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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之际，曾有几个国家——多数是沿北大西洋岸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欧系的国家。在这几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它们倒不忙着占领并统治臣下之地。却靠政治经济的系统，加上其组织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统治更为优越的无上地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因此，少数几个国家，在19世纪臣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成为人类共主。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甚至更精确一点，对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一页历史，根本上就决定于其与作为时代共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如此依存主调之下，史学家若想从国际角度观察短促二十世纪演变之势，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不对称的情况。然而除此处理方式之外，另无他途。这种做法，绝非认同任何民族甚或种族优越的心态，也不表示史学家赞同那些国家至今不去的自满意识。事实上，本人在此声明，坚决反对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一些先进国家对落后贫穷地区持有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态度。可是事实俱在，在短促二十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除了“西化”、“现代化”，或随便你爱怎么称呼它的名称之外，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第二个可供实际参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为了好听，才出现把“落后现象”细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委婉说法（列宁就曾经迫不及待地将他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殖民落后国家”划清界限）。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国际外交上便充盈着这一类虚饰的名词（如“未开发”、“发展中”等等）。

        达到“发展”目的的实际作业模式，可以与多种不同的信仰意识并行不悖，只要后者不妨碍前者的实行即可。比方发展中国家，如信仰伊斯兰教，不因为未曾认可；或尊奉基督，不由于《圣经》从未允许；更不因为与中古骑士风格相违，或不合于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机场的兴建。反之，一国的信仰基调，若不单单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与“开发”过程大唱反调，其开发结果便注定失败。不怕刀枪入，可令弹头反转去；不管众人对奇门遁甲的神术信得多么人迷多么虔诚，不幸的是，法术神技却从来也没有灵验过。电报电话，可比通灵大师的感应术来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说法，并非看轻各个社会本身特有的传统、信仰，与意识观念。旧社会在接触“开发”之际，原有的观念或许修正，也可能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必将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界做出价值判断。比方说，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 Smity to bart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一点，一同对抗将资本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不过，传统思想的力量有时虽然颇为成功，但是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凡在落后世界发动的自由解放运动，很少有受传统或新派传统意识激起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K）运动在英属印度发起的保王运动（编注：1920－1922年间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叛乱，旨在反对塞尔夫条约中排除土耳其苏丹一事）。他们要求保留土耳其苏丹的名号，作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发（Calipional gress）采取大规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lil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义下发起的群众动员——“教会”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毕竟仍大于世俗“国王”——多属防守姿态。不过偶尔也有宗教大军冲锋陷阵，领头顽强抗敌的情况出现。比如墨西哥的农民，即曾在“基督国王”的大旗之下，奋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离的运动（1926－1932年）。在其史官的笔下，农民的壮举化作史诗般的浩荡“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原教旨主义者为主力的大规模动员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方才出现成功的事例——在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产生一股回归传统的奇异现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归的，若在当年他们有学问的祖父、父亲眼里，却恐怕都是务必扫除的迷信野蛮呢。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larist）、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报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本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因为在这些地方，莫说处处不见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识，甚至连初级的识字程度也只限于极其少数的阶层。印度次大陆地区在独立以前，90％的人口为文盲，认识西方语文（即英文）者更如凤毛麟角——1914年前，3亿人口里，大约只有50万名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仅有1名。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est Bengal），独立之初（1949－1950年），每10万人口中也只有272名大学生。可是这个数字居然还是北印度心脏地区的5倍之高。然而，这群天之骄子人数虽少，发挥的影响力却极为惊人。英属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区之一孟买（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纪末，该区38000名祆教男子里面，四分之一以上娴熟英语，难怪个个成为活跃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商、工业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间，经孟买高等法院核准办案资格的百名律师之中，即包括日后独立印度里两名最重要的领袖——圣雄甘地（Moel）——并有巴基斯坦未来的国父真纳（Muｔp://ｗｗ。4个孩子均在英国接受教育，3名曾经加入共产党；其中一位日后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第二位则成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第三位历经一番动荡政治生涯之后，成为甘地夫人政府中一名首长，至于第四名兄弟，则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价值文化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外国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于不坠。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计划意识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见第十二章）。同样地，巴西共产党虽始终矢志于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劳工联合；但自1930年以还，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劳工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R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同胞百姓有极大的差异，更可见西化扮演地位之重要。大君与贱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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