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妮可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读到一篇文章。文章里说以后也许不必教孩子如何读写，因为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将很快令读写能力失去存在的必要。我和妻子被这个想法吓得够呛，决定不管技术多么发达，我们女儿也要永远把传统的读写能力作为自身发展的基石。
结果我们和那篇文章的作者都没有完全猜对：妮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阅读能力不在我之下。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她似乎丧失了书写能力。与那篇文章的作者所预见的不同，她不用口述消息并要求虚拟秘书重复刚刚所说的内容，只用在心里默念，视网膜投影仪就会在她的视场显示出文字，然后她再用手势结合眼球移动作修改。只要有需要，她都能像这样书写。但是如果屏蔽辅助软件，只给她一个我坚持使用的那种键盘，这句话里的许多单词她都拼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英语似乎成了她的外语，她只会流利地口说，却无法付诸笔端。
听上去我好像对妮可的智力发展感到失望，其实绝不是这样。她天资聪慧，尽管在别处能挣到更多钱，可她还是全身心地热爱美术博物馆的工作。自始至终我都对她的成就感到骄傲。可过去那个害怕自己女儿失去拼写能力的我仍然存在，我也无法否认自己就是那个人的延续。
我是三十多年前读到那篇文章的，在此期间我们的生活经历了无数我无法预言的转变，而最悲剧的一个就是：妮可的母亲安吉拉宣称，她理应过上一种更有趣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给予她的这种，于是她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行走于世界各地。不过，导致妮可形成当前这种读写方式的是一些日常的、缓慢的转变：利用一系列软件组件，实现其所承诺的功能和便利。而我在妮可刚开始使用它们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反对。
可以看出，我并不坚决反对新生事物，跟任何其他人一样，我欢迎新技术。可是当磨刀石公司发布新型搜索工具“会忆”时，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疑虑。
数百万人，有些跟我年龄相仿，但大多数要更年轻，他们持续数年记录生命日志，佩戴个人摄像头，不间断地拍摄自己的全部生活。人们翻阅生命日志的原因多种多样——从回顾生命中的美妙时刻到追寻过敏原，应有尽有——但从来不会把内容全看一遍，没有人想花那么多时间组合关键词并筛选搜索结果。生命日志是你能想到的最完整的影集，然而，跟大多数影集一样，只有在特殊时刻才有人翻阅。如今磨刀石公司致力于改变这一切，他们宣称“会忆”的算法可以在你把“针”这个词说出口的同时搜遍它掉落的干草堆。
“会忆”监控你的对话，把提及的往事显示在视场的左下角。如果你说“记得婚礼上那段康笳舞吗”，“会忆”就会调出那段视频。如果与你谈话的人说“上一次我们去海边”，“会忆”也会调出当时的视频。而且，不仅与别人谈话时可以使用，“会忆”还在监视你默念的内容。如果你念出“第一次就餐的川菜馆”这句话，你的声带同样会像出声阅读那样运动，“会忆”据此就可以调出相关内容。
软件在解答诸如“我把钥匙放在哪儿”这种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否认。但是磨刀石公司对“会忆”的定位超越了虚拟随身助理：他们想用它取代你的自然记忆。
吉金基十三岁那年的夏天，一个欧洲人住进了村子里。裹着尘土的燥风才刚开始从北方吹来，当地家族公认的首领赛维长老就发出了通告。
一开始大家自然感到戒备。“我们做错了什么？”吉金基的爸爸问赛维。
多年以前，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夫。几位老人说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然后这里的生活就会变回以前那样，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蒂夫人必须要与他们和睦相处。这意味着蒂夫人做事的方式要发生很多改变，他们以前从未与欧洲人一起生活过。欧洲人来村里通常是为了收取筑路税，某些家族他们去得频繁一些，因为那里的人拒绝缴税，不过这种事情在尚加夫氏族没发生过。赛维和其他家族长老一致认为缴税是最好的选择。
赛维让大家不要担心：“这位欧洲人是一名传教士，也就是说，他只做祈祷。他没有权力惩罚我们，但是我们对他表示欢迎会让管理者感到高兴。”
他安排为传教士建造两间小屋，一间用于就寝，另一间用于接待。随后的几天里，每个人都要从收割高粱的工作中腾出时间去砌墙，打桩，编织茅草屋顶。夯实地面是最后一个环节，传教士恰在此时到来。他的搬运工首先出现，老远就能看见他们搬着箱子鱼贯穿过木薯田。传教士本人最后现身，尽管不用亲自搬运，他还是显得疲惫不堪。他名叫莫斯比，对于为他建造小屋的每个人，他都表示了感谢。他想要帮忙，可是很快发现自己对于建房一无所知，所以只好坐在角豆树的阴影里，用一块布擦拭额头。
吉金基好奇地看着传教士。那个人打开行李箱，掏出一样东西。初看上去它像一块木头，却又能被分开，吉金基认出那是一沓紧密装订起来的纸张。以前他也见过纸，欧洲人收税的时候会给他们证明税收金额的纸张。不过传教士正看着的显然不是同一种类，一定另有他用。
那人见吉金基在看自己，便邀请他到跟前来。“我叫莫斯比，”传教士说，“怎么称呼你？”
“我是吉金基，我父亲是尚加夫氏族的奥加。”
莫斯比摊开那沓纸并朝它比画了一下。“你听说过亚当的故事吗？”他问，“亚当是第一个人类，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尚加夫的后裔，”吉金基说，“蒂夫是我们蒂夫族所有人的祖先。”
“没错，但是你的祖先蒂夫也是亚当的后人，跟我的祖先们一样。我们都是同胞，你明白吗？”
传教士说起话来好像大舌头，不过吉金基还是能听懂。“嗯，我明白。”
莫斯比笑着指向一张纸：“这里讲了亚当的故事。”
“纸张怎么能讲故事？”
“这是我们欧洲人掌握的一种技艺。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在纸上做记号，以后别人看那张纸的时候就会看到记号，了解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第二个人就会以这样的方式听见第一个人说过的话。”
吉金基想起父亲给他讲过丛林谋生大师葛拜巴前辈的故事。“我们眼中只有纷乱的杂草，他却能看见金钱豹在其中杀死一只蔗鼠并把它拖走。”他父亲说。葛拜巴盯着地面就能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即便他当时不在那里。欧洲人的这种技艺一定很相似：理解符号的人能明白记录下来的故事，即使他们没有亲耳听到。
“给我讲讲纸上的故事。”他说。
莫斯比讲了亚当和妻子受到一条蛇诱惑的故事，然后他问吉金基：“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讲得不好，不过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莫斯比笑了：“你说得没错，蒂夫语我还没熟练掌握。但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我们听过的最古老的故事。你们的祖先蒂夫出生之前很久，它就已经开始流传了。”
吉金基有些半信半疑：“这张纸不可能有那么古老。”
“当然，这张纸可没经历那么久的时间。不过，这上面写着的话是从更古老的纸上抄录下来的，一遍又一遍地抄写，故事才得以流传。”
如果确实是这样，那还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吉金基喜欢听故事，越古老的故事他越喜欢。“你那儿有多少故事？”
“非常多。”莫斯比飞快翻动起那沓纸，吉金基能够看见每张纸上都写满了符号，那里面一定有特别特别多的故事。
“你说的那种理解纸上符号的技艺，只有欧洲人才能掌握吗？”
“不是啊，我可以教你。你愿意吗？”吉金基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感激用生命日志确定事实真相所带来的便利。几乎没有哪个法律程序，不管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不需要用到某个人的生命日志，这样做也是正确的。一旦涉及公众利益，发掘事情真相就会变得至关重要。公正是社会契约的精华所在，只有清楚真相你才能拥有正义。
然而，对于在纯个人事务中使用生命日志，我持怀疑态度。生命日志刚刚流行起来的时候，有些情侣认为他们可以用其解决“谁究竟说过什么”这类争端，从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可是要找到那段视频并不容易，除了那些钻牛角尖的家伙，没人能坚持到底。这种不方便是一个障碍，限制了生命日志搜索频率，只有必须寻求公正的时候才不得已而为之。
现在有了“会忆”，寻找某个特定时刻变得更加容易，以前无人问津的生命日志如今像犯罪画面那样被仔细审视，家庭争吵中常用的证据大都散布在其中。
平时我给新闻板块撰稿，但也编写过深度报道。所以我给主编推介“‘会忆’的潜在负面影响”这个选题时，他给我亮了绿灯。我首先采访了一对已婚夫妇，暂且称其为乔尔和迪尔德丽，他们各自的职业是建筑师和画家，让他们谈论“会忆”并非难事。
“乔尔总是说自己早就知道事情的结果，”迪尔德丽说，“即使是在他根本就没有猜对的时候。以前这种事儿会把我逼疯，因为他以前不承认他的看法与事实不符。现在我有了办法，比如最近我们讨论过的麦基特里奇绑架案。”
她给我发了一段她与乔尔争吵的视频。我的视网膜上展现出一场鸡尾酒会的场景，视角来自迪尔德丽，乔尔正在对一群人讲话：“从被捕那天就可以断定，他是有罪的。”
迪尔德丽说：“你之前可不这样认为。有好几个月，你一直辩称他是无辜的。”
乔尔摇摇头：“没有，你记错了吧。我当时说的是，即使是罪行昭然若揭的人，也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
“你不是这么说的，你说对他的审判太草率了。”
“你记错人了吧，我可没那样说。”
“没错，就是你。你看。”另一个视频窗口弹出来，是迪尔德丽生命日志的片段。迪尔德丽找到这段并把它广播给参加交谈的所有人。在内嵌视频里，乔尔和迪尔德丽坐在一家咖啡馆，说话的正是乔尔：“他就是替罪羊，警察需要安抚公众，所以随手抓了名嫌犯。这下他完蛋了。”迪尔德丽反问道：“你认为他绝无可能被判无罪？”乔尔答道：“除非他能请到精明强干的辩护团队，但我认为他请不到。对于他这种社会阶层的人，永远没有公正可言。”
我关闭了所有窗口后，迪尔德丽说：“没有‘会忆’，我永远也无法让他相信，他自己改变了立场。现在我有证据。”
“就算你那次说对了，”乔尔说，“也没必要在朋友面前揭穿我。”
“从来都是你在朋友面前揭我的短，你还这样说我？”
越过了这条线，对于真相的追求便失去了美好的初衷。一旦与之相关的人之间存在私人感情，其他一些重要方面常常会更加凸显出来，为了在争论中获胜而去挖掘真相也有可能产生恶果。度假不愉快真的与谁提议去度假有关吗？你真的需要知道夫妻间是谁受另一方委托去办事时更不靠谱吗？我不是婚姻问题专家，但我知道婚姻咨询顾问会说：明确的指责并非解决之道。相反，夫妻双方要相互告知各自的感受并一起面对他们的问题。
接下来我同磨刀石公司的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进行了交谈。她用冠冕堂皇的官方口吻给我讲了一长串“会忆”的种种优点。“提高信息的访问便利度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好处的。”她说，“无处不在的视频拍摄彻底革新了法治方式。采取了更好的保存记录方法之后，商业活动也更加高效。记忆更加精确之后，我们每个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提升：不仅工作更加得心应手，生活也更美好惬意。”
我甩出乔尔和迪尔德丽这对情侣的事例，她回应说：“如果婚姻是稳固的，‘会忆’不会产生任何伤害。可是假如你总是试图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那么不管用不用‘会忆’，你的婚姻都会有麻烦。”
我承认就这个案例而言，她说的也许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也问她，难道在她看来，“会忆”使人们更容易保留记录，即使在稳固的婚姻中，这难道没有为类似的争吵推波助澜？
“根本没有。”她说，“‘会忆’并没有赋予他们斤斤计较的想法，是他们自己想要那么干。别的夫妇可能会通过‘会忆’方便地认识到双方都记错了一些事情，从而在对方犯下类似错误时更加宽容。而且我预计，后一种情形在我们客户群中更加普遍。”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埃丽卡·迈耶斯那样乐观，但是我知道，新技术并不总是引人向善。谁不希望证明自己印象中的事情是正确的呢？我很容易就能想象出自己像迪尔德丽那样使用“会忆”，却一点也不确定那样做对我有任何好处。任何一个曾在网上冲浪这件事上浪费过时间的人都会知道，科技可以助长不良习惯。
莫斯比每七天进行一次布道，就在大家边酿造边品味啤酒的休息日。他似乎不赞同喝啤酒，可也不想在大家工作的日子布道，所以只能选择在酿酒那天。他谈到欧洲之神，告诉人们遵循他的守则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然而他对此的解释却没什么说服力。
不过，莫斯比配药的技术还算可以，而且他也愿意学习如何在地里劳作，所以大家越来越接受他。吉金基的父亲允许他偶尔去莫斯比那里学习书写。莫斯比也主动教其他孩子，有一段时间，吉金基的同龄人都会过来，大多数是为了相互证明他们不惧怕靠近欧洲人。不久之后，别的孩子都因为无趣而离开，但吉金基仍对写字感兴趣，而且他父亲觉得这样做可以讨好欧洲人，所以他最终获准可以每天都去学习。
莫斯比给吉金基讲解，每一个发音如何用不同的文字在纸面上表示出来。成行的文字就像地里的庄稼，阅读文字就像沿着垄沟行走，发出每个文字所代表的读音，你会发现最初那个人的话正在被你说出来。莫斯比教他如何用碳芯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不同的字符。
在课上，莫斯比通常会先讲一遍，然后再写下自己说过的话：“晚上我会睡觉。”tugh mba a ile yo me yav.“有两个人。”Ioruv mban mba uhar.吉金基在纸上认真抄下文字，写完之后，莫斯比会检查他的纸。
“非常好，可你写字的时候得留出间隔。”
“我留了。”吉金基指着每行之间的空白说。
“我说的不是相邻两行之间的间隔。你看见每一行里字符之间的间隔了吗？”他指着自己那张纸说。
吉金基明白了：“你的字符一团一团的，而我的排列得很均匀。”
“这些不仅仅是一团一团的字符，它们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他从桌上捡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翻了一遍，“我不知道用你们的话怎么说，在我们那边，它们被称为‘单词’。我们写字时会在单词之间留出间隔。”
“可单词是什么？”
“我怎么解释呢？”他想了一下，“假如你说得慢点儿，在每个单词之后都会非常短暂地停顿一下，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要留出间隔。比如这句：你——多—大——了？”他边说边在纸上写下这句话，每次停顿就空一格：Anyom a ou kuma a me？
“但你说得慢是因为你是外国人，我是蒂夫人，说话时不停顿。我写的字难道不应该也是这样吗？”
“你说得多快不重要。不管你说得快慢，单词都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每说一个单词都要停顿一下呢？”
“用这种方式区分它们最容易。试着慢点儿说一遍。”他指着刚才写下的那句话说道。
吉金基慢慢地说了一遍，那样子就像一个人在努力掩饰自己的醉态。“为什么an和yom之间没有间隔？”
“anyom是一个单词。你不可以打断它。”
“可我也不用在anyom之后停顿。”
莫斯比叹了一口气：“我再想想怎么给你解释。现在，按照我的方式留出间隔。”
书写这种技术是多么奇怪啊。播种的时候，最好把甘薯种子均匀地隔开；要是吉金基像写字那样把甘薯种得七零八落，父亲会说他的。可他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写字，如果写好的要求就是那样的话，他也会照着做。
上了许多节课以后，吉金基才终于明白该在哪里空格，以及莫斯比所谓的“单词”是什么意思。你无法凭听力弄清单词开始和结束的位置，说话的发音流畅而又平缓，就像羊腿上的毛皮，而单词就像皮肉之下的骨头，单词之间的空格就是分割羊肉时下刀的地方。莫斯比写字时留出间隔，是为了表现出他所言之结构。
吉金基发现，如果自己努力思考，也能分辨出人们正常对话中使用的单词。一个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没有变化，可他有了不同的理解，能分辨出整个句子的组成。一直以来他自己说的也都是单词，只不过他现在才认识到。
“会忆”带来的搜索便利显而易见，但是对于磨刀石公司所预见的产品潜力而言，这只是冰山一角。迪尔德丽核查她丈夫以前的言论时向“会忆”提起的是明确的搜索请求，可是磨刀石公司期望，人们习惯他们的产品之后，搜索请求会取代常规的回忆行为，“会忆”将整合进他们的每一个思维过程。一旦这一目标实现，我们就会变成认知赛博格，几乎不会记错什么，为了纠正错误而存储在硅片中的数字视频将取代不可靠的颞叶记忆。
拥有完美无缺的记忆会怎样？有记载说，记忆力最强的人大概是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他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对他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们发现，单词或数字序列他听过一遍就能记住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舍雷舍夫斯基不懂意大利语，却能够引用十五年前听过的中的章节。
然而，拥有完美记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一段文字会在舍雷舍夫斯基头脑中唤出众多画面，导致他经常无法专注于文字本身的内容。他所认知的众多实例令他很难理解抽象概念。有时，他尝试着主动遗忘。他在纸条上写下不想再记住的数字，然后将它们烧掉。他想用这种粗糙原始的手段清除记忆的丛林，却只是白费力气而已。
当我向磨刀石公司发言人埃丽卡·迈耶斯提出完美记忆也许会带来不便时，她胸有成竹地回答：“这跟过去人们对视网膜投影仪的担心一样，”她说，“他们担心看见不断更新的内容会被分散注意力或难以忍受，可我们还是完全适应了。”
我并没有提起，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一个正面的科技产品。
“‘会忆’完全可定制。”她继续说，“假如你发现它返回的搜索结果比你需要的多，你可以随时降低它的灵敏度。但是根据我们的顾客分析，用户从来都没有那样做过。随着用户的适应性增强，他们发现‘会忆’越灵敏越高效。”
然而，即使“会忆”没有一直用不必要的历史影像占满视场，我也想弄明白，拥有完美的真实印象就不会产生问题吗？
对于我们理想化的崇高自我而言，“冰释前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说法。可是在实际的自我那里，原谅和遗忘这两种行为却不那么直截了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忘记一些事情才能够原谅。只有不再经历最初的伤痛，我们才更容易原谅，这又反过来使得伤痛更容易被遗忘。这个过程反复进行，正是这种心理学反馈回路让最初恼人的冒犯在事后回想中变得可以原谅。
我所畏惧的是“会忆”将阻止这种反馈回路的运转。永久记录的视频中每一个冒犯的细节都清晰可辨，这就会阻止一个人变得心软，而这正是开始原谅的必要条件。我回想起埃丽卡·迈耶斯曾说“会忆”无法伤害牢固的婚姻。她的主张中有一个不明确的言论，即怎样才算得上牢固的婚姻。假如某人的婚姻建立在遗忘这一基础之上——虽然这听上去有些讽刺，磨刀石公司有何权力将其动摇呢？
这个问题不只局限在婚姻上，还有建立在“冰释前嫌”之上的各种关系。我的女儿总是固执己见，小时候就不服管教，少女时期就开始公然向我挑衅了。十多岁以后，她跟我有过许多次激烈的争吵，但是大多数争吵我们都已经抛在脑后，如今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假如拥有“会忆”，我们还会跟对方说话吗？
我不是说遗忘是弥补感情的唯一途径。尽管我已记不起妮可跟我之间的大多数争吵——我很庆幸这一点——但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次争吵促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父亲。
当时妮可十六岁，正在读中学三年级。她母亲安吉拉已经离开两年，那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最艰难的两年。我不记得是什么事情引发了争吵——显然是某件琐事——可是事态逐步升级，很快妮可就把安吉拉的离开归罪于我。
“她就是因为你才离开的！是你把她赶走了！你也走吧，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有你我肯定会更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她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
我知道她原本并无恶意——我认为在她生命中的那个时期，她不会特别怨恨任何事——可她这个指责实在太伤人。安吉拉的离开令我伤心极了，我一直也不明白，为了留住她我还能做些什么。
妮可第二天才回来，那天晚上我进行了一次真挚的自我反省。尽管我认为自己对她母亲的离开没有责任，可妮可的指责仍然令我耳边警钟长鸣。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一直自认为是安吉拉离家的最大受害者。我沉溺在深深的自怜中，感叹自己遭受如此不公的境遇。我本来没有打算要孩子，是安吉拉想成为母亲，现在她把重担留给了我。正常世界怎么会把抚养一名青春期女孩这样的重任给我承担？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怎么能托付给没有任何经验的人呢？
妮可的指责使我认识到她的处境比我还要糟。虽然时间过去很久，而且我对这份责任并不完全认同，但至少我是自愿承担的。妮可是不得已才接受自己的角色，没有任何话语权。如果说哪个人有权表示愤怒，那就是她。尽管我认为自己作为父亲还不错，可是显然，我需要做得更好。
我不再固执己见。我们的关系没有在一夜之间改善，可是多年来我已能够赢得妮可的善待。我记得她大学毕业时给我的拥抱，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有了“会忆”，这些年对感情的弥补还有可能实现吗？即使我们每人都能忍住不当面揭露别人的讨厌行为，私下里方便地重新观看争吵视频似乎也能产生颇多伤害。清晰地回忆起以前她和我相互大吼的情形也许会让我们怒气难消，进而阻碍我们修复彼此之间的关系。
吉金基想记下一些有关蒂夫人来自哪儿的故事，可是讲故事的人语速飞快，他书写的速度跟不上他们。莫斯比说他多练习就会好起来，可是吉金基沮丧地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写那么快。
后来的一个夏天，一个名为赖斯的欧洲女人来村里拜访。莫斯比说“她是研究别人的人”，可又没法解释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说她想研究蒂夫。她问每个人问题，不仅是老人，还有年轻人，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问。她记下自己听到的一切，却没有打算让任何人适应欧洲人的习惯。莫斯比坚持认为诅咒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可赖斯却询问诅咒如何起作用，并聚精会神地倾听对方解释父方的亲戚会如何诅咒你，而母方的亲戚会如何保护你不受诅咒。
一天晚上，村里最好的说故事的人——科夸——讲了蒂夫人如何分化成不同谱系的故事。赖斯一字不差地按他讲述的内容记录，后来，她通过一台用手指戳来戳去的机器在咔嗒咔嗒的响声里把那个故事又抄了一遍，这样就有了一份更加清晰整齐、容易阅读的记录。吉金基问她可否再给自己抄一份，令他激动的是，他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说来也怪，记在纸上的故事令人失望。吉金基记得初学写字的时候，还以为可以通过写下的字，体验真人在那里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可是，记录没法再现现场。科夸讲故事的时候，不仅是说出单词，还使用声音、手势和目光。他全身心地为你讲那个故事，而你也在全身心地倾听。除了写下来的单词，其他都是纸张无法承载的。阅读纸上的词汇只能让你有少许线索，去想象科夸是怎么讲故事的，这就好比舔一下烹制秋葵的罐子之于真正地吃到秋葵。
不过，能有一份写在纸上的故事，时不时地读一读，吉金基还是很高兴。那是一个好故事，值得被记录在纸上，但不是写在纸上的一切都有价值。莫斯比布道时要大声读他书中的故事，大部分都很精彩，不过他也会大声朗读几天前写下的文字，通常不是讲故事，仅仅是为了表达对欧洲之神增进了解会改善蒂夫人的生活。
有一天，莫斯比正在演讲，吉金基向他表达了赞美：“我知道你对自己的所有布道都很满意，可是今天的真不错。”
“谢谢。”莫斯比笑着说。过了一会儿，他问：“你为什么说我对自己的布道都很满意？”
“因为你期待人们多年以后还会想阅读那些内容。”
“我可没这样想。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你甚至在讲授之前就把它们都写下来了。连一个人都还没有听过，你就为子孙后代们写下来了。”
莫斯比笑了：“不，那不是我写下来的原因。”
“那是什么原因？”他知道那不是写给别处的人阅读的，因为有时候信使到村里给莫斯比送信，而莫斯比从没有让他们把写好的布道词带走。
“我写下那些文字，这样就不会在布道时忘记想说的话。”
“你怎么能忘了想说的话？我们此时就在说话，谁都没有用文稿帮助记忆啊。”
“布道不同于对话。”莫斯比停下来思考了一下，“我要确保我的布道尽善尽美。我不会忘记想说的话，可也许会忘记最佳的表达方式。要是把它写下来，我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写下文字不仅帮助我记忆，还协助我思考。”
“写作是怎么帮你思考的？”
“问得好。”他说，“不可思议，对吗？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写作的确帮助我确定自己想要说些什么。在我的家乡有句非常古老的谚语：Verba volant, scripta ma. 用你们的话说就是‘言语飞逝，文字长存’。你觉得有道理吗？”
“有道理。”吉金基出于礼貌才这样说，那句谚语根本就说不通。这位传教士还没有老到那种程度，可他的记忆力一定很差，而且还不愿承认这一点。吉金基告诉了他的伙伴们，这个笑话在他们之间流传了好几天。每当他们相互八卦的时候，都会加上一句：“你记住了吗？这会帮助你。”他们一边说还一边模仿莫斯比在桌上书写的动作。
第二年的一个晚上，科夸宣布他要讲述蒂夫人是怎样分化成不同宗族的故事。吉金基取出自己记在纸上的故事，这样他就能边听科夸讲故事边看。偶尔他还跟得上，但是常常令他不解的是，科夸说的不同于写在纸上的内容。科夸讲完之后，吉金基对他说：“你讲的故事跟去年不一样。”
“胡说。”科夸说，“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我讲的故事都一样。就算再过二十年，我讲的故事也会跟现在一模一样。”
吉金基指着手里拿的纸说：“这张纸上记录着你去年讲的故事，我发现了很多不同。”他挑了一处自己还记得的，说：“去年你说‘乌央吉抓住女人和儿童，并把他们掳走当奴隶’；今年你说‘他们奴役妇女，更有甚者，他们还奴役儿童’。”
“这没什么区别。”
“故事没有变，可你讲述的方式变了。”
“不可能，”科夸说，“我讲的跟以前一样。”
吉金基不想去解释哪些措辞发生了变化，只是说：“假如你跟以前讲的一样，你每次都应该说‘乌央吉抓住女人和儿童，并把他们掳走当奴隶’。”
科夸瞪眼看了他一下，笑道：“学会了写字，你就认为这很重要吗？”
一直在旁边听他们争论的赛维斥责科夸说：“轮不到你来评判吉金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每个人都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
“当然，赛维，当然了。”科夸嘴上虽这样说，但还是嘲弄地瞥了吉金基一眼。
后来，吉金基想起了莫斯比说过的那句谚语。即使科夸讲的是同一个故事，他每次的措辞也会不同，他讲故事的技艺高超，所以措辞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莫斯比却不同，他布道的时候从不表演什么，对他来说，语言才是重要的。吉金基意识到，莫斯比写下布道词并不是因为他记不住，而是因为他在寻找特定的措辞。一旦他找到自己想要的，就会在需要的时候原样表达出来。
出于好奇，吉金基试着想象自己要进行一次布道，并开始写下要说的话。他坐在芒果树根上，用莫斯比给他的笔记本编写布道词，主题是tsav，即什么特质让某些人对别人有支配权，莫斯比不理解这个主题，还曾把它当作愚蠢的问题摈弃。吉金基把自己的初稿读给一位伙伴听，对方却说它不怎么样，结果两人还相互推搡了几下。不过后来，吉金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伙伴说得没错。他再三尝试写下自己的布道词，直到觉得厌烦，才又转向别的主题。
在练习写作的过程中，吉金基逐渐明白了莫斯比的意思，写作不仅仅是记录某人话语的方法，还能帮助你在讲话之前确定自己要讲的内容。词语也不仅仅是言谈的组成，还是思想的组成。一旦把它们写下来，你就能掌控自己的思维，就像把拿在手中的砖砌成不同的样子。写作让你审视自己的想法，仅靠谈话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看清自己的想法，你才能改进它们，令它们更具细节，更有说服力。
心理学家对语义记忆（对于普遍事实的认知）和情景记忆（对于个人经历的回忆）有明确区分。自从人类发明书写，我们就一直在用技术手段来增强语义记忆：起初是书籍，后来有了搜索引擎。相较之下，我们一直在抗拒增强情景记忆的辅助手段，很少有人收藏日记或相册多过普通书籍。一个明显的原因在于其可行性：假如我们想要一本关于北美鸟类的书籍，我们可以翻阅鸟类学家的著作；但是如果我们需要一本日记，就得自己来写。不过我也怀疑是否还有另一个原因，即我们下意识地认为情景记忆是个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不愿在书架上或电脑中展示它们。
这样的情况即将发生改变。多年来，父母们一直在记录孩子的每一个瞬间，因此，即使孩子们没有佩戴个人摄像头，他们的生命日志实际上已经在编辑中了。现如今，父母在孩子年龄尚小时就给他们佩戴视网膜投影仪，这样他们就能更早从辅助软件中获益。想象一下孩子们使用“会忆”访问生命日志的结果：他们的认知模式将不同于我们，因为回忆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模式是想起一件过去的事情，然后在脑海中构建它，而孩子们则会在心中唤出这件事的索引，再用肉眼观看视频记录。情景记忆将完全由技术手段来承载。
这种对技术的依赖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即软件一旦崩溃，人们很可能会虚拟失忆。这种情形令我担忧，可技术成功也一样令人头疼：一旦个体只能通过不间断的视频摄像来回顾自己的过去，他对自我的感知将发生怎样的改变？缓和不堪回首的记忆时存在一个反馈回路，与此相似的是，将童年记忆浪漫化时也存在一个反馈回路。打断这一过程将产生不可避免的后果。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个生日是在四岁时：我记得自己吹熄了蛋糕上的蜡烛，撕开礼物包装纸时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时没有视频记录，只有一些与我记忆相符的照片放在家庭相册里。但事实上，我怀疑自己根本不记得生日当天的情形，更像是我第一次看到照片之后，逐渐构造出那份记忆，我将想象中应该在那一天获得的情感逐渐填充到记忆中，反复回忆一个个瞬间，一点一滴地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回忆。
我的另一份儿时记忆是我在客厅的地毯上，推着玩具车四处走动，我奶奶在缝纫机上忙活，偶尔转过身朝我亲切地微笑。那个时刻并没有被照片记录下来，所以我知道这份记忆只属于我自己，迷人而又美好。我真想观看那个午后的视频记录吗？不，绝不。
关于真相在自传中扮演的角色，评论家罗伊·帕斯卡写道：“一方面是事实的真相，另一方面是作家感受到的真相，两者在何处相一致不能由外界凭证提前决定。”我们的记忆都是私人自传，跟奶奶在一起的那天下午呈现在我记忆中的显著位置，是因为我投入了感情。假如视频记录揭示出奶奶的微笑其实是在敷衍我，她正因为缝纫活计做得不好而感到沮丧，那我会怎样？对我来说，记忆的重要之处在于我从中感受到幸福，我不希望这种幸福受到一丝一毫的剥夺。
在我看来，连续记录我整个童年的视频都是事实真相但缺乏感情，因为镜头无法捕捉事件中蕴含的情感维度。在镜头中，和奶奶在一起的那个下午和其他一百个下午毫无分别。假如我成长过程中看到的都是那样的视频，我绝不会对任何特殊日子注入更多情感，因为那里面没有可以聚集怀旧情绪的内核。
如果人们可以宣称记得自己的幼年时代，将会有怎样的结果？我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假如你问一位年轻人他最早的记忆是什么，他肯定会一脸为难。毕竟，他连自己出生那天的视频都能看到。无法记起自己生命头几年这种情况——心理学家称之为童年失忆——也许将不复存在。父母给他们的孩子讲述旧事的时候，再也不会一张嘴就说“你当时还太小，所以不会记得”。童年失忆好似变成了人类童年时代的一个特征，在永不停歇的潮流中，人类的年少时代将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有点儿想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让孩子们能够继续透过时间迷雾隐约感受童年，防止生命伊始的记忆被冰冷无情的视频所取代。然而，他们也许会在无损的数字记忆中感受到同样的温暖，就像不完美的大脑记忆带给我温暖一样。
经历组成人生。我们的记忆并非生命中每时每刻的客观积累，而是根据特定时刻编排的故事。即使跟别人一起经历某件事，我们构造的记忆也绝不会相同：因为个性差异，我们每个人选择特定时刻的标准不同。我们各自注意到吸引我们的细节，并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由此构造的记忆再反过来塑造我们的人格。
但是，我也感到疑惑。如果每个人都记住所有的一切，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否会被抹除？关于自我的感觉将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对我而言，既然未经剪辑的监控录像无法被称为故事片，那么，全方位的视频记录也不能算是记忆。
吉金基二十岁那年，一位行政官员到村里来找赛维。他带来一位年纪轻轻且在卡齐纳阿拉的教会学校读过书的蒂夫族人。管理者希望所有提交部落法庭的争端都有文字记录，所以他们给每位首领都指派了一位这样的年轻人去担当书记员。赛维让吉金基走到跟前，然后对官员说：“我知道你无法为所有蒂夫族部落指派人手。我这里的吉金基已经学会写字，他可以担任我们的书记员，你可以把你的人派到别的村子。”官员测试了吉金基的写作能力。因为莫斯比教得很好，那位官员最后同意让吉金基担任赛维的书记员。
官员离开之后，吉金基问赛维为什么不想让卡齐纳阿拉来的那个孩子当书记员。
“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我都信不过。”赛维说。
“为什么呢？欧洲人把他们变成了骗子？”
“他们要负一部分责任，可我们也脱不了干系。几年前，欧洲人来为教会学校召集男孩时，大多数长老都把不想要的人交给了他们，都是些吊儿郎当和心怀不满之人。现在，那些孩子回来了，跟任何人都不太亲近，把自己的写字本领当作一杆长枪来使用。他们让部落首领给他们找老婆，否则就伪造记录陷害首领，让欧洲人罢免他们。”
吉金基认识一个男孩，他总是抱怨，找各种方法逃避劳作。假如这种人有权力支配赛维，那简直是一场灾难。“你不能把实情告诉欧洲人吗？”
“很多人都说过。”赛维回答，“科旺达部落的马绍提醒我小心那些书记员，他那里是最先安插书记员的地方。马绍运气好，欧洲人相信了他而不是撒谎的书记员，可他知道有些首领没那么幸运。比起口述，欧洲人通常更相信文字记录。我不愿冒这个风险。”他认真地看着吉金基，“你是我的亲人，吉金基，是所有村民的亲人。我相信你会如实写下我说的话。”
“我会的，赛维。”
部落法庭每月举行一次，从早到晚，连续三天。法庭每次都会吸引一批观众，有时候人太多，为了场地中央也能有点风，赛维不得不要求大家都坐下。吉金基坐在赛维旁边，在官员留下的本子上记录每一个争端的细节。这工作不错，争论者支付的费用他会得到一些。他不仅有座位，还有一张小桌子，甚至在休庭时都可以在桌上写字。赛维每日听取的控诉各种各样——有人自行车失窃，庄稼歉收是否该由邻居负责——但大多数情况都与妻子有关。在一次争端中，吉金基写道：
尤曼的妻子格吉逃回娘家，她的亲戚阿农戈试图说服她回到丈夫身边，但是格吉拒绝了，阿农戈也没有别的办法。尤曼要求归还十一英镑彩礼，可阿农戈说他现在没钱，而且尤曼只付了六英镑彩礼。
赛维要求双方找来证人。阿农戈说他有证人，可他们都出门在外。尤曼带来一名证人，他宣誓之后，证实自己数过尤曼付给阿农戈的十一英镑彩礼。
赛维要求格吉回到丈夫身边谨守妇道。可是她说自己受够了尤曼。赛维责令阿农戈偿还尤曼十一英镑，第一笔还款要在三个月后收成可以销售的时候支付。阿农戈表示同意。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个争端，当时赛维显然已经疲惫不堪。“卖掉蔬菜偿还彩礼，我小时候不会发生这种事。”后来，他摇着头说。
吉金基知道他的意思。老人们说过，在过去，人们用类似的东西进行交换：假如你想要山羊，就得用鸡来交换；假如你想娶媳妇，就得把自家的女人许给女方家的男人。后来欧洲人表示，蔬菜不可以充当赋税，坚持要收钱币。不久之后，一切都用货币来交换，你能用它买到一切，不管是一个葫芦还是一个老婆。这让老人们觉得很荒谬。
“老方法慢慢消失了。”吉金基对赛维表示赞同。他并没有说年轻人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欧洲人也曾颁布法令说，只有在女方同意结婚的情况下才能支付彩礼。过去，一位年轻的姑娘可能被许给手患麻风、牙齿腐烂的糟老头，她没有选择只能出嫁。如今，女人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只要对方有能力支付彩礼。吉金基自己就在攒钱结婚。
莫斯比有时会来旁观，可他发现处理过程令人不解，所以经常在结束后询问吉金基一些问题。
“比如，尤曼和阿农戈的争端涉及究竟欠了多少彩礼，为什么只有证人宣誓？”莫斯比问。
“为了确保他所说的完全属实。”
“可是，如果尤曼和阿农戈也宣誓，这也会确保他们所说的完全属实。阿农戈之所以撒谎就是因为他没有宣誓。”
“阿农戈没有撒谎。”吉金基说，“他只说自认为正确的话，尤曼也是如此。”
“可阿农戈所言跟证人说的不一致。”
“那也不能说他在撒谎。”接着吉金基想起了欧洲语言中的一个情况，明白了莫斯比的不解之处，“我们的语言中有两个词对应你们所谓的‘真实’。表示‘正确’的mimi和表示‘准确’的vough。在争端中，当事人说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内容，即为mimi。而证人发誓说出准确的事情经过，也就是vough。赛维听取事情经过之后就能决定，对所有人来说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使当事人没有表达准确的事实，只要他说出了正确的内容，那就不叫撒谎。”
莫斯比显然无法同意这个观点，“在我的家乡，出庭作证的每个人都必须发誓讲出准确的事实，即使是当事人。”
吉金基无法理解其中含义，只是说：“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没错，风俗习惯可以不同，可事实就是事实，不会因人而异。记得《圣经》中怎么说吗？‘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我记得。”吉金基说。莫斯比说过，正是因为明白了上帝的真理才令欧洲人如此成功。他们的财富和国力不容否认，可谁又知道真正的原因呢？
为了报道“会忆”，我得亲自尝试一下才能有说服力。问题是我没有可以用“会忆”进行检索的生命日志。通常在采访或报道时我才会激活个人摄像头，但在别人保存的生命日志里我肯定露过面，我可以利用他们的视频记录进行检索。虽然所有生命日志软件都有特定的隐私功能，大多数人还是会贡献出基本的共享权利：假如你的行为被录进他们的生命日志，你有权访问自己出镜的那一段。我运行软件根据我的GPS历史轨迹进行搜索，从别人的生命日志中收集视频片段。经过一周时间，我搜寻了社交网络和公共视频档案，收获了长度从几秒到几个小时的视频片段：不仅包括治安监控录像，还包括朋友、熟人，甚至陌生路人的生命日志片段。
可想而知，与我本该主动记录的视频相比，搜索到的生命日志更加碎片化。与大多数生命日志的第一人称视角不同，所有内容都来自第三人称视角，但对“会忆”来说，这不是什么障碍。我本来估计随着生命日志的普及，它的覆盖范围将在今后的几年里达到顶峰。令我吃惊的是，一张有关覆盖范围的图表显示，十年前覆盖范围的曲线有个突然上升。妮可从十几岁起就一直在记录生命日志，所以不出所料，我的家庭生活也大量地呈现在其中。
起初我不太确定该如何测试“会忆”，因为我显然无法让它调出记忆中不存在的事件记录。我觉得自己应该从记忆中的事件开始，于是在心中默念“文森特给我讲述帕劳群岛之旅的那一次”。
我的视网膜投影仪在视场左下角显示出一个窗口：我正在跟我的朋友文森特和杰里米吃午饭。文森特也没有记录生命日志，所以这一段来自杰里米的视角。我听文森特热情地谈论了一通带着水肺潜泳。
接下来我试了一下自己只隐约记得的事情。“我坐在黛博拉和莱尔中间的那次聚餐。”还有谁坐在同一桌我已经不记得，我很好奇“会忆”能否帮我想起他们。
果不其然，黛博拉当晚一直在记录，在她的视频里，我可以用识别软件辨别出坐在我们对面的每一个人。
成功了几次之后，我也遭遇了几次失败；考虑到生命日志并不是连续的，这也毫不奇怪。我调查了一个小时过去的事情，“会忆”的表现相当了不起。
终于，我似乎可以用“会忆”去分析包含更沉重感情的那些记忆。我和妮可的关系现在已经足够亲密，所以可以安心重温她年轻时我们的争吵。我觉得应该从我印象深刻的那次争吵开始，然后再一点点向前追溯。
我默念：“妮可朝我喊‘她就是因为你才离开的’那次。”
我们住过的那栋房子的厨房呈现在画面里，妮可就是在这栋房子里长大的，是妮可的视角。我就站在炉灶前，显然我们正在吵架。
“她就是因为你才离开的！是你把她赶走了！你也走吧，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有你我肯定会更好。”
这几句话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只不过不是妮可说的。
是我。
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一定是伪造的，妮可编辑了视频，让这句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她肯定注意到我请求访问她的生命日志，所以才伪造了这些来教训我。或者是她虚构出这段影像来给朋友们看，以印证她对我造的谣。可她对我为什么还那么生气，居然做出这种事？我们不是和好了吗？
我开始从头到尾浏览这段视频，寻找因为编辑视频片段而表现出不一致的地方。接下来的视频显示妮可跑出房子，跟我记忆中一样，根本没有不连贯的画面。我倒回视频，重新观看前面的争吵。
刚开始，我越看越生气，气妮可如此大费周章编造这样一个谎言，因为之前的情形都与我朝她怒吼相符。后来，我在视频中说的话听上去熟悉得令人难受：我因为她在学校惹麻烦又被老师叫过去，对此我抱怨不已，指责她交友不慎。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没道理说出那种话，是吧？我一直在表达我的关心，而不是在责备她。妮可一定是把我在其他场合说的话用在了这里，好让她诋毁我的视频更加可信。这是唯一的解释，不是吗？
我让“会忆”检查视频水印，结果显示没有任何修改。我看到“会忆”对我搜索的词条给出一个修改建议：把“妮可朝我喊那次”改成“我朝妮可喊那次”。这个修改建议一定是跟最初的搜索结果一起显示的，可我没注意到。我厌恶地关掉“会忆”，这个产品令我愤怒。我准备去收集一些伪造水印的相关信息来证明这段视频是假的，但最后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我认识到那是绝望的表现。
我愿意手按着《圣经》或说出任何必要的誓言来证明，是妮可控诉我迫使她母亲离开了我们。那次争吵跟我记忆中的其他事情一样清晰，但这不是我觉得这段视频难以接受的唯一原因。我一心觉得——尽管我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向孩子说出那种话的父亲绝不可能是我。
可是这段数字视频却证明我恰恰就是那种父亲。尽管我已脱胎换骨，但不可否认的是，我身上还有那个人的影子。
更明显的是，它揭示了一个事实，多年来我成功地向自己隐瞒了这个事实。前边我说过，我们选择记住的细节映射出我们的人格。那么，我把自己说的那句话误认为出自妮可之口又说明什么呢？
我记得那次争吵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我曾幻想一段有关救赎和自我提升的历程，我在其中扮演无畏的单身父亲，勇敢面对挑战。可现实……又如何呢？自那以后发生的事情有多少是归功于我呢？
我重新打开“会忆”，搜索妮可大学毕业典礼的视频。我亲自记录了整个过程，所以我能看到妮可的面容，我出席她似乎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是她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令我无法分辨吗？如果我们的关系真正得到了改善，这种改善是怎么发生的？十四年前我这个父亲有多糟糕，显然我自己都难以想象。我付出很多才改善了现在同妮可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虽然容易得出，可我已经无法相信自己的感觉。妮可现在真的不讨厌我吗？
我不打算用“会忆”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需要直奔主题。我给妮可留言说想跟她谈谈，并问她我能否在当晚去她的公寓。
几年以后，赛维开始参加一系列有关尚加夫氏族的首领会议。他跟吉金基解释说，欧洲人不愿与如此多首领打交道，所以要求把蒂夫族人分成八个部落。赛维和其他首领要讨论出尚加夫氏族和哪家合并。尽管不需要记录，但吉金基对他们要商讨的内容感到好奇，所以问赛维能否带他一起去。赛维答应了他的请求。
吉金基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前辈聚在一起，他们有些人跟赛维一样庄重威严，还有些则脾气火爆。他们一连争论了好几个小时。
吉金基回来后的那个晚上，莫斯比问他情况如何。吉金基叹息道：“尽管没有吹胡子瞪眼，他们吵起来还是跟野猫打架一样。”
“赛维认为你们应该加入哪一方？”
“我们应该加入跟我们关系最近的那些氏族，这是蒂夫人的方式。既然尚加夫是科旺达的儿子，我们氏族就应该跟南边的科旺达氏族合并。”
“有道理。”莫斯比说，“那为什么还存在分歧？”
“尚加夫氏族的成员并没有比邻而居，有些人住在西边的田地，离杰基拉氏族较近，那里的前辈们跟杰基拉氏族的前辈很亲近，他们希望尚加夫氏族跟杰基拉氏族合并，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在最终形成的部落里更有影响力。”
“我明白了。”莫斯比想了一下，“住在西边的尚加夫人和住在南边的尚加夫人不能加入不同的部落吗？”
吉金基摇摇头：“我们尚加夫人只有一个共同的父亲，所以我们应该在一起，所有的前辈都认同这一点。”
“既然世系如此重要，西边的前辈们怎么能主张尚加夫氏族应该与杰基拉氏族合并呢？”
“分歧就在于此。西边的前辈们宣称尚加夫是杰基拉的儿子。”
“等等，你们不知道尚加夫的父母是谁？”
“我们当然知道！赛维能把自己的祖先一直追溯到蒂夫本人那里。西边的前辈假称尚加夫是杰基拉的儿子，因为结合杰基拉氏族他们可以从中受益。”
“可是，如果尚加夫氏族与科旺达氏族合并，你们的前辈不也会受益吗？”
“没错，可尚加夫是科旺达的儿子。”随即吉金基明白了莫斯比话有所指，“你认为是我们的前辈在撒谎？”
“不，完全不是。只不过听上去双方的理由同样充分，根本分辨不出谁对谁错。”
“赛维说得对。”
“没错。”莫斯比说，“可你如何让别人也承认这一点呢？在我的家乡，很多人把自己的家谱写在纸上。这样我们就能准确追溯祖先，即便是隔了许多世代。”
“是啊，我看过你们《圣经》里的谱系，从亚伯拉罕一直追溯到亚当。”
“没错。不过不光是《圣经》，很多人都记录他们的家谱。如果有人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他们能从文字记录中查到。假如你们有记录，别的前辈就得承认赛维说得对。”
吉金基承认他说得有道理。真希望尚加夫氏族一直都有据可查。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欧洲人首次来到蒂夫是在多久以前？”
“我不清楚。至少有四十年了，我想。”
“你觉得他们刚来这里时会记录尚加夫氏族谱系的相关情况吗？”
莫斯比沉思了一会儿：“或许会。行政部门肯定保存了不少记录。如果有的话，它们会被保存在卡齐纳阿拉的政府驻地。”
每隔五天，一辆卡车会载着货物沿公路驶往卡齐纳阿拉去赶集。后天刚好是赶集的日子，假如吉金基明早启程，他就能及时赶到公路上搭车。“你觉得他们会让我查看记录吗？”
“有个欧洲人陪你去会容易得多。”莫斯比笑着说，“我们一起去如何？”
妮可打开公寓的门，邀请我进去。她显然好奇我为什么来：“你想要谈什么？”
我不确定要从何谈起：“我要说的听起来会有些奇怪。”
“没关系。”她说。
我给她讲了自己用“会忆”查看生命日志片段，回顾了她十六岁时我俩的那次争吵，最后我朝她怒吼，而她离家出走。“你记得那一天吗？”
“我当然记得。”她显得不太自在，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也记得，或者说我以为自己还记得，可我记忆中有点儿不一样。在我印象中，是你说了那句话。”
“我说了什么？”
“我记得你跟我说，我离开你一点儿都不在乎，没有我你肯定会更好。”
妮可长久地注视着我：“这么多年以来，你记忆中的那一天就是这样的？”
“是的，直到今天。”
“要不是这么令人伤心的话，我肯定就笑了。”
我心里一阵难受：“很抱歉，你不知道我有多懊悔。”
“懊悔你说过那句话，还是懊悔记成是我说过那句话？”
“两者都有。”
“这就对了！你知道这让我怎么想？”
“想象不出来。但我以为是你对我说那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很难受。”
“可那只是你假想出来的，那句话实际上是你对我说的。”她不信任地摇摇头，“你他妈还是老样子。”
这句话太伤人了，“是吗？我真的没有改变？”
“当然没有，”她说，“你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就好像你才是那个受到不公待遇的好人。”
“你说得我好像有妄想症似的。”
“不是妄想，是盲目和自私。”
我有些生气，“我这不是来道歉了吗？”
“没错，没错。还不是为了你自己。”
“是，你说得对。我很抱歉。”我等妮可朝我打了个手势，才继续说，“我猜我……确实是盲目自私。我不愿承认是因为我以为自己已经放开眼界，跨过了那道坎儿。”
她皱起眉头，“什么？”
我告诉她我是如何觉得自己已经变身为一位父亲，修复了我们的关系，并以她毕业典礼上的亲密瞬间圆满告终。妮可表面上没有嘲笑我，可她的表情令我说不下去。我显然是在自取其辱。
“毕业典礼时你还恨我吗？”我问，“你我当时已经和睦相处，这是我一厢情愿吗？”
“不是，毕业典礼上我们确实和好了。可那并不是因为你神奇地变成了一位好父亲。”
“那是因为什么？”
她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然后说：“上大学以后我开始看心理医生，”她再次停顿，“可以说是她拯救了我的人生。”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妮可会需要心理医生？我按捺住这个想法，“我不知道你进行过心理治疗。”
“你当然不知道，我本来没打算告诉你。不管怎样，毕业那年，她说服我最好不要生你的气，所以我俩在毕业典礼上才能融洽相处。”
所以说我的确编造了一段与现实严重不符的情节。妮可承担了一切，我是那个不劳而获的人。
“我猜我并没有真正了解你。”
她耸耸肩膀，“你只是出于自己的需要来了解我。”
这么说太伤人了，可我却有苦难言。“你受委屈了。”我说。
妮可短暂而又惆怅地一笑，“你知道吗？再小一些的时候，我曾幻想你这样说。可是现在……算了，它并不能弥补一切，对吗？”
我发现自己一直希望她会当场原谅我，然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要弥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光说句抱歉是远远不够的。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法改变，可至少我能不再装作自己没有做过那些事。我要用‘会忆’真实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
妮可看着我，揣摩着我的诚意。“行啊，”她说，“不过，我们得说明白：你可别每次因为待我不好而感到内疚时都跑来我这里。我努力忘记那些事，不想因为你试图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儿就重新经历一遍。”
“那是自然。”我看见她开始流泪，“提起这些陈年往事又让你难受，对不起。”
“没关系，爸爸。我感激你所作的努力。只是……最近别再这样了，好吗？”
“行。”我走向门口，又停住脚步，“我只想问一下……如果有可能，我可以做点什么弥补……”
“弥补？”她面露疑惑，“我不知道。更体贴一点，可以吗？”
这正是我要努力做到的。
政府驻地确实有四十年前的文件，欧洲人称之为“评估报告”。有莫斯比在，他们可以查看文件。文件是用吉金基不认识的欧洲语言书写的，但面包含各个氏族的家谱图，他能轻松认出图中的蒂夫族名字，莫斯比再帮他确认一遍。西边田地的前辈是正确的，赛维弄错了：尚加夫不是科旺达的儿子，而是杰基拉的儿子。
政府驻地的人同意打印一份相关内容的拷贝，让吉金基带走。莫斯比留在卡齐纳阿拉拜访那里的传教士，吉金基直接回家。在途中他就像一个不安的孩子，希望能乘坐卡车一路到家而不用从公路走回去。一回到村里他便开始寻找赛维。
找到赛维的时候，他正在前往附近农田的路上。几位乡亲截住赛维，让他为一只母山羊的幼崽该如何分配主持公道。最后他们都很满意，赛维继续赶路。吉金基走到他旁边。
“欢迎回来。”赛维说。
“赛维，我去了卡齐纳阿拉。”
“哦，你去那儿干什么？”
吉金基给他看了那张纸，“这是很久以前欧洲人最初来到这里时记录的，尚加夫氏族的前辈们给他们讲了尚加夫氏族的历史，他们说尚加夫是杰基拉的儿子。”
赛维的反应不温不火，“欧洲人问的是谁？”
吉金基看了看纸，“贝特和厄可亚哈。”
“我记得他们。”他点点头说，“他们是贤人，不会说这种话的。”
吉金基指着白纸黑字说：“可他们确实说过！”
“或许你的解读不对。”
“我没有弄错！我知道如何阅读。”
赛维耸耸肩，“你为什么把这张纸带回来？”
“这上面的内容很重要，我们应该加入杰基拉氏族才对。”
“你认为整个氏族在这件事上应该相信你的决定？”
“我不是让整个氏族相信我，我是让他们相信你小时候的那些前辈。”
“他们应该相信。可那些人不在这里，你手里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
“纸上的内容告诉我们如果他们在这里会说些什么。”
“是吗？一个人不会只有一种观点，假如贝特和厄可亚哈在这里，他们会同意我的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加入科旺达氏族。”
“如果尚加夫是杰基拉的儿子，他们怎么会那样说呢？”他指着那张纸说，“杰基拉跟我们的关系更近。”
赛维停住脚步，转向吉金基：“亲戚远近的问题不能通过文书来决定。科旺达氏族的马绍警告我教会学校的孩子们有问题，你才成了书记员。要不是我们拥有共同的祖先，马绍不会提醒我们。你的职位证明了我们两个氏族有多亲近，可你却忘了这一点，还指望文书告诉你自己早该心中有数的内容。用心想想，”赛维拍了拍他的胸膛，“你研究文书太多，忘了什么是蒂夫人了吧？”
吉金基张嘴想要辩解，却发现赛维说得没错。他一直花时间学习写字，使自己像欧洲人一样思考。他变得更相信纸上的文字而不是人们说的话，蒂夫人可不是这样。
欧洲人的评估报告是vough，它完整而又准确，但不足以解决问题。选择加入哪个氏族应该符合大家的利益，要做到mimi才行。只有前辈能确定什么才是mimi，为尚加夫氏族作出最好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要求赛维遵从这张纸上的内容就是迫使他与自己心中的正确背道而驰。
“你说得对，赛维。”吉金基说，“原谅我，你是我的前辈，我认为这张纸比你知道得更多是不对的。”
赛维点点头，继续往前走：“随便你怎么做，但我相信，把这张纸给别人看弊大于利。”
吉金基陷入思索。西边田地的前辈肯定会坚称评估报告支持他们的观点，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还会无休无止。但更重要的是，蒂夫人会走上歧路，把文件记录当作真相的来源。这样的话，古老的生活方式会受到冲击而消逝，而他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
“我听你的，”吉金基说，“不会给别人看。”
赛维点点头。
吉金基回到自己的小屋，思考着发生的事情。连教会学校都没有念过，他就开始像欧洲人那样思考了。在笔记本上练习写字导致他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前辈的尊重。写字帮助他更清晰地思考，他不否认，可那还不足以让他更相信文字记录，不相信他人。
作为一名书记员，他得保存赛维在部落法庭上的决议册。但他不需要保留其他笔记本，写着他自己想法的那些。生火做饭时，他要把它们烧掉。
尽管我们通常不这么想，但写字是一种技术，也就是说，会写字的人把自己的思维过程以技术手段呈现出来。一旦可以流畅阅读，我们便成了有感知能力的赛博格，这其中蕴含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在一种文明采纳文字书写之前，知识只能以口头形式传播，历史十分容易被篡改。虽然不是有意为之，但是不可避免。纵观全世界，吟游诗人和歌舞艺人把原始素材改编之后呈献给自己的受众，同时也是在改编历史以适应眼前的需要。历史记录不应改变的想法，是文字文明尊崇文字记录的产物。人类学家会告诉你，口头文明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历史。对于口头文明，历史不需要多么准确，因为口头文明需要确认群体成员对于群体自身的共同理解。因此，认为口头文明的历史不可靠是不对的，它们的历史实现了群体的目的。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私人的口头文明，我们改写过去，以适应自己的需要，支撑起关于我们自身的故事。错误地阐释个人历史，把以前的自我当成现如今崇高自我的根基，我们每个人都在犯这种记忆错误。
然而，这样的时代行将结束。“会忆”还只是新一代记忆替代品的首款产品而已。随着这类产品更广泛地投入使用，我们将用完整的数字记录取代易变的大脑记忆，用真实记录取代反复讲述中演化出的故事。在我们的思维里，每个人都将从口头文明进化成文字文明。
文字文明优于口头文明，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容易得很。可既然这些文字是写在这里而不是说给你们听，我的偏见也就显而易见。我的意思是，我更易于认识到读写能力的益处，而难以察觉它让我们付出的代价。读写能力鼓励一个文明更重视文件，忽视主观经验，总体而言，我认为利大于弊。文字记录会有各种错误，对它们的阐释也很容易改变，但至少白纸黑字本身永远不变，真正的优点就在于此。
而说到个人记忆，我就会持相反态度。人的身份建立在大脑记忆之上，因此，摈弃我们事件记忆的主观性这一想法令我害怕。我习惯认为个体讲述自身故事是很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不是针对整个文明。但我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时代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无法阻止数字记忆的应用，就像口头文明无法阻挡文字文明的到来，所以我只能去寻找其中的积极意义。
而且我认为，我已经发现了数字记忆的真正优势：关键不在于证明你是对的，而在于承认你是错的。
因为我们所有人在各种场合都会犯错，出于痛苦或伪善，而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场合中的大多数。这意味着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如果无法信任自己的记忆，我能拥有多少个人认知？你们呢？你们可能在想，虽然记忆不完善，但这种让我愧疚的主观修正并未发生在你们身上。可我之前跟你们一样确信无疑，结果我错了。你们也许会说：“我知道自己不完美，我犯过错误。”我在这里要说，你们犯过的错误超乎你们的想象，构造你们个人形象的某些核心设定其实是假的。花时间用一下“会忆”，你们会找到答案。
我此刻推荐“会忆”，不是为了让你们回忆过去时感到羞耻，而是为了避免将来发生这样的一幕。大脑记忆允许我构造故事来粉饰我的家长行为，但是，我希望通过立即开始使用数字记忆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的真实行为不会由别人来呈现给我，让我被动接受；真相不会让我震惊到重新进行自我评估。有“会忆”来呈现事件的本真，我的自我认知从一开始就不会偏离太远。
数字记忆不会阻止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如我先前所说，经历组成人生，这是无法改变的。数字记忆只会改变那些强调美好行为、忽略阴暗行为的虚幻故事——我希望——让我们知道自己也会犯错，从而对别人的错误不那么苛责。
妮可也已经开始使用“会忆”，她发现自己对事件的记忆亦不完美。这没有让她原谅我——也不应该原谅，因为她的错误与我的相比太微不足道——不过，她对我记错自己行为的愤怒有所减弱，因为她认识到我们都犯了同一种错误。我不得不难堪地承认，埃丽卡·迈耶斯谈及“会忆”如何影响情感关系时所预言的得到了准确的证实。
这不是说我改变了对于数字记忆负面效应的看法，负面效应很多，人们需要提防。我只是认为自己无法再客观地谈论此事。我放弃了本打算要写的记忆修复的文章，并把调研成果交给一位同事。关于软件的优劣，她写出一篇不错的作品，冷静客观，没有任何我给她的材料中随处可见的反省和忧虑。替而代之，我创作了这篇文章。
我对蒂夫人的描述基于事实但又不完全精确。蒂夫人在一九四一年关于尚加夫氏族应该加入哪一方确实有过一场争论，因为对于氏族创立者的血统有不同看法，且行政记录确实表明氏族前辈对于他们家谱的描述也在不断演变。不过我所描述的许多具体细节都是凭空想象，真正的情况更加复杂且缺少戏剧性，类似真实事件一贯的样子，所以我自由发挥，创作了一个更好的故事。为了说明真相，我编造了一个故事，其中的矛盾之处我清楚得很。
至于跟妮可争吵的那些叙述，我已尽力准确描写。开始做这件事以来，我一直在全面记录，并在写作本文期间反复查看录像。但是将哪些特定细节包含进来，哪些省略掉，还是由我来决定，也许我只不过是又编造了一个故事。尽管我努力迎难而上，可我是否在用这样的描述来讨好自我？我是否在歪曲事实，使叙述更像是一种忏悔？你能作出判断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我的文字同视频记录本身作对比，于是我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在妮可的同意下，我把自己的生命日志向大众开放，就像现在这样。看一看那些视频，然后你们自己作出决定。
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够诚实，请告诉我。我需要知道。
后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听过一次报告，主题是个人计算的未来。发言人指出，有一天，对你生命中的每个时刻进行连续不断的视频记录将成为可能。这是个大胆的主张——当时，硬盘空间昂贵得不适合存储视频——可我发觉他说得没错：最终你可以记录一切。尽管我不知道会以什么形式实现，但我觉得它一定会对人类心智产生深远影响。理智上，我们知道记忆并不可靠，但我们很少去质疑它。拥有真正准确的记忆会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每隔几年我就会想起这个问题并重新思考一遍，但是我一直没打算围绕它打造一篇作品。传记作家对记忆延展性的描写很有说服力，我不想简单地一味重复他们已经说过的内容。后来我读到沃尔特·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讲述书面文化如何影响口语文化。虽然书中一些较为激进的主张已经受到质疑，可我还是觉得很受启发。它提醒我，也许可以将上一次技术对我们认知的变革跟下一次进行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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