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如：陈慕华、钟毅、王甫民、朱绍基、尚立敬、赵涛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绍基，他从请客吃饭到后来搞“拜把子”、施“美人计”，竭尽造谣诽谤、挑拨离间之能事，欲拉他们下水。但这两位青年立场坚定，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政治处保卫股。经研究让他们将计就计，打人敌人心脏去，以及时掌握敌人动态。

        此外，周还大搞反动的统一战线，他与宜川县县长怀建民相互勾结，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队伪装成土匪，窜到固临县（边区新设县）边境一带烧杀掳掠、强奸妇女、破坏生产，然后将罪名嫁祸于我游击队。

        西北局为了团结抗日，于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县与怀建民打交道。领导介绍了宜川县的情况，说任务艰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选了团保卫股长王太和、组织股长严雄、宣传股长曹光华、民运股长刘志英、青年股长赖其正、警卫连指导员王强及警通连20余人，每人都携带上长（短）枪和子弹。我们骑马先到固临县了解情况；再到固临与宜川县交界处详细了解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经过及其损失等情况，然后直奔宜川城。

        当晚，怀建民假惺惺的设宴招待，并请驻军王镇国旅长作陪。我来之前已了解到这个旅属杨虎城部，是主张抗日的。怀建民有意叫县府科以上干部轮流给我们敬酒，想把我们灌醉后，看一出“闹剧”。我们早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把他的四五个顽固派科长整的一个个胡说八道，丑态百出，连王旅长对此都表示轻蔑。

        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过你批准吗？我们自己敢作主吗？他们狗咬狗，相互推御责任，倒真演了一场“好戏”。王旅长实在忍不住，站起来痛斥怀等人破坏抗战，造谣惑众，挑拨离问的恶劣行径并令怀建民当面向我道歉，还要向固临县人民道歉。并请我们将边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怀此时只好一一赞同。

        第二天，我们兵分5路，分别到中、小学校、集市、军营、农村等公众场所宣传、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家喻户晓的5天宣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谣言，揭穿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我们决定撤回延长，将出宜川县城时，2000多群众自发来送行，高呼着：“八路军万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滚出宜川城”等口号向我们道别。

        1940年2月初，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绥德行政和督察专员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为此边区政府以肖劲光司令员名义给程潜发电，要求陕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电文日：“国共合作已历经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现在一县有两个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西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现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志，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全部离开边区。

        据此，延长县的周金龙将于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县长谭生彬召开了茶话会。谭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我先讲几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大半个中国，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就应在抗日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自己的责任。第二，破坏抗战者，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谁要妄想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做文章，只会是白日做梦。第四，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谁想挑拨我们军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谭请在座的谈谈近三年合作中对延长县工作的意见。

        100多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发言。周金龙说：职责使然，只得忠于党国，不敢越轨。在边区的三年中，亲身体会到你党、政、军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高，我们很是钦佩。我离城时请你们说服城中群众不要提出“送瘟神”的口号。

        4日我们护送周金龙及其随行出延长东门，全城人民自发组织送“瘟神”。他们自制的标语小旗上写着：“专搞摩擦破坏抗战的瘟神滚回去”、“煽动群众闹事的瘟神见鬼去”、“鬼计多端的瘟神自食其果”等。他们组织了检查组，威风凛凛站在城门两旁，专门检查其中反动透顶、无恶不做的顽固者。查出他们藏有延长县的军事地图及军队布防图，藏有绝密的特殊人员的名单：如潜入我方者，拟从我方策反者，特务人员的布置以及极端反动分子等。检查时对私人财产丝毫不动，只是扣留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有血债的人。群众当场列出他们的罪行和确凿证据，要闫金龙对这些人做出裁决，周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此时我提出：把他们所携带的所有文件、地图、资料立即留下。为了团结抗战，十几名罪犯先逐个登记存档，交周金龙带去处理。我们相信，谁要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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