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就在中美英平准基金在香港开张后仅仅4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的美国国会，在同仇敌忾的气氛之下，在1942年初决定对坚持抗战的中国政府提供5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帮助中国提升对日作战的能力。

        当年美国的货币发行量只有96亿美元，一下子就给了中国5亿美元！当时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法币，按照官定汇率，5亿美元相当于100亿法币，也就是中国1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且这笔贷款，一无偿还的时间限制，二无利息要求，三无附加条件，是中国外债史上绝无仅有的“三无”贷款。

        对于美国人来说，这笔贷款表面上看起来是绝对赔本的买卖，但实际上却是一本万利！这5亿美元将极大地加强中国对日作战的士气和能力，中国打得越狠，太平洋前线美军伤亡人数就越小。

        而华尔街早已在构思战后的世界货币的战略格局了。从货币战略的角度看，这5亿美元的“本钱”将带来四大巨额回报：第一，贷款将立竿见影地拉动美国的军事工业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带动钢铁、矿山、机械制造、运输、造船、汽车、飞机等一大批产业的振兴，摆脱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大大改善高达18%的失业率，增强国内的消费能力；第二，贷款将使中国的货币体系彻底美元化，从而在货币发行的高度，牢牢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第三，以此类推，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他地区的经济援助计划，将大大扩张美元的流通域，强化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能力；第四，美元势力扩张将最终取代英镑而奠定未来世界货币霸主地位，当世界各国争相获得美元贷款时，美元的国际储备与交易货币的地位将被确立。战后，美国将通过增发美元纸币的形式，向各国每年征收“铸币税”，而且一收就是70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美元货币战略的制定者，高就高在发现了“美元储备”相当于变相征税，而且是世界各国无法摆脱的、世世代代永不停歇的“超级税种”！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国民政府来说，5亿美元实在是一笔天大的意外之财！四大家族费了吃奶的劲，背了无数骂名，才把原本江浙财阀把持的金融权力抢到了自己手里，建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集权体系，结果没几年功夫，一不留神就被平准基金委员会夺了权。私下里恨得牙根痒痒，然而因为自己手里没有硬通货，人家手里有美元、英镑，有求于人，这才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下好了，在美联储的户头里，随时有5亿美元可供支取，为什么还要把只有1亿美元的平准基金委员会当大爷一样供着呢？

        于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成立了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立刻把这笔天量外汇的管理权抓到手上，又坐回到真正的“中央银行”的位置上。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孔祥熙假模假式地委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的陈光甫、席德懋等人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然而，陈光甫刚接到任命就发出了辞职信，席德懋也只是指派了一个代理人代表席家出任这个外汇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屁股还是坐在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当华尔街的大佬们发现了“美元储备”的精髓，他们开始“抓大放小”，什么每笔中美贸易管理问题和外汇使用权限审批之类的芝麻绿豆般的小事，还不够烦的呢。于是，平准基金委员会逐渐失宠了。委员们也都不得不“与时俱进”，向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靠拢。

        当孔祥熙突然发了横财，这笔钱该怎么花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究竟如何花才对自己最有利？

        不久方案就出来了：发行1亿美金储蓄基金；发行1亿美金公债；拿出2.2亿美元从美国买黄金；用5000万美元在美采购各种物资；剩下的钱支付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所谓“美金储蓄基金”，就是由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拨出1亿美元存入央行充做基金。“四行两局”的储户存储时，以法币折合美元，折合率为1美元合20元法币。储蓄券面额不加限制，最小面额为10美元，期限分为1年、2年、3年3种，年利率分别为3厘、3厘半、4厘，到期按面额付给美元本息。

        所谓“美金公债”，就是国民政府财政部从1942年4月起，拿出1亿美元做担保来发行国债。认购国债者以100元法币合5～6美元的折合率，掏法币买美元担保国债，从1944年起开始还本付息，分10年还清。这种债券可以自由买卖抵押，可以在公务上用作交纳保证金，还可以充做银行的准备金。

        听起来很美，然而老百姓包括工商企业和银行，都被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与民争利、发债赖账的“光荣传统”给吓怕了，到期能否照付美元本息，心里都没底。然而，1942年初，有平准基金和5亿美元大馅饼做后盾，法币币值一度坚挺，美元的黑市价与官价相差无几，套利空间也不大，所以不管是美金储蓄基金还是美金公债，一开始都应者寥寥，不得不用“劝销”、“摊销”、“搭销”的方式强行推动。“四行两局”奉命向民众“摊销”两种投资品，不论官民，凡向“四行两局”借款者，一律将贷款额的5%～20%强制转成美金储蓄券。“四行”本身也必须认购200万美元的美金储蓄券，甚至还下令各省售粮时，都必须以类似的手段向购粮者“搭销”美金储蓄券。

        美金公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去，政府的信用记录本来就不佳，抗战后连证券交易所都关门大吉，合法的公债买卖都不存在了，这会儿突然又发行一种新公债，还号称以美元来偿还本息？民众认为，央行、财政部那是组团忽悠老百姓来了。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最高金融统制机构“四联总处”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把推广美金储蓄券那一套打法拿出来推销美金公债，除了“劝销”、“摊销”、“搭销”这些招数外，还强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各自认购200万美元公债进行造势。

        然而，财政部长兼央行总裁孔祥熙，却从困境中悟出了大发横财的道理。

        别人不知道美金公债的底细，孔祥熙还能不知道吗？用作公债发行准备的1亿美元就存在美联储的户头上，债信根本不成问题。再说赖的账还能赖到财政部长、央行总裁的头上？而且战争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打完，只要打仗，法币肯定还会贬值，官价和黑市价的套利空间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大增加，仅这一手就不知道能赚多少钱！什么是金融？孔祥熙就是金融；什么是监管？孔祥熙就是监管！说干就干。就在大家渐渐明白过来，开始跃跃欲试购买美金公债的时候，孔祥熙却命令央行国库局，以美金公债债券售罄为借口，自1943年10月15日起停止发售。

        真的都卖完了吗？据时任云南省劝储分会委员兼主任干事的陈赓雅回忆，到1943年10月份，还有整整500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没有销售出去，孔祥熙却命令终止发售，由央行业务局收购【14】。实际上，央行业务局并没有全部收购，孔祥熙自己就买下了1150万美元的美金公债！孔祥熙是用1美元折合20元法币的官价收购的这批公债，而当月美金公债的均价却是1美元折合约250元法币的水平。仅这一招，孔祥熙和他的党羽就贪墨了20亿元以上的法币！

        这还不算完。干完了这一票，孔祥熙一班人胃口变得惊人得大，他还想把全部5000万美元的公债都吃下去。然而孔祥熙的权势再大，也只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蒙蔽一部分人，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没有不透风的墙，孔祥熙的所作所为被舆论曝光后，朝野一片哗然！

        黄炎培、傅斯年等一批国民参政会的“御史言官”们，在1945年7月的国民参政会上，联名提出对发售美金公债营私舞弊的质询案，傅斯年还搜集了一大堆孔祥熙美金公债案的原始资料和证据，打算正式提交参政会讨论，一定要玩一手“美式民主”，舍得一身剐，也要把皇亲国戚、亲美大财阀孔祥熙拉下马。

        然而就在国民参政会正式开会的前夜，蒋介石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却找上门来，与傅斯年议员“恳谈”，要傅斯年“以大局为重”，不要给“友邦”和“反动分子”攻击政府的口实，要相信蒋委员长一定会秉公办理，希望能把孔祥熙案的卷宗先拿到蒋介石官邸，“委座要提前看”【15】。当然，这批卷宗最后必然是永远“失踪”了。事后，虽然孔祥熙被迫辞职下野，从此远离权力中枢，但是他并未遭到司法调查，更未受到任何刑事追究，被他贪墨的那些钱也不了了之，湮没在了历史的故纸堆中。

        蒋介石摆明了就是要罩着孔祥熙，事实上，统治国民政府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哪一个身上都不干净。

        早在1943年，《亚洲华尔街日报》就估计宋子文的身家有7000万美元，他在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都有投资，而仅靠他出任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国家公职的那点薪水，显然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的。美国政治作家默尔·米勒在1953年采访连任失败的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大力指控是宋子文、孔祥熙一干人在计划偷偷侵吞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杜鲁门越说越激动，最后竟不能自抑，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是该死的贼（them）……他们从我们给蒋介石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他们偷了这笔钱，而且将这笔钱投资在巴西的圣保罗，还有就在这里，纽约的房地产！”【16】被他们贪走的美元，最终也是需要中国普通老百姓辛苦劳动创造出财富来偿还的。他们偷走的，其实并不是美国纳税人的钱，而是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这样的政府，不是“国民政府”，而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榨取国民血汗的财富压榨机！

        如此的“国民政府”，早晚必被国民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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