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被定为国际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银行。但是，直到1935年，中央银行的发钞量仅与交通银行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中国银行。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中央银行，真是情何以堪？

        中国银行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高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和中国银行的张嘉h，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h28岁即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理。在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半官方的银行，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银行，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当时的北洋政府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负责印发“银元券”，仅中国银行的印发量，两年就·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胀。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令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停止兑现。而当时年轻的中国银行上海副理张嘉h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政府的成命，公然与政府作对，北洋政府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中国银行的银库兑现，单凭上海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h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色，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银行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银行，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h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根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政府的“穴道”。紧接着，张嘉h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日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中国银行，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h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日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h联络“南三行”和外国银行为中国银行撑腰。“南三行”大都是中国银行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银行深知中国银行是中国金融的支柱，中国银行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银行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中国银行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政府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潮。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潮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h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日，银行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中国银行是一家“守信”银行，根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中国银行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h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要是没有列强在后面撑腰，杀人如麻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银行家。

        后来张嘉h出任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中国银行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中国银行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脱政府的控制。张嘉h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交，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上海银行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上海银行公会22家会员银行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银行掌握着全部会员银行资金总数的84%。

        中国银行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中国银行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政府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中国银行已由商股掌控。【4】到蒋介石进了上海，1928年中央银行成立，国民政府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实施改组，强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政府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银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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