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儿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儿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儿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儿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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