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胡宗南调集大批兵力，由南线进攻边区，增加了封锁边区西北方向的兵力。而留守兵团兵员不足。留守兵团所属部队既要承担剿匪，抗击日寇，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又要从事生产自救，任务十分繁重；加之缺医少药而造成减员，更使兵员难以补充。当时每连实际只有5、60人。为了反封锁，经中央军委批准，留守兵团计划到晋西北、晋察冀、晋东南征6000新兵补充部队。

        上级决定由我任留守兵团临时训练团（简称留训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留守兵团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李芳元、四团政治处主任李庆和，分三路到所指定的边区征兵。各路配备一个连和百余名班、排、连干部。

        3月8日我率留训团从延安出发，经延川、清涧、绥德、吴堡、佳县，在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一二〇师政治部驻地山西兴县，将中央军委命令呈交甘泗琪主任，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保证在晋西北动员2000新兵补充留守兵团。我派李庆和率一个连和百余名干部留晋西北边区执行征兵任务；又护送李芳元等200余人到晋东南边区，我率200余人去晋察冀边区征兵。

        我率部从兴县出发过蔚汾河，经普明袁家村到娄烦，在此地住了3周。原因一是日寇正在同浦线两侧进行“强化治安”，实施烧、杀、抢的“三光”政策，群众逃避一空；二是铁路沿线日寇戒备森严，一个日兵带3个伪军，一个伪军带3个百姓，牵着狼犬沿线巡逻；三是过路的地段一直无法选定。直至4月5日接到护送我们过路的部队通知：当晚12时到铁路边高村附近会合。我们立即进行动员，并做了周密的安排。对于政治部委托我们保护的9名高级干部程子华、卓雄等人的家属，我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并派两名健壮的班长随行。

        部队3时30分出发。在自己的边区内，我们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行军；出了边区则以每小时15华里的速度前进。8小时后准时到达接应地点高村。双方交接后，我们立即离开铁路边去西潘方向。9位家属提出休息片刻，而接应我们的同志说：这里正处在日军炮火射程之内，过滹沱河后才能休息。也许她们太累了，怎么劝说都不走，最后我们只好用“敌人都追来了”吓唬她们，这才起身。

        我们过了河到达陈家庄已是6日下午2时。20小时行军200里，大家都很累。但这个村是日寇的“治安模范区”，危险很大。我要求大家过村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的精神准备，要经得起考验。

        4月2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和所带的80余人及冀中军区首长们的家属，在29日到达平汉铁路塞西店附近过路。这边派部队护送，冀中六分区派部队接应。

        5月1日我将军委指令和9位首长家属安全送到军区。5月3日程子华、卓雄、沙克、张学思、金声等在市庄台会见我们全体人员，程子华讲了话：第一、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派到冀中征兵工作的全体同志，军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1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第二、日寇扫荡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扫荡”空隙进行征兵，所以要有耐心；第三、军区、军分区处于行军作战、不断转移的环境，没有固定驻地，暂由六分区刘西政委负责你们的安全和行动；第四、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向刘政委提出，由他转告军区政治部；第五、你们部队番号“留训团”不变，隶属冀中军区管辖。3天内将灰军装换成黄军装，这样不易暴露身份。最后，你们是从黄土高原来到广阔的大平原的，要加紧锻练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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