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恐惧镜子，那是另一个令我极度不安的世界，尤其当我回忆一些特殊的往事时，感觉那世界，被雾气袭上一层我抹擦不净的灰蓝色。

        记不清从几岁开始我发誓要离开那个出生的山城的？也记不得在十八岁那年我是在哪一天离开它的，之后的日子过得非常迅速，我一直都在路上流浪。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直到我觉得应该走得更远、必须向父母告别，我才决定回故乡山城去。

        那天小路上全是树叶，我站在错乱狭窄的石阶上，看到院子里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坐在一把旧木椅上，他面前的两扇大木门发黑，院墙外的石岩像刀斧削过的锋利，冷风扫过，嗖嗖地响。

        我一点声音也没有地跨入院子，走近他。六六，你回来了。父亲双眼已瞎，却依然有感觉到是我，脸上即刻出现了慈爱的笑意。

        我说，我回来了，可是太匆忙，什么都没给您和妈妈带。

        你回来看我们就好了，你在外面不容易，从你上次走后，听说外面出事了。你妈迷信，她就给菩萨烧香，保你平安。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挤一个床，父亲则睡在竹板长凳搭的床，父亲是照顾我，担心我长途旅行睡不好。两床间隔着一把旧藤椅。除了床，屋里还有一个五抽屉柜和一个衣柜。小窗终年不见阳光，被另一幢房子封得严实，白天也要点灯才看得清楚。屋顶有间阁楼，低的地方比人矮，结满蜘蛛网的天窗坏了，没人修，成了风口，吹得板墙上的旧报纸东掉一处西掉一处。老鼠在地板上跑得欢，无法住人。就如此窄小的地方，在多年前竟住下我的父母、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几人挤一张床，那时只要能躺下，就能睡得好。

        那个我回家的晚上，潮湿，寒冷，听得见猫在瓦片上绕着天井狂奔，那熟悉的叫声，一如多年前。我不禁打了个激灵，身体本能地贴紧母亲。

        母亲六十奔七十了，脑子仍敏锐，她问我，你是不是还要走？

        我一动不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好。

        母亲说，你一人在外，要多加小心。这个家，我们谁都不牵挂，就牵挂你。黑暗中母亲的脸侧了过来，眼里似乎闪烁着泪水。你最小，又生在那个倒霉的灾荒年。你爸爸被弄回来，没了工作。我没有奶喂你，即使有奶也不行，我得去老远的地方上班。你连一口牛奶也没喝过，靠玉米碴和菜叶熬粥，你命大，居然活了下来。

        父亲没有睡着，他插话：把那两块大洋找出来吧。

        母亲开了灯，披上衣服，下了床，从床底拉出家里惟一的皮箱。她念念叨叨地找钥匙。第一次知道家里有两块大洋，是在我小时，最多只有四岁，当时父母的声音放得极低，样子极神秘：母亲说，把大洋拿到银行兑换，再借些钱，找个好医院，治你的眼睛。父亲说，算了，眼睛治不好。再说，去兑换不就自招了吗？

        朦胧的夜色中，几声汽笛呜咽，涌入耳旁。我不必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一艘运货船驶向长江嘉陵江的混合处，一个年轻的水手把缆绳扔到趸船上，套牢。这个水手，在几年之内，当了二副、大副，到了一九四九年，已是一个拖轮的船长。

        父亲说山城临解放时，风声很紧，船溜的溜，人跑的跑。军队抓住父亲的船运军火上溯嘉陵江。那儿长段江岸已有解放军出没。父亲知道推脱不了，他用棉被包裹身体，仅露出眼睛，从江上第一声枪响时，他就开始大拐“之”字前行，以躲避炮弹和如雨的子弹。

        血溅在驾驶舱的玻璃上，押船的士兵惨叫一声，不知是吓得跳下河还是受伤了抓不住船舷跌下去？父亲既紧张又害怕，疯狂地开着船，军火随时都可能爆炸，他就等着被阎王带走。

        当父亲从千疮百孔的船上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地下到沙岸上，等候在那儿的军官，掏出两块大洋给父亲。就在当夜这一带地区就被解放军占领了。

        母亲把皮箱里的衣服往上放，一件暗红蓝花的双层绸质旗袍，在一叠布衣中非常醒目。我弯腰取过来，觉得是见过：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看到，有一个穿着这件旗袍的女人，跟电影里的女人一样好看。我现在想起那个好看的女人就是母亲，只是当时不相信那是她。

        母亲抬起脸，看了我一眼说，你要喜欢，就给你了，城里名裁缝用手工做的，大小也许正好合你的身。

        我摸着母亲这件珍惜的衣服，她几十年没机会穿，竟如新的一样，袖口，开叉，一针一线，均匀贴切，右襟边的丝纽扣，更是做得玲珑。

        我对母亲说，不必找那两块大洋，母亲却不理会我，说你爸爸让找就得找。

        山城解放了，城里城外到处是五星红旗和歌声，解放军接管了整座城市。很快公私合营，接着肃反开始。有人捎来口信，母亲急着去监牢看大姐的生父——一个袍哥头，没能见成，说是已经敲了脑袋。母亲那天从江边回来，就病倒了。

        因为父亲敢和我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运动一来就引来麻烦。轮船公司的军代表对父亲说，你竟然和国民党军队合作，在我们解放这个城市时运军火支援蒋家王朝！原来被捕的国民党军官说出那艘船和那个不怕死的驾驶员，幸好他忘了说那两块大洋。军代表训斥父亲：你还娶了一个袍哥头的老婆，收留反革命的后代。

        父亲对母亲说，我有千张嘴也说不清，冲不过去没命，冲得过去也一样没命。那年，先让他停职写检查，然后关起来。那个房子是个临江的吊脚楼，他凝视江上，一艘艘日夜行驶的船，他的眼睛是从那时开始不好。灾荒年时眼睛扎针似的地痛，最后从船上跌下江里，送进医院，查出了眼病已到了不能治的程度。父亲离开了船，他还能看见什么呢？

        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包好的衣服，揭开来，是一层层白绸，两块银元，色泽相当暗淡。我合着绸子一起接过来。冰凉的绸子触及我的手，感觉到两块银子沉甸甸，右边的一块有个小缺口，有点乌红，像时间烙上的印记。

        当过娇太太的母亲，在生下我后，因为父亲眼睛有病，就只能出去做临时工，给人洗衣服，当保姆，在建筑工地抬石头和氧气瓶。有一次，母亲病了，从跳板上栽到江里，被捞到起来，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抬。母亲怕失掉工作。

        我们住的一个烂朽的大杂院，差不多都是走船的，渐渐搬走了，船员甚至看趸船的人都可以调换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房子，不用花一刻多钟上公共厕所，也没有附近香烟厂的吐着污气，冲着我们的耳膜大吼大叫。风雨之夜，天井堵塞，雨水浸入房内。下乡的哥姐能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个鬼地方，街脏得无处下脚，医院、菜市场、邮局、渡船汽车都沾不上边。

        每年春节的团圆饭自然吃得不欢而散，父母知道他们的处境，在儿女面前直不起腰，不管儿女如何抱怨自己生错了家。

        包括我在内，以前没谁看得起父母，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就是一生前途无望的原因，升学、就业，更不必说参军、入团入党当官。他们很少回这个家，各顾自己艰难的生活，甚至彼此很少往来。谁都有理由，谁都可以把自己的失意和不顺归于这个家。除了我的父母，几乎没有一人喜欢我，邻居、老师、同学，多少年来，我的心不也和我的哥哥姐姐一样么？

        父亲这时从被窝里坐起来，说他要看看大洋。母亲替他披上衣服，他咳嗽起来。我过去给他捶背。他眼睛睁得很大，直盯前方。一双枯瘦的手，长满老年斑，轻轻摸着银元的边角，一手拿起一块对敲一下，仔细听那声音，说是真的。他的表情平和，安祥，几十年来，他都这样对我的母亲，对他的孩子们，对身边的每个人，对那些朝他无穷抱怨的人，连一句回应的话也没有。

        父亲对我说，到哪里，都得有几个应急的钱，这点银子能用上，也就值了。

        他把两块大洋放在我手心里。

        半夜，母亲翻过身来，掖了掖我被子的一角，手轻拍着我：好好睡，好好睡。

        我无法入睡。为了使母亲安心，我闭上眼睛。

        清晨来得既快又早，我轻脚轻手起床。我从包里取出母亲给我的旗袍，里面夹着包裹着白绸的两块大洋，我把大洋拿了出来，贴在脸上。然后放下，这是父亲用命、用一生的痛苦换来的，曾一度，不，一直在主宰我们一家人的命运，还是让其陪伴父亲。

        父母熟睡着，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提着行李，轻轻拉开门，迈出院子高高的门槛时，我的脚步稍稍停顿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回头，我不能回头。

        我几乎是跑到了江边，那儿第一班轮渡已有少许旅客。轮渡把我驶向对岸，我不停息地直奔向火车站，到北京，直到飞机宽大的翅膀游出大陆架边缘上空，我发现自己的全身才放松。

        我走在一条洁静的街道上，我穿着母亲的丝绸旗袍，这儿距我的故乡正好相差半个地球，是我能走的最远处，上学、打工、写书，我拼命想忘掉那个山城。有一天我踏着夜色回到我从小生长的院子，母亲和父亲老泪纵横，直问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只住一晚？而且这一次走了这么远。外国啊，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你怎么活呀？你应该把这两块大洋带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惟一能给你的东西。

        我默默地接过他们递给我的两块银元，紧握在手里。

        我醒了，发现手里握着的不过是远处早祷的钟声。

        我照例又失眠了，除了失眠更多，我在加倍衰老。但是夜深人静时，我打开房门，奔到空无一人的街上，天空变幻莫测，那么蓝那么深，在如波浪般的涌动中，一艘满身枪眼的船冒着烟，突突突地向我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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