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h，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h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h，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h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h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h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h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h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h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h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 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 “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h，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

        中国银行在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一直相当于中央银行的地位，是完全和独立的民族资本银行。在英、日等列强早已严密控制中国金融高边疆的时代，岂有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中央银行？

        蒋介石想动中国银行的脑筋，那不是白日做梦吗？蒋介石既无实力，更无胆量向列强叫板，毕竟打狗是要看主人的。最后，蒋介石只能放弃原来改组中国银行的想法，退而求其次，自己成立中央银行。

        在陈光甫的点拨下，蒋介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还不得不有求于中国银行。

        在此期间，正赶上张嘉h的母亲去世。要知道，在这之前，蒋介石与张嘉h并没见过面，不过蒋介石在上海金融圈里待过，再加上他也是江浙原籍，与江浙财阀的各路人脉也是有些交道的，所以蒋介石决定亲往吊唁。

        吊唁当天，蒋介石突然来到张母的灵堂前，进门二话没说，倒头就拜，可谓是震惊四座，也给足了张嘉h面子。这一举动，让张嘉h好生感动，没想到蒋介石这么讲究“浙东乡谊”。可他不知道，对于混过“码头”的蒋介石来说，这一套完全没有难度，这时蒋介石的“腰杆子”还不够硬，筹钱拉拢人，这不过是“进门拜码头”的标准动作罢了。

        当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脚跟未稳，需要取得列强的承认，而这件事只能求助于张嘉h。张频繁会晤在上海的日、英、美领事，为南京政府的外交牵线搭桥，期间就连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英美两国的外交谈判也是在张嘉h的家中进行的！

        而“垫款”一事，蒋介石最后派出嫡系人马，由张静江和陈光甫从中斡旋，表示政府即将发行公债，确有能力还款。张嘉h前后思量，感觉蒋介石要做大做强势不可挡，也许正可以加以利用，最后才答应了由中国银行分期垫付1000万元经费，并且由江浙财阀出面牵头，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先认缴了500万元。

        “四一二”事变之前，中国银行已经为北伐提供了高额赞助，可见中国银行为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当时中国银行的汉口分行，也给了武汉国民政府1650万元的巨款。不难想见，财阀们也不是一头赌的，鸡蛋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呀！在此后的“宁汉合流”中，中国银行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其实，张嘉h不过是前台跑龙套的，背靠大树的人自己并不是大树。蒋介石求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列强势力。后来，迫使蒋介石下野的江浙财阀，背后也同样是列强的能量。

        不过，就像希特勒上台借用了国际银行家的力量，而一旦大权在握，就开始一步步地夺取国际银行家控制下的德国中央银行大权一样，蒋介石从1928年11月建立中央银行，直到1935，用了6年多时间，才将中国银行控制权夺了过来，正式确立了南京政府中央银行的权威。而从1933年开始，希特勒也用了整整6年时间，才最终将中央银行的大权抢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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