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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时，西班牙战争背后的真正意义不但仍然十分遥远，甚至不甚真切。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联合路线，在白费了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斯大林从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时仿佛如此。他不但一转与希特勒交好（虽然双方都知道难以持久），甚至还指示共产国际运动放弃反法西斯的策略。这项决定愚不可及，也许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就是斯大林向来以不愿意冒任何风险闻名。但是到了1941年，共产国际总算找到一个名正言顺反对法西斯的理由。这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因而参战——简单地说，对抗法西斯之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从此，这场战争不但具有军事性，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过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建立于战时抗敌的记录。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真实的传承延续。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神话：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二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建立于地下抗敌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抗敌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也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现在却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动员的地下抗敌运动风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生活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落落的宗教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共产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理由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级，心里最恐惧的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德国多表同情，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兰德斯人、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方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武力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难怪共产党人士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表现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离社会主义很远的国家，如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共产党的得票也比以往倍增，囊括了10％～12％的选票，成为国会第四甚而第三大的势力。法国共产党更在1945年的选举中一跃而成该国的最大党，并首度领先它多年的竞争对手——社会党势力。共产党在意大利的收获更为惊人，战前它们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干部，人数既少，又遭层层围剿，地位非法——1938年，连共产国际也口口声声威胁要将其解散——可是两年之间，在抵抗运动的声势之下，水涨船高，竟然一变而为拥有80万人的大党；到1946年，更几达200万名党员之众。至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主要是以内部的地下武装力量对抗轴心势力；这类国家的政治党派，便更多以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共产党势力之强，连丘吉尔这个对共产党最不感兴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见风转舵，放弃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将英国政府的各项援助转到由铁托领导的部队身上；因为后者对德国人造成的威胁显然比前者大得多。

        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地下抗敌为己任，其中有两重原因。一是列宁一手策划的先锋党（vanguard party）结构，正是用来提供一批纪律精良又大公无私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行动上发挥最大效率。二是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患难，种种恶劣的环境状况，完全符合当初设计出这一批“职业革命者”的目的，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群共产党斗士，“认清了地下抵抗战争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人与其余社会主义党派有极大的不同。后者认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经选举，公共议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抗敌活动。而对法西斯的当权，或德国的占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战期间往往销声匿迹，近乎于冬眠。等到战争过去，黑暗已尽，运气好的还可以再度出洞——如德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挟带着往日旧众的支持重新崛起，准备在政坛上再显身手。这些人士在战时虽然也与抵抗运动有分，但由于基本架构不同的缘由，参与人数比例甚低。更极端的例子则有丹麦，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派政府甚至在德国占领期间也始终当政，一直到战争结束才下台。虽然在基本上我们假定它们与纳粹并非同一声气，但是这段历史对该党损害甚重，费好多年工夫才重建声誉。

        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敌活动中声名大振，还有另外两项因素：其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国际性，其二则为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无比信念（见第二章）。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质，比起其他任何限于一国一族的爱国要求，更能打动倾向反法西斯的男女民众，并将之动员起来。比方在法国境内，即有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成为西南地区武装游击力量的主力——到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之前，总数达12000人（Pons Prades，1975，p．66）。此外，还有来自17国的难民、劳工移民，在移民劳动工组织（Main d’Oeuvre Immigree，MOI）的名义之下，为共产党执行了某些最为艰险的任务，如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Manoucime）一书里，有极为生动翔实的记载。甚至连某位政治立场温和的史学家，也称颂共产党人为“勇者之最”（Foot，1976，p．86）。他们的组织训练严密有素，因此能够熬过监狱和集中营的折磨，存活率甚高。但是他们牺牲仍然极为惨重。法国的共产党中央，素来不为人喜欢，甚至连别国共产党人也对其十分厌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认他们自诩为“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es）——大战期间，至少有15000名共产党斗士，在敌人虎口下惨遭杀害（Jeantouchard，1977，p．258）。共产党对热血男女的号召力极大，尤其是对青年人。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类国家里，一般群众很少支积极的抗敌活动，共产党便更显突出。此外，知识界也极受共产党感召。知识分子最能够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动员起来，他们往往成为非党派抵抗运动组织的核心（虽然这些组织通常都带有左翼色彩）。法国读书人爱上马克思，共产党文化人则主导着意大利的文艺界。这种左翼当家的现象，在两国都持续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系受战时抵抗运动所赐。影响所及，不管他们是否亲身加入抵抗行列——如某家大出版公司即曾骄傲宣称，战时社内每位员工都曾拿起武器打过游击——或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赞同，有些人、或其家人，事实上恐怕还站在另外一边呢——众人都共同感到共产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除了在巴尔干地区游击势力的根据地之外，共产党在战时一般并不曾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当然，就算有心一试，他们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西的政治实力显然不足。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出在各国共产党矢志效忠的苏联。这位老大哥，严厉禁止众党小党个别向政权问鼎。而那些成功的共产党革命（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苏联的观点是，不论在国际间或各国国内的行动之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大联盟的架构进行。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系统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无复记忆；当年斯大林曾经力促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持该国的君主政权，而英国共产党也在1945年极力反对解散丘吉尔于战时成立的联合内阁——也就是说，当时将把英国工党送上台执政的大选，竟然受到同为左派的英国共产党极力反对。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煞；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愈发阐明。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来——正如同其他观点不同的革命分子的认识一样——势必与世界革命永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将从此局限于苏联境内，除此之外，则不出那些经由各国外交协商，决定交与苏联势力进占地区——基本上多为大战终止之际为红军占领的地带。而且，即使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些新形态的“人民国家”之中，共产主义的前途也还未卜，无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开。但是历史向来不顾政策设计的本意，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只有一点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间的协议之下，一分而成两大势力范围——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这种划分之下——从此楚河汉界，了无变动。30年间，除了偶发的短暂事件之外，双方均不曾越界犯边，两边也都未曾有过任何公开正面的冲突或对立。因此而万幸的是，冷战的人间毕竟没有升温成热战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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