地板上了。

        许春月端来一面镜子，镜子不大，刚刚照全了她的脸。新的发型使她的脸突然有了一种脱离了稚气的成熟。如果说辫子使她在少女和女人之间的那个模糊地带徘徊滞留的话，那么短发便使她彻彻底底地成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对于这样的变化她很是欣喜。

        剪完了头发竹影就系上围裙，帮许春月打扫房间。先去接了一桶水，将那脏碗筷都泡在里面。一边等着饭痂子泡软下来，一边就进了睡房整理床铺。办公室的东西她看不懂，也不敢随便乱动。

        先把窗都大大地开了。外边太阳正好，风里带了些细软的草叶味道。竹影把被子叠成两个小小的边角齐整的方块，让许春月抱着，自己就去门后找了根粗藤条，狠狠地拍打起褥子来，便有轻尘在空气里慵慵懒懒地飞舞起来。

        打完褥子，又将一屋的袜子衣物扔进一个大木盆，泡了些温水，擦起肥皂来。水就渐渐地污浊了上来。回头看见许春月依旧抱着被子，惶惶地站在屋角，就扑哧一声笑了：“你去清肥皂，我来洗碗。”许春月放下被子，接过木桶，就叹气：“我出身不好，从小都叫人伺候惯了，什么都不会做。真羡慕你，样样都会。”

        竹影听了，心里像捅进了一根棍子，隐隐地疼。想说还是让我羡慕你吧，我倒宁愿让人给伺候惯了呢。动了动嘴唇，到底什么也没说。

        两人干着活，就听见有人推门进来，在门口的草垫子上唰唰地蹭鞋底。许春月说我们老江回来了，正要出去迎，男人已经进了屋。放下公文包，呵呵地打着哈欠，说：“郝书记人老话多，就这一点事，竟开了这么久的……”话没说完，猛然看见屋里有个生人，就不再往下说，却问许春月：“这是食堂老王介绍的那个保姆吗？那么快就到了。”

        竹影听了，杵在水盆里的手就僵住了，脸腾地热了上来。许春月哈哈笑了起来，拿胳膊轻轻地撞了男人一下，说：“上哪儿找这样的保姆呀？你倒是想呢。这是越剧团的竹影，我跟你说过的，扫盲班里最小的那个。”

        男人“喔”了一声，说对不起，就伸手来给竹影。竹影慌忙将手在围裙上擦过了，才敢接男人的手。男人的手和男人的脸一样，瘦瘦长长的，没有多少肉，却很暖和。男人叫老江，其实还挺年轻。男人穿了一套灰色卡其布中山装，头发梳得齐齐整整，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不像官，倒更像是一个斯斯文文的教书先生。

        许春月也擦净了手，提了一摞搪瓷饭盒就往外走：“我去食堂买点菜回来。竹影你也别走，一起吃饭。吃完了给我们唱戏听。听说你们剧团排了几出新戏，很不错的。我们老江是个戏迷。”便踩着脚踏车叮叮咣咣地骑走了。

        屋里只剩了男人和竹影。男人进去办公室拿出茶杯，见是剩茶，就一把倒在水池子里。接了些自来水涮了涮，就要沏新茶。拿起热水瓶晃了几晃，是半空的。倒出来在杯子里，温温暾暾的，茶叶就浮了一层。

        竹影见一个堂堂的地委专员，日子竟过得如此简单清寒，心里便有些难受起来，说我帮你生火烧水，一会儿就开。男人点点头，看着竹影将煤炉引着了火，拿了一把蒲扇啪啪地扇着，等着水热上来。

        “听春月说你是筱丹凤的女儿？”

        竹影冷冷一笑：“那得看问的是谁。我认她，她却不认我呢。”

        男人许久没有说话，后来就叹了一口气：“你算是等到好时候了，她没等到。”

        竹影本想说谁比得上她的好时候呢，可是男人的语气很是温软，她不由得就红了眼圈。

        那日师傅把小祝英从戏服箱子上抱下来，就来脱祝英的衣服。脱完棉鞋袜子，就来脱棉袄。脱完棉袄，再来脱棉裤，最后只剩了光光的一条花裤衩。师傅走得近近的，把祝英正面侧面背面都仔仔细细地看过了，又捏了捏祝英的肩胛骨、胳膊肘。捏完了，退后十好几步，远远地眯了眼睛，叫祝英把腿并拢站直了，再叉开。腰弯下去，再直起来。

        祝英冻得颤颤的，叫了声“娘”，就咧嘴哭了起来。师傅蹙了蹙眉头，说要哭你就哭个痛快，蚊子哼哼的谁听得见。祝英果真就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

        师傅闭眼听着祝英哭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对筱丹凤说：“这张脸，演小旦不够尖，演小生不够方。骨头韧带也硬。声音倒还响亮，要不就练个老旦吧。”

        筱丹凤听了，沉吟半晌才说：“老旦的戏一年能有几场？哪里成得了名？”师傅抖抖地点了一根烟，斜了筱丹凤一眼：“你以为进戏班的都能成名？学戏的几个有你那样的好命？横竖不过是一桩手艺，挣一口饭吃罢了，比街上那些讨饭的强点。”

        师傅这几年一下子就老了，排戏听不准胡琴的调，说话也颠三倒四起来。啰啰唆唆的，摆的都是自己的功。筱丹凤早听腻了，这边耳朵进，那边耳朵出，全然不往心里去。挥挥手，让祝英下去穿衣服了。

        从那以后祝英就跟了一个叫张奎娥的老旦学戏。

        老旦的戏少，包银拿得也少，就很是懒散起来。高兴了教几句，不高兴了十天半月不理不睬。平日使唤起祝英来，倒很是勤快。捶肩揉背、倒夜壶、灌开水、买消夜、擦皮鞋，祝英小小年纪却样样都学会了。遇到老旦有戏份的时候，祝英还得替张奎娥收拾看管戏服。

        有一天，戏拖了场，祝英耐不住，就在换衣室里睡着了。没想到烛油滴下来，将张奎娥一件替换的戏服烧了个小洞。那洞正是在腋下，并不十分明显，偏碰上张奎娥那晚忘了唱词，被台下嬉哄了几句，心里正不畅快，便顺手抓起一把骨扇，拢成一条，朝着祝英的脑后就是一记。

        祝英猛然醒来，浑浑噩噩的，竟不知讨饶。惹得张奎娥越发恼恨起来，手下就更没了轻重。可怜一个小祝英，趿着鞋，只知抱头满台狂跑。戏班里的规矩，跟谁学艺受谁的管，旁人自然插不上嘴。筱丹凤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便过去劝解：“她一个毛孩子，也值得你生气。我赔你一件新的好了。”

        谁知那个张奎娥最见不得筱丹凤平日说一不二的风光样子，便把扇子扔了，靠在柱子上冷冷一笑：“你管天管地，管不了我教训徒弟。天底下哪有学戏不挨打的？怎么偏偏轮到这一个，你就有话说了。”

        筱丹凤素来就疑心戏班里有人背地谈论祝英的身世，听了这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手抖抖的竟捏不拢拳头，只觉得背上热热地贴烤着好几双眼睛。一时羞恼，又想在人前撇清，便抓起张奎娥丢在地上的扇子，斜斜地朝祝英劈去。

        祝英来不及闪避，扇子正正地砸在额角上，便有一线紫血渐渐地流了出来。众人见血，吓了一跳，都慌慌地过来将筱丹凤和张奎娥劝了下去，又将祝英的伤口胡乱包缠过，就各自回房歇息了。

        第二天在化妆间，筱丹凤又看见了祝英。额上贴着一块纱布，神情蔫蔫的如同遭了霜的丝瓜。低头守着张奎娥的戏装箱，想睡又不敢睡。

        见四下无人，筱丹凤就从兜里掏出一把上海带来的玻璃纸太妃奶糖，递给祝英。祝英不敢接。筱丹凤就挑了一块，将纸剥了，塞到祝英的嘴里。到底还是孩子，祝英舍不得那张花花绿绿的糖纸，就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手心摊平了，一会儿折成一只鹤，一会儿折成一条船。

        筱丹凤叹了一口气，说：“学唱戏就得挨打，我也是这么打出来的。以后乖巧点，别惹那个人生气。”就拿了梳子，帮祝英梳头。祝英的头发粗黑，头顶有一个极大的旋儿，分中路分偏路都盖不过去，只好草草地在脑后梳了一根辫子了事。

        一边梳，一边暗暗感叹：这丫头大约跟自己一样，也是生就的一个倔命。便问从前在乡下，你娘打不打你，祝英说从不。又问你娘说没说你还有另外一个娘，祝英茫然地摇了摇头。梳完了头，看着孩子兴头头地玩糖纸，半晌，才幽幽地问：“要是有个体面风光的人要认你做囡，你肯不肯？”祝英头也不抬，说：“我有娘的，认她做什么？”筱丹凤心里狠狠地堵了一堵，却说不出话来。

        祝英跟张奎娥稀里糊涂地学了两年的老旦，那张奎娥就搭上了一个丝厂的老板，甩下祝英跟人家到苏州当姨太太去了。戏班里一时半刻找不到演老旦的，唱花旦青衣小生的又都不愿意带半路改行的学徒，祝英只好跟了一个演丑的学了一阵子的丑。刚浅浅地摸到了些门道，戏班又招进了一个老旦，祝英便顺理成章地给推回去学老旦。

        一晃几年岁月蹉跎，祝英长到了八九岁，个子粗壮结实，戏路上却没有多少长进。什么角都会唱几句，什么角也唱不精，倒成了全戏班的使唤丫头。哪个角儿生了病，就喊祝英去药铺抓药。谁的戏装开了线，便叫祝英拿针线包来缝。哪个龙套崴了腿，师傅一声吆喝，祝英套上戏装就去顶戏。

        有一年，崔府又送来订金，包了整个戏班去唱堂会，这回是崔家的长房曾孙周岁贺宴。崔家的长房孙子与其他的孙子有所不同，走南闯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早先在省城读的书，后来又到英国留过两年学。回国后在上海东亚银行寻到了一个职位，娶的是银行襄理的千金。岳家自然带了一帮高朋贵友一同随行，到温州庆贺。

        那崔府虽然妻妾成群，子孙无数，到了曾孙这一辈，却只得这一个男丁，阖家上下，自然视为奇珍。于是那日宴开数十席，极尽热闹排场之能事。又在花园里搭了一个大戏台，一二十盏煤气灯齐齐挂出，照得暗夜如同白昼。等候接送宾客的汽车黄包车司机和下人们从门前排开，一直排了整整一条街。

        酒饭饱足，众人便坐到花园里看戏。那日选的是一出娃娃戏《哪吒闹海》。筱丹凤没有角，也不愿在台前露面，便一个人在幕后坐了，透过布帘子悄悄地看热闹。黑压压的人群里，她一眼就认出了那张脸，心便咚地跳了起来，仿佛一屋都听得见。

        那人虽是老了些，也发福了些，神情做派却大体如故。只是不穿长袍，改穿了洋装西服。身边坐着一个极是年轻的妇人，也是美发盛妆，却跟小城的穿着打扮略有不同。里边穿了一件桃红绣花缎子旗袍，外边却罩了一件月白洋装外套。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绿豆大小的钻石戒指，灯照上去，冷冷地晃着眼。

        妇人膝盖上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孩，也是洋派穿着，一套蓝白相间的海魂衫，一顶缝着金矛的海魂帽，飘带长长地垂到肩上。不肯静静地坐，身子扭股糖似的扭过来别过去，不让他妈抱。他妈剥开一粒糖，喂到他嘴里，抿了两口，“呸”的一声吐了。又剥了一粒，这回不吐在地上，却一把抓出来，抹在他妈的外套上。抹完了，便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众人见怪不怪，依旧吃茶看戏嗑瓜子。便有一个老妈子急颠颠地跑过来，抱了，又摇又拍千哄万哄的，方渐渐安静下来。

        这边台上戏演得正是热闹。绍兴戏本是文戏，演不出那刀枪对打的架势，只得在戏景上狠下功夫。那哪吒风风火火地进了水晶宫，迎头遇到一帮虾兵蟹将。祝英那晚跑龙套，演的是蜻子王，背上绑了两扇比人还高些的大纸板，权当是蜻子壳。通场并无几句台词，却得一直陪站。站也不是安静的站法，却是要时时舞动那两扇大壳，做出游水状。

        一场下来回到后台，卸下纸壳，一件贴身布褂早已湿得滴水。有人拿了一个包子给她，才咬了几口，便坐在地上背靠着柱子睡了过去，头歪在膝盖上，颊上细细地流了一线口水。

        筱丹凤站在边上，看着台上台下的两个孩子。台下的那一个，抱着怕化了，行路怕摔了，娇娇嫩嫩的犹如掌上珠，心尖肉；台上的这一个，却如乡间野草，任人踩践，自生自灭。两人原本同出一脉，如同山巅源头之水，本是同样高洁，却因流过了不同的途程，便有了南辕北辙的区分。一股依旧洁净如昔，一股却已是遍身泥尘的污流了。如此想着，心里不免有些酸楚，拿了一件披风给祝英盖上，眼中便默默地流下泪来。

        演完了戏，崔家的孙少爷少奶便上台来派赏钱，众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份。筱丹凤等了一夜，等的就是这一刻，心里自然暗暗地攒了几句该说的话。等人到了跟前，刚问了一声：“崔先生别来可好？”嗓音便已喑喑哑哑地碎成了千片万片。四眸相对，那边愣了一愣，却无语，匆匆地走了过去，竟同路人。筱丹凤身子抖得如同风中絮，回到家来，躺到床上，手竟然还是颤颤的，解不开衣扣。

        第二天早上戏班里排戏—— 那阵子排的是《红楼二尤》，筱丹凤演的是那个软弱无能凭人摆布的尤二姐。众人都到齐了，左等右等却不见筱丹凤。名角架子大些也是常有的事，师傅便着人去敲门。敲了几个来回也没人应门。便破门进去，只见筱丹凤锦衣盛妆地躺在床上。师傅一眼就看见筱丹凤穿的是尤二姐的戏装，便知大事不好。

        筱丹凤学的是尤二姐，吞的不是金，却是鸦片。立时送到了医院，当时还剩了游丝似的一口气。看见师傅带了祝英站在边上，眼睛便微微地眨了一眨。师傅狠命按着祝英的头，让叫“娘”。祝英心里害怕，又不知底里，不肯叫。后来实在被师傅逼不过，只得勉强叫了一声，筱丹凤却早已闭了眼。

        走出医院，师傅请祝英到温州酒家吃了一顿饭。师傅叫了满满一桌的菜，自己并不吃，只看着祝英吃。祝英吃得一边打嗝一边放屁几乎站不起身。

        回家的路上师傅才轻言慢语地对祝英说了她的身世。

        祝英一路都很安静，没有插嘴也没有问话，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故事。师傅见祝英这副样子，反而有些惊惶起来，便塞给祝英几个银圆。祝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拿了揣起来，竟也没谢师傅。

        出殡那日，师傅让祝英穿了孝服，戴了麻巾，按孝女的身份为筱丹凤捧灵牌。祝英按照师傅的吩咐，走几步磕一个头，喊一声“娘”。那一声“娘”带了长长的、颤颤的一个尾调，虽有几分凄惶，眼中却一直无泪。

        祝英和筱丹凤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后人从一鳞半爪的传言中延伸扩充出来的想象，而延伸扩充的部分滚过冗长厚实的岁月积尘，渐渐变得比事实本身庞大了许多倍。而在那个秋日的早上，十岁的祝英窸窸窣窣地踩着遍地落叶，捧着筱丹凤的灵牌走过萧瑟的长街时，心里其实只有一种挥斥不去的陌生感。

        即使在葬礼上，祝英闭上眼睛就已经想不起筱丹凤的音容笑貌了。在她们极其有限的交往中，永久地留在她记忆中的，似乎只是额角那块扇子落下的疤痕。

        江信初从会议室走出来，看见秘书举着电话筒在走廊上喊：“江专员，你爱人电话！”江信初接起来，就听见许春月在那头说：“藻溪的人明天要来。”

        自从江信初在温州做了官，老家乡下便不断有亲戚到城里找他。有来城里办事在他家歇脚的，有到城里医院看病求他找医生的，也有想替自己在城里谋个职位的。起初江信初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虽不插手帮忙谋事，却都热情在家接待着。后来实在不堪重负，便一律推给许春月，自己不再过问。

        这回听见乡下又来人，就不耐烦起来：“说好了这事你管的，找招待所让他们住下就是了。”谁知许春月叹了一口气，说：“这回来的是那个你让他老实点的人。”江信初这才明白原来是岳丈，就很是吃惊—— 他同岳丈家平素往来极少。便问来干什么。许春月的声音就有些喑哑起来：“病了很久了，也没和我们说。这回肝腹水，拖不得了，才来找我们。看完病就走，住不了几天的。”江信初沉吟半晌，才说：“你找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刘院长给看看。”

        许春月的父亲和伯父兄弟两个，都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拥有的田产亩数，当属乡里的首富。

        兄弟两人幼年丧父，老大自小接管家族田产，没读过多少书，也极少出门。老二，也就是许春月的父亲，却是在县城念过书的。识得字看得懂报纸，多少也知道除了藻溪之外，世上还是另有天地的。

        老二生得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两个儿子看得散淡，却独独怜惜女儿春月。平日不怎么调教女儿针线女红持家之道，却一心培植春月读书。在乡里念完初小高小，又送到平阳县城去念初中。

        藻溪乡里有一个大姓一个小姓。大姓是许，小姓是章，都是可以从厚厚的族谱里找到悠远历史的老家族。而江信初家却是从安徽逃荒来的，是没根没底的外乡人。江家靠租种许家的几亩田产度日。江信初的母亲有顽疾，常年在镇上看病抓药，江家的租子便常常交不上来。

        江家虽然底子薄，江信初却是藻溪乡里除了许春月之外的第二个中学生。江信初之所以能在县城上学，是因为他有一个在矾矿里当矿工的哥哥，每月将薪水寄了一半给家里，发誓要让弟弟读书上学，将来出人头地。

        许家的独生女儿在县城读书，许家思女心切，便时时要女儿回来小住一两日。从平阳县城到藻溪，水路也要几小时。因着年代不太平，许家老爷和太太便很不放心让春月一人上路。只得央求江信初一路陪伴许春月回来，再一路陪伴回去。许家老爷的交换条件是很慷慨的—— 减免江家一半的租子。

        于是外乡人的穷小子江信初，就时时地陪伴着藻溪首富的千金许春月，在风和日丽的江面上来来往往地乘船旅行—— 当然他很快就发现了其间的无穷乐趣。

        江家的小子在学校里顿顿吃的都是碎虾皮泡饭，最多加两叶腌酸菜。只有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是他娘带病做的，舍不得穿。日日提着鞋子走路上学，到了教室挑个后排的位置坐下，将脚揩净了，才穿进鞋里。

        江家的小子虽然穷，却不是一无所有，没有人敢小看他—— 江家的小子是块读书的料，门门第一，年年状元。

        江信初不只是书读得好，戏也演得出色。学校里有个学生话剧团，排练《棠棣之花》《虎符》《屈原》，都是他当的男主角。别看江信初在台下寡言少语，嗓门儿甚低，到了台上就变了个人。哀婉也好，激昂也罢，从眉端到指尖，处处生情，遍体是戏。便有好些个女同学，温温软软地化在他的眼神里。

        许家的春月也是其中之一。

        许春月作为另一个角色走进江信初的视野，是在他们合演《屈原》的时候—— 在那之前她只是他东家的女儿。那晚他饰演的三闾大夫在清风皓月中轻吟《橘颂》，她饰演的女弟子婵娟在旁为他焚香研墨。他偶一回头，意外地发现了她眼里盈盈欲滴的泪。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两潭清泉，没有波澜，甚至没有涟漪，洁静如镜，钦羡爱慕明明白白地写在了上边。他无法不被这样的景致所震撼。可是这种震撼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位置。对于遥远不可及的事物，他向来缺乏一种持久追寻的动力和耐心。

        况且江信初是几年前就定了亲的。女方叫许杏妹，虽然只比许春月大两三岁，论辈分应该是许春月的堂姑。许杏妹的爹娘在藻溪乡里开着一家巴掌大的南货店。女方无论是姿色还是家道其实都属平平。江家看中许杏妹，是想攀一个大姓，以后在藻溪也有个靠山，省得遭人欺负。许家愿意将女儿嫁给外姓人，是因为看上了江家小儿子的聪明过人，指望着将来兴许能有个出息。

        转眼数年过去，江信初许杏妹都到了尴尬年纪。每逢学校放寒暑假，许杏妹在街上见到回乡来的江信初，头一低，脸一红，脚底生风地走过了，额角脑勺却都是眼睛，早把人一点不漏地审视过了一遍。许杏妹突然发觉江信初已经长成了一个与藻溪的街景格格不入的后生仔。

        许杏妹时常去堂侄女许春月那里玩。两人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些闲话。对话绕过千山万水，自然还是要转到学堂的事情上来。她问的正好也是她乐于回答的。问的那个人有心，说的那个人也有心，却都装作了无意的样子。两人相对坐着，旁敲侧击地谈论着一个和她们的生活都已经产生了关系的男人。许杏妹听堂侄女讲起江信初在学堂里的种种不同凡响的作为，便认定自己的这个郎君是迟早要成大事的人，将来岂止是一个藻溪乡，怕是一整个温州城，都装不下一个江信初呢。

        许杏妹就是怀着这样的念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着江信初成个人物归来。乡姑许杏妹对江信初的这份期望，在不太久的未来，竟然变成了现实。只是许杏妹当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现实里并不包括她自己。

        江信初从来没有把这桩亲事放在心里过。那个叫许杏妹的女人，只是单调刻板的藻溪乡景中的一个片段，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所以那年当他决定跟哥哥出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应该和许杏妹道一声别。在他人生的那个阶段，他的心里正被一些别的更为重要的事情装得满满的，完全没有空间承载诸如结婚生子一类的琐事。

        即使是当他和许春月在一起的时候。

        他陪许春月回乡，船似剪刀，剪开一匹江水，两岸尽是浓浓淡淡的景致。他不看她，也不看景致，他只埋头看书。说是埋头看书，其实在他视野的余光里，他还是瞥见她的头发被江风吹成丝丝缕缕的散云。那散云在他的眼角撩过来，飞过去，书里的字就被搅得很是杂乱了起来。

        他离她近近地坐着，闻得见她衣袖上皂角的清香。可他又觉得离她那样的遥远。他和她中间隔着一整个嘈杂无章的世界。这个世界说大也很大，说小也很小。他若想迈，狠狠一步就迈过去了。他若不想迈，便一生一世也走不到头。偏偏在那个时候，他不想迈这金贵无比的一步。

        于是他就只能长久地沉默着。

        有一天，他们在船上碰到了一对逃荒的母女。他和她们聊起天来，才知道她们是从他的老家皖南农村来的。他乡遇故人，他们就有了一些共通的话题。关于乡情，关于年成，关于世道。她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一直没有插嘴。到船靠岸的时候，她突然从兜里摸出一个手巾包，打开来，是银圆。她挑了一个留起来，剩下的，都放在女孩的手心。母女两个自然千恩万谢了一番。

        临下船，她又回头，将包里剩的那一块也掏出来，一并给了人。他蹙了蹙眉头，说：“买水的钱也不留一个。”他的语气有些蛮横粗鲁——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地对她说过话。她吃了一惊，却渐渐地体会出了其中隐约的嘉许和关切。便轻轻地笑了一笑，说：“我不穷得一文不名，怎么能攀得上你？”

        他听了，心里突然就动了一动。那晚回到藻溪，躺到家里那张吱扭作响的竹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突然就明白了，世上的路原本是可以有多种走法的。比方说他和许春月中间的那条路，如果他走半程，她也走半程，他们在中间的某个地带相会，也许他就不会走得那么遥远艰难了。

        江信初中学毕业后，就被在矾山当矿工的哥哥接走了。临行前，来辞别许春月。许春月问他是不是要跟哥哥去矾矿。他起先点头，后来又摇头。逼不过了，才说：“将来你总会知道的。你在藻溪等我——世道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极是坚定，丝毫没有同她商量的余地。她却偏偏喜欢他这样的霸道—— 她明白这大概就是私订终身的意思了。

        江家兄弟走后，一直没有音讯。关于江家兄弟的去向，藻溪的人有诸多的传说。有的说他们一路乞讨去了陕北的延安，入了共产党。有人说他们当了绿林好汉，在嘉陵江一带打家劫舍。也有人说他们投奔了三五支队，成了大名鼎鼎的刘英的左右手。有好事人将这各样的传说讲给许春月听，许春月听了，微微一笑，并不作声。

        许春月中学毕业后回到藻溪，家里已经等着一队说媒提亲的族亲。起先许春月推说自己年纪小，想在爹娘身边多住几年。许家老爷听了心软，便也听之任之地拖了些时日。转眼春月到了二十岁，在藻溪这么个小乡里，也就算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许家老爷着急起来，便要逼着女儿定亲。春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当着媒人的面“咚”的一声就剁去了一截指头，血流如注。

        从此家中无人敢再提婚嫁之事。

        江信初回到藻溪，是五年以后的事了。那日正在正月尾上，租子收过了，正月酒也都摆完了。许家老爷太太和下人们，正在院子里懒洋洋地晒太阳话家常。江信初大摇大摆地走进院门，许家的那头黄狗扑过来吠了几口，便矮下身子，在江信初的脚边呜呜咽咽地摇起了尾巴。许家的狗虽然老了，却依然记得旧事旧人。

        许春月正在房里看书，听见狗吠，探出头来，手里的书就“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江信初径直走进许春月的房间，半靠在门上，轻轻地对许家的千金小姐说：“你收拾收拾，我们就走。”语气熟稔得仿佛是一个陪媳妇走娘家的小女婿。几年不见，江家的小子变了一些。很是黑瘦结实，两眼如炬，照得一屋熠熠生辉。许春月慌慌地翻箱倒柜找随身的衣物，手脚颤颤发软。许家老爷跟了过来，却被江信初堵在了门外。江信初的声音不高也不硬，却密实得插不进一根针：

        “你老实一点，世道要变了。”

        许家的老爷是识字断文的，家里也订了各样的报纸，虽然守在藻溪这么个小地方，外边的时局，他倒是清楚的。这会儿看见江信初腰里鼓鼓囊囊地仿佛别了家伙，又多少风闻了江家兄弟些年在外边的行迹，心知这事是拦阻不得的。便只有在门外一味地搓手叹气。

        许春月提了箱子，走出门来。许家老爷使了个眼色，下人张妈就追出去，将一个沉沉的叮当作响的手巾包，硬塞进许春月的箱子里。张妈仗着是从小奶大春月的，就大胆说了一句：“世道再怎么变，他也是生你养你的爹。”春月不说话，眼圈却渐渐红了上来。一颗泪珠在眼角聚了许久，一直到走过了街尽头的那棵老槐树，才凉凉地滚了下来。

        六年以后江信初带许春月再次回到藻溪，江家父母的坟上已经长过几茬苦艾草了。领他们上坟的是许杏妹。

        那天许杏妹正在南货铺里盘货，乡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温州城里来了个大领导，是江家的小儿子。许杏妹一听，手里的乌枣就哆哆嗦嗦地滚了一地。还来不及换下身上的那件旧布褂，江信初就已经走进了店里。

        江信初看到的是一个鬓发泛灰、驼背弓腰的半老妇人，尽管那一年许杏妹才三十多岁。江信初叫了一声“姐”，便倾金山倒玉柱地跪倒在青砖地上，给许杏妹磕了一个头。许春月站在一边，突然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江信初的世界里有一些部分，是她永远也走不进去的。她只能在门外徘徊，听着他在里边困顿挣扎，呻吟号哭，却爱莫能助。

        她知道江信初的这个头是替他常年生病却老有所终的母亲磕的，是替他中风瘫痪八年才干干净净地离开世界的父亲磕的，是替他出师未捷战死沙场的哥哥磕的，是替他留下两个孩子改嫁他乡的嫂子磕的，是替他已经长大成人的两个侄子磕的。

        许杏妹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扶起了江信初，只看见他满头满脸都是尘土和眼泪。他把脸俯在她的手上，感到了她掌心在颤抖，粗糙的温情如潮水顷刻将他淹没。从她的掌心，他读懂了岁月孤独和忍耐的意义。这是一双母亲的手。对一个他本该称作姑的女人，他叫了一声“姐”。这个“姐”字超越了辈分的紊乱，抚平了多少沟壑坎坷，摆正了多少委屈不平。

        那日江信初从许杏妹的南货铺里走出来，阳光灿烂，遍野苍翠，天下太平。

        江信初在藻溪只住了一天，不住乡政府的招待所，却住在江家的老宅里。在这期间，他和许春月去了一趟许春月的娘家。许家的田产已经分光散尽，一家人挤在从前下人住的一间旧屋里。许家当年地契上写的全是老大的名字，所以土改时老大的成分是地主，老二却因年轻时在县城念过书而糊里糊涂不伦不类地评上了一个学生成分。当然这里边也不全是糊里糊涂，乡里人多多少少是看了地委江专员的面子。

        这一点江信初心里是明白的，所以他在去许家省亲时，带上了藻溪乡政府的负责人。他坐在许家土改时侥幸存留下来的唯一一张梨木太师椅上，呵呵地清过了嗓子之后，就对泰山大人说：“记得乡政府对你的宽大，好好改造。”

        看见许家老爷那张曾经威震四方如今却诚惶诚恐的脸，江信初感慨万分。历史的河流不过翻了小小一个浪花，就已经将他父亲当年十分有限的想象力推到了极致。当年他父亲的梦想是让儿子攀上一门家道略微殷实些的许姓亲家，然而今天他不仅娶了许氏家族首富的千金，而且竟敢坐在许家最贵重的一张椅子上，让许家老爷站着听他说话。真可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只是可惜父亲没有活到这一天。

        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江信初再也没有回过藻溪。不仅江信初不回去，连许春月也极少回去。许家老爷逃过了土改这一场大劫，深知完全是因为姑爷的缘故。姑爷在，他就在。姑爷倒，他就倒。如果想让自己不倒，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姑爷不倒。识字断文懂得天下兴衰之道的许家老爷，明白自己是不能给姑爷惹任何麻烦的，所以就主动和女儿疏了往来。

        正因为岳父是深明道理的，江信初才无法拒绝岳父来城里看病的要求。许春月电话里的声音很是犹疑温婉，可是在犹疑温婉底下却藏着隐隐一丝不可违逆的固执。这一丝固执大得刚好让江信初警觉，却又不够让江信初生气。许春月需要在江信初面前坚持维护的东西很少。为了追寻江信初，她已经割舍了拖在她身后的那片巨大的影子。但是她依旧无法像江信初那样轻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后来她才意识到：那片影子其实是隐藏在她那个与生俱来的姓氏上的。她有一个沉重的姓。这个姓是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涂抹不去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没有家世的女人，忙忙碌碌地被时代的潮流拥载着，去投奔一个不是很清晰的远大目标。直到父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她才突然想起了当年她上平阳中学读书，父亲在岸上跟着她的船跑，灰蓝色的布褂子被风吹得鼓鼓扬扬的样子，她的眼睛便潮润了。她想在江信初面前维持的，就是这一丁点关于少女时代的记忆。江信初知道他是不能违逆这样微弱的一个要求的。

        江信初下班回家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请食堂的王师傅再物色一个临时保姆—— 原来的那个保姆回家探亲去了，一时半刻还回不来。岳父来了，虽然只住几天，也是需要人照顾的。

        走近院门的时候他老远就听见了一片笑声和水声。院子里有两个女人，高卷着衣袖裤腿站在两个大木盆里洗衣服。手和脚都没有闲着。脚浸在肥皂水里踩着被单，白花花的泡沫淹至脚脖。手在桶里撩着水，泼过来洒过去，两人的前襟后背都湿了一大片，夕阳里两个身子便很是黄黄暖暖凹凸有致了起来。

        院子里的那棵槐树和桑树之间拉了一条长长的绳子，上面晾了一串大大小小的布片，有被单床罩衬衫外套袜子，也有他的内衣内裤。

        那两个女人，矮一点的是他的老婆许春月，高壮一些的是越剧团的女演员竹影。

        竹影早已从扫盲班毕业，许春月也早已调回到文化局分管行政。两人虽然不再是师生了，却成了朋友。竹影身边没有亲人，许春月也和娘家疏了往来，到了周末节假日，许春月就邀了竹影到家里来吃饭。竹影来了，也不闲着，总爱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帮许春月整理家务。

        两人玩了一会儿水，笑得岔了气，都抽出脚来，蹲到地上捂着肚子喘气。歇过了，竹影就问许春月：“你和江专员怎么不生个孩子？”许春月收起笑，叹了一口气：“他忙，我也忙。”竹影听了又“哧”地笑了起来：“忙？谁不忙？毛主席还忙呢，也不耽误生孩子。你快生，生了我帮你养。”许春月就“呸”了一口，说：“黄花闺女家整天讲生不生孩子的，也不害臊。”竹影捏起拳头擂了许春月一下，说：“我害什么臊？我什么戏没演过？你们男男女女的事，我早就懂了。”

        说话间偶一回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江信初，脸便陡地涨了个通红，顿了顿脚，说：“不同你说了。”便甩手跑进了屋里。

        江信初就来帮许春月拧床单。

        两人把床单从水里拎出来，许春月抓一头，江信初抓一头。许春月往左拧，江信初往右拧，床单就成了很是细瘦的一条。中间却鼓出一个大大的水包，怎么都不肯瘪下去。

        许春月就喊竹影出来帮忙。

        喊了一声，没出来。又喊了一声，还是没出来。江信初就嘿嘿地笑了起来，说：“出来吧，我又不会吃了你。”

        竹影才慢吞吞地出来了，脸上依旧红扑扑的。走过来，狠狠地在水包上砸了一拳，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春月姐怕你，我可不怕。你不吃我，我说不定还吃了你呢。”

        江信初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其实是有点喜欢这个从来也没有把他当成地委专员的年轻唱戏女人的。

        许春月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的某一天失踪的。

        失踪前，她买了几张汤圆票，请办公室里的同事吃汤圆。众人有些吃惊，问有什么喜事，许春月含笑不语。

        回到家来，说头痛，便早早地上了床。江信初早上起来，她已经走了—— 保姆说开会去了。那阵子他们单位早早晚晚都在开会，内容当然是关于那场后来成了现代史重要研究题材的大运动。她天天离家很早，回来很晚。他并没有在意。

        他自己一人坐下来吃早餐，桌子上放着她吃剩下来的半碗稀饭和一小碟酱瓜。他夹起一根酱瓜，上面仿佛还带着她的齿痕。那便是她留给他的最后印迹。许多次他想起她来，这根酱瓜竟成了他的安慰—— 至少她不是饿着肚子上路的。

        后来回想起来，她的失踪并非突然发生，其实事先已经有了许多昭著的迹象的。

        她失踪的前两天，突然提出要回藻溪一趟，替父母亲上坟。他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指的是他的父母。他很多年没回去了，她替他回去，他就没有反对。

        回来时，他问她是否见过许杏妹了，她说她把一年的生活费都交给她了。他有些吃惊，问为什么不照常一月一月地寄呢？她笑笑，说省得麻烦。他就没有深究。

        后来才听说，许春月那趟回去，就去了两个地方，一处是她父母的坟地—— 她的父母都是在那几年相继去世的，另一处就是她家的旧宅。她并没有进门，只在门前的那条小溪旁边坐了很久—— 他和她年少的时候曾在那里度过许多个炎热的暑天。他久已习惯了许春月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甚至已经忘记藻溪也是她的家、她的根。那次她回藻溪，其实是为了辞别她的爹娘和她久远的少女记忆的。

        她从藻溪回来的那天夜里，他起来上厕所，突然发觉她泥塑木雕似的坐在床头。月光漏过窗棂格，照得她的双眸荧荧发亮，如同死鱼眼睛。他推了推她，她便躺下了。后来她抬起身来，轻轻地叫了声“信仔”——那是他的小名，她很多年没有这么叫过他了。他太困了，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就睡着了。她没有再开口。那几年她常常失眠，他并不太放在心上。

        他没有放在心上的事情太多了。他想到这些就会揪心揪肺地疼。她把那样的迹象明目张胆地掼在了他的眼前，她期待着他帮她捡拾起心的碎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替她补心的人。可是他没有。他如此迟钝地忽略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呼求。他对偌大一个温州城里发生的事情都了如指掌，然而他对发生在他的小家里的事情却如此麻木不仁。他只知道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一个敢剁指抗婚、敢跟分别五年几乎陌生了的男人离家出走过生死难卜日子的女人，他却不知道她也是一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女人—— 脆弱得竟然经不起组织上的一次谈话。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在想象着她是在和他开一个狭促的玩笑。过一阵子她就会厌倦了她的玩笑，从某一个藏身之地钻出来，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他甚至设想了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他会紧紧地拥搂着她，把她拥搂得几乎无法喘息，然后对她说：“别再这样吓唬我了，我老了，经不起了。”

        有时他下班回家，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的手会突然犹疑颤抖起来。他多么希望他手里的钥匙是多余的—— 从前许春月总是比他早下班，只要她在家，门就不会上锁。

        有一天，他在机关开完会回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整个城市早已慵懒地歇息在暖黄色的街灯里，他却要独自回到一个暗淡无光的家中。自从许春月失踪以后，他嫌和保姆独居一处不方便，就把保姆也辞退了。琐碎的家务事，他能干的就自己干。干不了的，就请秘书李猛子帮忙。

        那晚当他走过警卫岗亭，拐入通往宿舍区的那条弯道时，他突然看见了他家窗口的灯光。刹那间，他的胸腔里似乎有无数颗心一起高悬在半空，又同时猛地跌落下来，狂野地、毫无章节地跳动起来，几乎将他的身体撕成碎片。

        他跌跌撞撞地推开家门，一眼就看见厨房里站着一个女人。

        女人围了一条花围裙，背朝着他在炒菜。饭桌上已经摆了三五个菜，荤的素的都有。平时洗菜的小竹箩里，盛了几只极大的清煮海蟹。顶上的那一只，已经掀了盖，露出满肚油汪汪的蟹黄。小钢精锅里，温了一壶米酒。女人正在炒鸡蛋，葱花在锅里热烈地喧腾着，满屋都是浓郁的油香。他的肚子就很是响亮地喧叫了起来。

        女人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甚是熟稔地吩咐他：“洗洗手，饭就熟了。”他回话时竟有几分结巴：“你，你是怎么进来的？”女人嫣然一笑：“你怎么忘了，春月姐给过我钥匙的。”

        他们就坐下来吃饭。女人替他斟了酒，又把蟹黄夹到他的碗里。他问女人最近剧团里排什么戏，她说是《小保管上任》。他问她在没在里边演出，她说她演的是小保管的妈，唱段不多，却场场都得露面。两人便都无话，默默地喝酒。

        喝了约有两三盏，就都隐隐地有了些醉意。醉眼里看女人，女人比先前清减了些，头发长了，留成了两条半短不长的辫子。颧骨高高的，盖了浅浅一层的酒红，英武里略带了些媚意。他突然觉得女人其实还是蛮中看的。

        女人放下酒杯，问他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茫然地摇了摇头。她说今天是春月姐的忌日。女人的那个“忌”字像一根棍子，猛地在他心上戳了个洞，酒意便凶狠地毫无顾忌地从那个洞眼里痛楚地涌了上来。

        他一把将手里的杯子摔了，对女人嚷了起来：

        “一个浙江省多少个县，每一个县公安局都找过了，没有人看见过她。”

        他把“尸体”两个字，小心翼翼地咽了回去。

        女人无话，起身帮他收拾了桌上地上的玻璃碎碴儿。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春月姐枉和你相好了这么些年，你竟不知道她的心。她选择了这么个方法，就是不想让人找到她。只要找不到她人，就没人能说她是自杀的。只要没人能说她是自杀的，她就连累不到你。”

        他听了，愣了一愣，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过了一遍，就有些想明白了。心里只是空，无边无际的、填也填不满的那种空。便伏到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女人并不劝，只是将他搂到怀中，用自己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梳理着他的头发。女人在梳理的过程里，发现男人已经有了许多白发。

        一九五九年春天，温州地委专员江信初和越剧团女演员竹影登记结婚。

        那年新郎官三十九岁，新娘二十五岁。

        在先后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阴差阳错，江信初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生育过。多年之后当竹影几乎过了生育年龄，对怀孕不再抱希望的时候，江氏夫妻就抱养了一个女孩，并给女孩起名江涓涓。

        关于这个女孩的身世和她的成长过程，那将会是另一个章节里的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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