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涪陵的时候，我总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去做八点钟那一场弥撒。第一年的春季，我一个人去做弥撒。秋季到来的时候，跟我一起去做弥撒的是“美中友好志愿者”给涪陵派来的新志愿队员诺林·菲尼根。她们一起来了两个人——诺林和桑尼·法斯。外国人的人口数量突然翻了一番，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和亚当都不知道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日程颇感舒心，两人的关系也总是十分简单——我们走得很近，但同时我们也能够单独打发时间。在城市和大学里面，我们两人都各自开辟了自己的空间，彼此互不干涉。
在涪陵这样的小地方，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产生已经拥有整座城市的感觉。除了偶尔有朋友前来拜访，我和亚当都没有看到过外国人，而我们跟“美中友好志愿者”也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刚刚抵达的头一个月，两个管理人员前来看望过我们，但那之后就没有人管我们了。涪陵远离“美中友好志愿者”设在成都的总部，管理人员也不喜欢乘坐长江里跑来跑去的那些船只，因为既缓慢又危险。还是在春季的时候，涪陵的两艘轮船在靠近重庆的地方迎头相撞，酿成特大事故，死了十几个人。我在江上也无数次见过废弃的船只，沉没的程度各不相同。我总是小心谨慎地把这样的事件报告给“美中友好志愿者”，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大愿意前来看望我们了。最简单的莫过于没有人看管我们，而多数时间也确实如此。
可我们现在有了四个人，有一阵子我还对这样的变化感到有些忧心忡忡。不过，到头来形成的影响并不太大。学校的生活稍有差别，但那座城市足够大，吞下四个外国人丝毫没有问题。第一学期的时候，诺林和桑尼的反应跟我和亚当当初的反应非常相似。涪陵城内的种种压力把她们吓得晕头转向，她们俩也很少到远离校园的地方去打发时间。
诺林的父母是从爱尔兰来到纽约市的移民，所以她要去参加星期天的弥撒。当她第一次说到她的爸爸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土豆种植园主的时候，外办的王先生显得非常激动。“这么说，你的爸爸还是个农民啊！”他说道。
诺林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句话。“嗯，”她说道，“在爱尔兰的时候，他是个种植园主。”
“可你说过，他很穷，对吗？”
“啊，对。”
“那他就是个农民嘛！”
“嗯，我猜是吧。”
“我的父母也是农民！你的学生也多是农民！”
诺林对于中国的阶级背景知之甚少，她于是问我，遇到有人说他的父母是农民的时候，应该作何反应。可中文里没有“种植园主”这个词语——只要是跟土地打交道的，他们就称为“农民”，字面意思就是“务农的人”，翻译成英语就是“peasant”。从很多方面看，这样的翻译都很不精确，很容易让人回想起欧洲的封建时期，但“种植园主”这个词又无法传递“跟土地打交道”这一在中国国情下所具有的负面意义。粗略而言，这个国家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从事着跟农业有关的活动，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分界线在中国非常引人注目。在涪陵这样的地方，城市居民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是农民，他们因此总是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就连“土”字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用到人的身上，说他“粗俗”、“没有教养”。
不过，我们的学生多来自偏远的农家，这样的偏见在校园里并不特别明显。在一个班的四十五名学生中，一般只有很少几个人在小镇上长大，而这些城镇甚至比涪陵还要偏僻许多。有钱的学生少之又少，因此也就很难看到俗不可耐的势利眼，以及出身不好的敏感。每当我问我的学生，他们的父母以什么为生时，他们用英语这么回答道：“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一开始，这样的回答令我非常难堪，因为学生在说到“农民”这个带有封建社会意味的字眼时，态度竟是那样的平淡不惊。又一次，我向一个新生打听他的家庭背景，他回答道：“我爸爸是个农民，我妈妈是清洁工。”
“呃，我不太明白，你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清洁工。”
“清洁工？”
“对，清扫大街的清洁工。”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显得不好意思，所有学生在描述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莫不如此。我告诉诺林，她应该感到自豪，因为她是爱尔兰农民的女儿——在涪陵的所有外国人中间，她的阶级成分最革命。
诺林和我在星期天要去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因为我喜欢观察那位神甫，以及每周都要去教堂的那些老太太们。她们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在这些信众的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丝毫没有美国那些穿戴得体的教民身上所具有的矜持和装模作样。她们付出的是自己的虔诚，这样的虔诚无法用金钱衡量，而最虔诚的莫过于李神甫。
看着这位神甫，我就想起了我那位曾经做过本笃会修士的外公。他生长在堪萨斯州，他所在的教区有时候会向具有潜力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送他们到意大利去学习。1929年，我的外公接受资助来到了罗马的圣安舍莫修道院。他那时十八岁，理想是当一名神甫，也许还想当一名传教士呢。
我曾经读过他在那几年写下的日记，尽管里面充满了思乡情愁，但也描绘了美丽神奇的罗马城、魅力十足的大教堂，以及当时的历史进程。无论身处何处，这一切总会吸引着这个年轻人。他自己正好也置身于历史之中，他的日记里总会提到他在街上看到的民族主义大集会。有好几次，他还看见了游行队伍中的墨索里尼。
1931年春，一群神甫从北京天主教大学返回到了圣安舍莫修道院。1931年3月1日，我的外公在日记里用黑笔工整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今早，我们一群美国人登门拜访了西尔维斯特·黑里神甫，跟他做了一番有关中国的长谈，尤其讨论了北京天主教大学。黑里神甫今早在教堂学院发表了庄重演讲。他似乎对天主教大学的未来很是乐观，已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份工作中去。
那天之后，日记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对罗马的描述减少了，对中国的描述增加了。他对中国的迷恋与日俱增，直到“中国”这个词语用上了大写字母，还加上了下划线，俨然成了一个神圣的字眼：
1931年3月18日：今天，北京天主教大学校长弗朗西斯·克劳盖提神甫在回中国的路上抵达此处。他是个爱尔兰人，身材高大魁梧。
1931年3月22日：克劳盖提神甫今早做了一场非正式的“家庭布道”，我们一行十五个人去了他家。当然，可以抽烟，很有意气相投的气氛。听克劳盖提神甫说话真有趣。据他所言，天主教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多位能力很强的教职人员——既有本笃会的，也有其他的——已经向他允诺，会前往中国任教。
1931年3月23日：目前，美国人之间的闲聊全跟中国有关。
1931年3月25日：我一回来就找拉夫和唐纳德谈论了中国问题。克劳盖提神甫今天忙了一天，但还是前来唐纳德的房间，跟唐纳德、休、爱德华和我做了一番鼓舞人心的交谈。我们兴奋不已。克劳盖提神甫十二点钟走了之后，唐纳德、休和我继续交谈，直至凌晨三点钟。我觉得，这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要报名去中国。上帝与我们同在。
1931年3月26日：中国！由于昨晚的交谈，今早起得很晚。又到唐纳德的房间谈论了大半天的中国。克劳盖提神甫带了几幅他昨晚提到的图片给我们看。从圣安舍莫修道院前往天主教大学的美国人好像不会太多。愿主蒙恩，让我成为其中的一员吧。
1931年3月27日：现在，什么事情都跟中国有关。我的呼吸、我的一日三餐、我的睡眠，无不跟中国有关。我觉得，我们“中国小组”的几个成员莫不如此。
就在我的外公即将宣誓成为一名神甫的时候，他的上级通知他，他将会被遣返回阿肯色州。我的外公写了一封长信，说他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上帝的召唤，需要他前往中国。但他的上级予以了反驳，说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他有时候会向年轻人发出虚假的召唤，只是为了试炼他对尘世间的上级是否忠心耿耿。有时候你真心诚意地觉得应该到中国去，但实际上你应该去阿肯色州。
就这样，我外公与生命中的转折点失之交臂。他不想回到阿肯色州做神甫，而本笃会又不想让他到中国做一名神甫。于是，他离开教会，回到了美国。他卖起了保险。他结了婚。他有了孩子，他的孩子也有了孩子。他退休，玩起了高尔夫，到各地旅游。星期天，他总会去做弥撒。他一直没去过中国。他很少谈起他做修士的这段时间，我也是在读研究生期间，看到他写下的日记之后，才知道他对中国曾经有这么浓厚的兴趣。但那是他去世之后好多年的事情了。他在1987年去世，我那一年十七岁——跟他到罗马当修士的年龄大致相仿。跟他一样，我太年轻，对于时间、对于未来、对于过去将会怎样重现，还没有什么认识。
回到涪陵之后，我继续中文课程的学习，时而由廖老师上课，时而由孔老师上课。我们一般会以闲聊的方式开始，而廖老师总会给我讲讲她头一天晚上在电视上看到了些什么。跟我在涪陵的绝大多数朋友一样，廖老师很喜欢看电视。有一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东西。
“昨晚的电视上有个外国人，”她说道，“他会讲中文。”
“是大山吗？”
“不是大山，他的中文没有大山讲得好。他的中文还没有你说得好。”
“不会吧。”
“就是，他的语法比你好一点，但他的发音比你差远了。他的声调也不对。”
“我不信。”
“我是说真的，”她说道，“我觉得你的中文比电视上那个人说得好。如果你的语法再进步一点，就比他好多了。”
“他是哪儿的人？”
“澳大利亚。他长得好丑——皮肤不好看，还留着长头发。难看死了。”
我们就那么坐着，一起在头脑里讨厌着电视上那个声调不对、还留着长头发的外国人。然后，我们开始上课，廖老师特别关心我的语法。
那之后，她会随时向我通报电视上那个人的最新情况。通常情况下，这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一个小群体，大山是其中的顶梁柱，而经常露脸的人中文都讲得很好——看得出来，我如果要加入那个联盟，还要等上好些年头。不过，廖老师觉得希望还是有的。再说了，声调说不好的外国人偶尔也能上电视呢。不过，这会招来她毫不留情的批评。一般情况下，她会非常小心地挑出身体上的瑕疵或者毛病，尤其是这个外国人十分肥胖的话。廖老师个子苗条，她不喜欢长得胖乎乎的外国人。
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正式，不过，这样的正式令人感到十分自在——也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师生关系。她对于我取得的进步感到非常自豪。我开始能够读书看报之后，她会仔细地翻阅《重庆晚报》，然后把可以用于上课的文章剪下来。她喜欢那些讲述二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欢讲述香港自回归祖国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文章（在过去三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呢）。偶尔，她还不得不选几篇文章，把美国的极端帝国主义倾向给批评一通。9月底，当法国人抱怨美国对伊朗采取制裁之后，我们的中文辅导课上又加入了大量的故事，谴责美国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课堂上也没有了紧张关系，我们之间的鸦片战争早就结束了，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跟对方打交道。我们两个人都有所改变，不过我可能改得多一些：不管是在她的眼里，还是在我自己的眼里，我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国人。
我喜欢廖老师，因为我现在已经看出来，她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女性——在我看来，她是我在涪陵认识的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人。她不愿意外国人对她俯就屈尊，因为她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她就成功地把这种自尊心传递到了我的身上。除了自尊，她还彬彬有礼，十分尊重传统。跟其他年轻女子不同，她不会穿着暴露的衣服，她也不会把头发染得不中不西。跟孔老师不一样，她不愿意到我的公寓里来为我上课。廖老师是个已婚女子，而我是个独身男人，如果她每星期都来我的房间里呆上六个小时，人们可能会说闲话。我们上课的地点一直都是在我的办公室。
我喜欢上廖老师的课，还因为我只需要简单地问她几个问题，就可以借此了解中国人对任何问题的一般看法。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她身上有着中国人的典型特征，于是我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来弄清楚我在别人那里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令我感到纠结的事情。有一阵子，中国人对于希特勒所怀有的痴迷态度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如果你跟任意一个老百姓谈起第三帝国的元首，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比较好。我在西安过暑假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学生，她对于中国人在得知她的国籍时所表现出来的兴奋态度颇感困惑。
“噢，你是德国人！”他们会这么说，“希特勒！不错！”
出于好奇，我跟几个中国人谈到了他，很多人的回答大抵相同——他虽然犯了些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为他自己的国家做过很多有益的事情。不过，我还是依然好奇不已。于是我问廖老师，为什么中国人对希特勒有这么正面的看法。跟往常一样，她的回答帮助极大。她说，多年以来，电影院和电视上不断地播放查理·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每个中国人都看过。
“你看过吗？”我问道。
“肯定看过！”
“看过几次？”
她在头脑里数了数。“四次，我想是有的吧，”她说道，“也许还要多一点。”
“感觉怎么样？”
“好极了！我很喜欢电影中的希特勒讲话的样子，像个疯子，是这样子的——”她把模仿希特勒的卓别林的动作又模仿了一遍，挺起肩膀，仰着下巴，挥舞着拳头。
“哇——哇——哇——哇！”她大声吼叫着，仿佛在用外语发表演讲。可她随即就笑了起来。
“可那不是在取笑希特勒吗？”我说道。
“当然了！”
“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跟我说，希特勒身上有很多优点呢？”
“很多人都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希特勒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个狂人，做过很多恐怖的事情。看见了吗，我们同时具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人们把他当成了一个有趣的人，因此很喜欢他。他这个人看起来很滑稽。”
最奇怪之处，也许还因为中国人对希特勒痴迷不已的同时，又对犹太人抱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之情。在中国人看来，犹太人的优点仅次于此——因为他们相当聪明，大家从爱因斯坦和马克思这两个典型人物身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在西安的时候，跟我一起学习的一个以色列学生，教职员工处处对他关爱有加。大家都对他的聪明程度叹服不已，尽管他并不特别聪明，而且中文学得一塌糊涂。但他是个犹太人啊，而所有的犹太人都应该是很有智慧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于是纷纷忽略了他这个特例的现实性。这跟我的蓝眼睛是一回事儿。
这样的想法十分标准，而且完全可以预测。我在中国住的时间越久，就越认识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一点都不像外国人曾经描述的那么复杂难懂。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同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自然而然的，是这样的情形竟然形成了诸多稀奇古怪的观念，比如对希特勒的崇拜和对泰国人妖的痴迷。这件事情也是我在暑假中间才意识到的：你随便挑个中国人问一问他们对泰国的看法，基本上都会说到同一件事情，那就是泰国的人妖很有名。
弄清楚常人持有的这些观念的过程非常有趣，偶尔你还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为己所用。放暑假的时候，我的妹妹安吉拉和她那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同事托德对于顿顿都要和他们的中文翻译一起吃饭烦闷不已，我于是给他们想了一个话题，说保准会令那个过程其乐无穷。托德是个犹太人，我于是对他说，这是他的王牌，不应该束之高阁。我走了之后，他在一次吃饭的过程中公布了自己的种族背景，因此打破了就餐过程中的沉闷格局。
“你是犹太人？”那位翻译睁大双眼问道。
“对。”
“那你一定非常聪明了！”
那之后，他对托德平添了几分敬重。“美中友好志愿者”第二批人员中，有一个教师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当人们发现她原来是个犹太人的时候，所有事情马上来了个大转弯。她的一位中国朋友给她道了歉，因为在知晓她的身份之前，这位朋友没有像对待犹太人那样对她足够以礼相待。
还是在暑假期间，我有一次坐在火车上看我的中文课本，这令其他的乘客惊叹不已。身为外国人，不令人叹服都不行——就连我这点可怜巴巴的汉语水平都会让人对我钦佩不已。不过，在那一次的火车旅途上，只有一个妇女饶有兴趣地把我琢磨了一番。
“你是个中国通啊，”她说道，“我看你学习很刻苦呢。”
“哪里哪里，”我回答道，“只有努力学习，我才能把汉语说得更好。”
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很显然，她正在努力地想着什么问题。“你是犹太人吗？”她终于这么问道。
“不是，”我回答道。看了她的表情，我很想跟她说声对不起。但我压制下了这样的冲动，然后跟她交谈了一小会儿。就在她起身回到自己的铺位上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的失望情绪，但我对此无可奈何：我只是个外国人，我不是什么犹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里，生活中的一切全都变了样。我教上了新的学生——我去年教的高年级学生已经毕业，大多回到乡下当起了老师。我自己的汉语辅导老师也几乎焕然一新，他们现在在我的眼里变成了真真正正的人，我们之间可以无拘无束地无所不谈。涪陵城也没有头一年那么肮脏和吵闹了，人们也友善多了。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也听得明白了。唯一没有改变的，是我的工作。我还上文学课，但现在上起来容易多了，因为我有头一年的上课笔记可以使用。我把多数的空余时间花在了城里面，到处闲逛，找人交谈。
每一周的每一天，每一天的每一个时段，我在城里都有固定的安排。有时候，我会在上午去南门山，坐在街心花园里，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地变得活跃起来。星期二的下午，我会找那位摄影师交谈一番，然后去望州公园。星期一晚上，我会沿着繁忙不已的中山路走上一阵。星期天，我会去教堂，然后坐下来跟李神甫聊天，款待我的总是一杯难以下咽的咖啡。我也并不喜爱可口的咖啡，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喝下了神甫给我备下的咖啡，一如他出于尊重，以为外国人都喜欢咖啡胜过茶水。
跟李神甫聊过之后，我会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把几位铁匠的劳动过程看上一阵。然后，我会往上走到城中心的一个茶楼，因为在星期天的时候，几个中老年人会把他们的宠物鸟提到那里去，挂在屋檐下。看见我也去了那里，他们总是非常高兴。特别高兴的要数张小龙，他是全涪陵最幸运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受了伤，一条腿短了一截，现在走起路来一拐一瘸的。那真是一次难得的受伤，因为他从此被正式列为残疾人，他供职的海陵厂就再也不能解雇他了。海陵厂是一家国营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导致了大量职工下岗，但这不关张小龙的事，因为他的工作绝对稳妥。遇上摩托车交通事故，能有这样的好运就不错了，但张小龙又交了一次好运，他的老婆怀孕了，生了——生下的既不是一个女儿，也不是一个儿子，而是两个儿子。轻微受伤，正式确定为残疾人，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这样的事情真是妙不可言。现实生活中哪有这样的美事，这样的美事只有在书里才能读到。
每个星期天，张小龙都会拎着鸟笼子，满怀自豪地、一拐一瘸地来到这家茶楼，坐在阳光下，满脸笑容地喝上一杯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人，也是最幸运的人，我很喜欢跟他交谈——并不是因为跟他交谈会多么有趣，而只是因为他总是那么乐呵呵的。他会提醒我说，我自己在涪陵的生活也一样魅力十足。无论我去哪里，人们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谁，我因此可以循着自己的生活日程，并且保证那些熟面孔乐于看见我的身影。当我走在大街上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会戏谑性地高声喊着“哈——罗——”，但这其中的麻烦比上一年少了很多。再说，多数人的善意早已淹没了这些人带给我的种种骚扰。我在暑假期间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两面性——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到，我把第一年的时间用在了让自己适应他们对外国人的苛刻上，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城市向我展示出了它全新的一面。当然，真正改变的其实是我自己。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何伟，或者用四川话读出来就是霍伟（ho ei）。这个名字是我在“美中友好志愿者”接受培训时取下的，在中国这是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姓名中间的“伟”是“伟大”的意思，平淡得如同美国人取名叫做“约翰”。我的姓氏也很普通，不管我走到四川什么地方，总会遇到很多姓“何”的人。每当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总会说我们是家门儿，一家人。就在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叫何伟的人，他在体育系教书。
生活在这里跟生活在其他很多国家大不一样。在那些国家，你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或者与之类似的什么名字，这都会跟你原来的身份存在着明白无误的联系。我的中文名字跟我的美国名字没有任何关联，这个叫做霍伟的人跟我的美国身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关联。这中间有着很大的自由度——二十八岁的我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针对这个全新的身份，你还可以做一番修补，自己把名字重新取过。我们第一年的服务期快结束的时候，亚当就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因为他原来的名字——梅尔康——听起来有点像个外国人（还有一点像四川人熟悉的某个猪饲料的商标名称）。为了找一个更加地道的中国人的、少一些农业意味的名字，他发动他的学生们给他提出种种新的命名方案，当然要附上完整的解释和说明。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定在了“梅致远”这个名字上。“致远”的意思是“志存高远”，七百多年前以书写思乡类戏曲著称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就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中国所有的读书人都谙熟这其中的寓意，马致远之后还有作家在诗词歌赋里用到过这两个字。一下子，亚当从猪饲料进入了朗朗上口的古典隐喻——在中国，外国人就可以如此这般简单地重新定义自己。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到，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自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身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找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霍伟还有一点儿笨，那是我最喜欢他这个人的地方。他说话有口音，语法也有些马马虎虎，还总喜欢嘲笑自己犯下的一些简单错误。对于这样笨拙的人，人们总是乐于与之相处。他们发现，跟霍伟很容易说话，尽管他们总是要把一个新词说上两三遍，或者还要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出来。霍伟的口袋里总是带着个笔记本，用它来学习新词汇，也用它来记录下交谈中的某些东西。霍伟回到家之后，他把那个笔记本放在了彼得·海斯勒的桌上，后者再把其中的每一个文字输入到电脑中。
我的公寓里有两张桌子，一张用于学习汉语，另一张用来进行写作；一张是霍伟的，另一张是彼得·海斯勒的。有时候，这样的关系令我纠结不已——在笨拙的霍伟后面隐藏着另一个人，他密切地关注着每一件事情，并把这一切都记下来，这似乎有些不妥。但我又想不出更为简单的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分裂，我同时过着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尽管这两者占据着大致相当的领地，却又迥然相异。我的公寓很大，我把两张桌子分别放在了不同的房间。霍伟和彼得·海斯勒从来没有碰过面。那个笔记本是他们唯一共享的东西。
一个礼拜天，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葬礼。诺林那天生了病，我一个人坐在教堂里，尽可能地按照弥撒书里的说明跟上仪式的进程。我一直喜欢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是地道的中国习俗，它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时代，做弥撒是我最早的阅读经历之一。
仪式结束之后，人们在庭院里转悠着。我因此看出，那天的仪式很有些不一般。我和李神甫坐在他的宿舍里，要了些咖啡和点心，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用盘子端了上来。咖啡比往日更难以下咽。我谢过那位老太太，很勉强地喝了一口咖啡，立马吃了点曲奇饼，以盖住咖啡的怪味。李神甫和我互问了身体健康之后，他告诉我，刚才的仪式实际上是一场葬礼。
“哦，非常遗憾，”我回答道，“谁的葬礼？”
他说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是一个我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她多大年纪？”我问道。
“八十岁。”
“很长寿啊。”
“对，”神甫说道，“她对我们教堂很好，每个星期天都来。”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当然早就退休了。退休之前在海陵厂上班。”
每个星期都去做弥撒的人并不太多，我于是又问了一些问题，看能不能让自己回想起这个女人来。李神甫很耐心地回答着我的问题。随即，他指了指我的身后，说道：“她就在那边。”
我转过头去，看见那个女人就躺在我身后三米多远的一张桌子上。那个地方灯光昏暗，刚才进门的时候，我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全身上下覆盖着一张白色布单，只有头部露在外面。那是个小个子的女人，头发花白，双唇紧闭。我想来了，我曾经在教堂里见过她。我正在吃一块饼干，看到这里，我把手里的饼干放回了盘子上。
“哦，”我说道，“就是她啊。”
“对，”李神甫说道，“就是她。”
“嗯，”我说道，“我想要到外面看看。”
外面的庭院里阳光明媚，教民们正在长长的白纸条上写着悼词。靠教堂的墙上，放着好几个用白纸和竹条扎成的大花圈。回到阳光下，桌子上那具尸体带给我的震惊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继续观看着人们怎样吊丧。老太太们全都在耐心地等着我喝完咖啡，现在她们进入房间向遗体致哀。
那个女人五十多岁的儿子也在场，看见有这么个外国人前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感觉很是激动。我告诉他，他的母亲一直对我非常友善，这更令他感到高兴不已。在葬礼期间有个习俗，家人要提供小礼品，那位儿子于是给了我几个水果和一盒宏声香烟。我谢过他，然后收下了那盒香烟。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适合的吊丧赠礼。
随后，我去了茶楼。张小龙，也就是全涪陵最幸运的那个人，笑着跟我挥了挥手。跟他一起的另有几个老头，我自己在边上找了张空桌子坐下来。一个女服务员微笑着走过来，问我要点什么。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说道。称自己为“洋鬼子”是我在涪陵开得最简单、又最容易让人消除戒心的一句玩笑。我在暑假的时候开始用这个词语来称呼我自己，人们常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有时候会觉得非常尴尬，想要说服我换用别的什么词语来称呼自己。但我总是很有些得意地跟他们说上几句“我们洋鬼子有悠久的历史”或者“我们洋鬼子有灿烂的文化”这样的话语。
在这家茶馆，我和里面的小姐——也就是服务员——经常开这个玩笑。她总是抿嘴一笑，然后给我端来一杯热茶。我之前已经在街上买了一份报纸，现在正好坐下来边看报，边等着茶凉。
在茶馆打发时光总是大同小异，很多人会走上前来，跟我聊上几句。快近中午的时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女子坐到了我的桌子边上。我们交谈了大概有十分钟的样子。年轻女子跟我坐在一起略有一点不太寻常，但又不是太不寻常，所以我没有多想。她的名字叫做李佳丽，问我要了电话号码。这也很平常——涪陵人总会问我要电话号码。唯一的麻烦在于，有些人喜欢在早晨五点到七点之间给我打电话，所以我总是在睡觉的时候把电话的听筒提起来放在一边。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李佳丽，没再多想什么。
一个星期后，我又去了茶馆，她又跟我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她穿着短裙和紧身衣，脸上化着浓妆。她说不上漂亮，但你在某些小姐身上看到的做派，她都成功地学到了手。她很爱笑，说话有些忸怩作态，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总是拖着长长的尾音。茶馆工作的那位女子跟她完全不同，当李佳丽在我的桌子边上坐下来的时候，我看到她摇了摇头。几个老头正在盯着我们看，他们的鸟儿似乎也吃惊不小，全都住了声。我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而我却全然不知。于是，我找了个借口，付了茶钱，走出了茶馆。
李佳丽尾随我走出了茶馆。“你去哪里？”她问道。
“我得走了，”我回答道，“先去吃饭，然后回家。”
我们从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面馆门前走了过去。突然，我很害怕，害怕这个女子跟着我回家，还被校园里的人看个一清二楚。“我得走了，”我说道，“我就在这家面馆吃饭。再见。”
“那，我跟你一起吃吧，”李佳丽说道。
面馆老板清出了一张桌子，我和那个女子坐了下来。在涪陵，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总是麻烦自己找上门来。一般来说，我很喜欢我既不能左右、也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然而，今天我对她的意图产生了怀疑，可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坐在那里，唧唧喳喳地说着什么。我问她在哪里上班。
“那并不重要，”她说道。可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你是在涪陵上班吗？”
“我现在的工作一点都不好，”她耸耸肩说道，“但我叔叔正在重庆给我找一个更好点的工作。他开了一家很大的餐馆——他很有钱！我要去他那里当小姐。我叔叔餐馆那些小姐穿的尽是好衣服——我也要穿旗袍，就是这样子的”——她摆了摆样子，让我知道旗袍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袖子，颈部收紧，在大腿上开叉。
“哦，是嘛，”我说道。
“不过，很贵的，”她说道，“旗袍得自己出钱。”
“那很不爽啊，”我说道。
“你喜不喜欢唱卡拉OK？”
“不喜欢，”我回答道，“我不喜欢唱卡拉OK，美国人大都不喜欢唱卡拉OK。”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去卡拉OK唱唱歌，我可以教你啊。”
“抱歉，我对卡拉OK不感兴趣。”
“算了算了，”她笑着说道，“我对你们美国很感兴趣。”
“我们美国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呢？”
“我什么都感兴趣啊。你把我带过去嘛。”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谈话方式。“很难啊，”我说道。
“我喜欢去你们美国生活，”她说道，“你们那里的人比我们有钱。”
“我们美国也有很多穷人啊。”
“总不会有我们的穷人多吧。”
这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我也换了个话题。我告诉她，去美国的签证很难办。接着，我们的面条也上来了。我很快地吃着面条，同时拼命地想着该怎么办。
“霍伟，”她说道，“你好可爱的。”她说这话的时候，带着小姐那种娇柔的腔调，我敢肯定，面馆里的其他人一定也听到了这句话。
“你的眼睛好好看哦，”她说道，“我觉得你们外国人比我们中国人的眼睛好看多了。”
“不一定啊，”我低声说道，“中国人比外国人好看多了。外国人好难看的。”她把这话当成是我的恭维，竟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心想：霍伟，你真是傻瓜一个。
“霍伟，我喜欢听你说我们中国话，”她说道，“你说得好好玩哦。”
我想起了大学里的男生们曾经偶遇来自瑞典的换工住宿女孩，那些女孩口音浓重，头脑笨拙。这样的比较很不好，我试着不去想它。
我付了钱。我们一起走出餐馆的时候，老板好像心领神会似的笑了笑。大街上，李佳丽挽住了我的胳膊。我站在那里，左右为难，不敢相信这一切。这位女子拉住我的胳膊，我们就那样站在南门山的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在对着我们揿喇叭，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我得走了，”我说这话的时候，舌头好像打了结，“你不要跟着我。今天我很忙。”
“下个星期是我的生日，”李佳丽说道。
“很好啊，”我说道。
“下周再见，”她说道。
一辆出租车大声鸣着喇叭疾驶而过，我甚至闻到了它排出的热烘烘的尾气。太阳很暖和，我开始出汗了。“再见，”我说道。她终于让我走了。
两天后，李佳丽打来电话，霍伟接了电话。她问他星期天去不去茶馆，他回答说要去茶馆。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茶馆，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必要撒谎。
放下电话，我又开始想起我在中国生活期间——尤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各种复杂的可能性，我还对霍伟无法应对这些可能性的诸多法子进行了一番拿捏。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不去那家茶馆，但她已经知道我是在学校上班，而我又不想她为这事追到学校来。
我知道李佳丽很棘手——对于一名中国妇女而言，她太过于冒失，要么是想钱，要么是个疯子。头一年，我和亚当都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大一女生在亚当的公寓门口一连守了几个星期；我在涪陵期间，一个名为欧小姐的中年妇女差不多一直围着我转。这两个女人很明显都有些神经错乱，她们之所以盯上我们，无疑是我们跟她们一样，同属于圈外之人。这种情形一下子就成了我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最饶有兴趣，也最令人心烦的一个方面——就因为你是外国人，竟容易引起边缘人士的关注。这也算是中国生活，但肯定算不上是正常生活。
头一年，发生这样的复杂状况时至少还有英语这个条件，我们对于互动过程还能有所掌控。可现在只有了中文——我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有利条件全都让他们给占尽了。我知道，李佳丽的事情最难应付，我得想法让她知道，她不能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全都需要霍伟出面应对，我对他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信心。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我尽量推迟了去茶馆的时间。我先跟李神甫闲聊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往下去到那家铁匠铺，看他们怎么制作錾子。临近中午时分，我才往茶馆的方向走去。
茶馆里的小姐给我斟上了茶水，我心里非常紧张，早没了心思跟她开“洋鬼子”的玩笑。她笑了笑说，李佳丽一直在找我。我问她是否认识这个女人。
“我认识她，但跟她不是朋友。”
“她在哪里上班呢？”
“她就在街对面那家美发厅上班。”她说的美发厅实际上是一家美容院，但也有别的含义，这位小姐说起这个词语的口吻跟涪陵的每一个人一样，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城里的娼妓多在美容院上班，我终于明白了，李佳丽靠什么为生。
我坐下来，等着她的到来。茶馆的一个常客坐过来，跟我聊了起来。这个人一直很令我讨厌，因为他是个狂热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这东西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气功等好几种吐纳健身术。一开始，我对他有关法轮功的谈论还很有些兴趣，因为我之前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而当地有人对它充满了宗教般的信奉，这样的热情在涪陵很难见到。然而没过多久，这个人觉得可以做我的转化工作，所以经常给我打电话，大谈特谈法轮功的种种好处。他尤其喜欢在早上五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想让我知道，生活中一旦有了法轮功，就几乎不再需要什么睡眠了。
这是霍伟遇到的另一件麻烦事儿。我对各种各样的气功都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跑步，不喜欢任何极尽缓慢的健身方式。当然，我当时要是能够料到政府会在1999年宣布法轮功为邪教，可能跟这个人闲聊的兴趣还会稍微多一点。但在涪陵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它会在某一天发展成为这么大的一场政治事件，也没有想到政府会觉得其中包含着重重威胁。就我而言，法轮功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每天早上五点钟就把我给吵醒了。
但在那一天，对于任何分散精力的事情我都乐于接受，我于是认真地听起了那个人的宣讲。酒精是我跟他之间的主要结点——他个人对法轮功的理解就是强调不能抽烟，不能喝酒；无望之下，我也抓住了这颗砝码来泄他的气，说要我禁绝喝啤酒连门都没有。跟霍伟曾经采取的很多解决之道一样，这一次仍然是严重失算，我的一番解释招致这个人一连数个星期对我进行了有备而来而又枯燥无聊的软磨硬泡，不厌其烦地跟我讲解酒精所具有的种种危险。他的讲解一开始总是说酒精会如何地进入到我们的细胞中，而法轮功所追求的正是各种物质在细胞水平上的平衡状态。针对这样的说辞还有一大堆，但我总是听得云里雾里，不得要领，只是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头，好像什么都听懂了。
那个人正在讲解的时候，李佳丽来了。她笑了笑，就在我们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我没有搭理她，那个人也继续发表着关于酒精和法轮功的高谈阔论。所有玩鸟的人都在注视着我们。
她还是穿得很艳丽，就着我们喝茶的桌子化起妆来。她在双颊上抹了些胭脂，对着一块小镜子看了看，然后又画上了眼影。在涪陵，很少有女人化浓妆，更少有人在公共场合对着自己的脸部抹上一通，因为这样的做法被视为缺乏教养。同样的做法还有很多——最明显的莫过于某位小姐当众吸烟，如果涪陵的某个女子有这样的行为，那么你基本上可以确信她是个妓女。李佳丽没有当众吸烟，但她当众化妆的行为也算够坏的了。
她试了好几次想要引起我的注意，最后，我终于看了看她。
“霍伟，”她说道，“你的美国名字是叫彼得，对吗？”
“是的。”她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现在真后悔，当初把这个也告诉了她。
“彼得，”她说道。但她把“彼得”读成了“彼—夺”，我很不喜欢她把我的名字念成那个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读音又给霍伟添什么乱子。“彼—夺，”她又叫了一遍，“你给我带礼物了吗？”
“没有。”
“我给你讲过这周我过生日哟！”她这次使用的还是那种轻浮挑逗的小姐腔调，我的怒火在一点点地升腾着。
“我们在美国没有这样的习惯，”我说道。
“你们过生日不给礼物呀？”
“我们不会要求人家给礼物。”
这是霍伟说过的最尖刻的话语之一，但这丝毫没有让她感到狼狈。她说，我可以在下个星期把礼物给她带来。她问我可不可以带她一起去吃午饭，我觉得我受够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我撒了个谎，“我在学校有女朋友，是个外国人——她个子很高，红头发。”我琢磨着，诺林是最佳人选，因为个子高大，她的身高有时候会对中国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那位法轮功练习者也在仔细地听我们说话。
“没关系，”李佳丽说道，“你有女朋友有什么关系嘛。”
“我得走了，”我说道，“我今天不想吃午饭了。”
“我跟你一起走，”那个人说道。
我们站起身来，李佳丽对着那个人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得很快，用的还是当地土话，我则走出了茶馆。他们在街上追到我。法轮功练习者走在我的左手边，李佳丽想来抓住我的右手胳膊。“彼—夺，”她说道，“你们要去哪里？”
“放开我，”我说道。
我抽出身来，挤到了人群之中，法轮功练习者凑到我的耳朵边上问道：“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她是谁，她老是来烦我。”
“你真的对她没有兴趣？”
“没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
李佳丽又追上了我们，她挤到了我和那个人之间。他对她说了些什么，而她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回击，于是他转过身去对着她。他对着那个女人吼叫，她也对着他大喊大叫，用四川人的下流话“龟儿子”来称呼他。小姐的风采荡然无存，那层面具也仿佛被揭了下来。她朝他吐着口水，像个泼妇似的对他骂街。周围的人们驻足观看。那个人站在那里回骂着。没多大工夫，这场争吵就结束了。李佳丽扬了扬头，气冲冲地沿街走了。
围观的人群也散了，我跟着法轮功练习者走到了公交站。我回头望了一下，依然能够感觉到心在怦怦跳动。那一刻，我很庆幸自己一直忍受了那个人打给我的一个个电话，以及他关于酒精的一次次高谈阔论。我对自己发誓，今后要永远对他彬彬有礼，至少把他的健身方法试上一次。
“她叫我不要妨碍你们在一起，”他说道。
“她是个妓女吗？”
“也许吧，”他说道，但中国人这样的回答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肯定无疑”。
我们走到了公交站，我向他表示了感谢。
“你要多加小心，”他说道，“他们这种人一般就是想要你的钱，或者因为你是外国人吧。你不应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给每一个人。你要记住，我不是想要你的钱——我只想教你练法轮功。我跟她完全不一样。”
我点着头上了公共汽车。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不断地调整我的生活日程，以避开那家茶馆。李佳丽去了重庆，那年秋天，她给我寄来了一连串的情书，我都置之不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一直也没有练习过法轮功。清晨，我还是把电话机的听筒取下来放在一边。我认识到，这样的复杂局面是我在中国生活无法避免的。但我也认识到，哪怕再糟糕，霍伟也能想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法子。我一直给他足够的自由度，到头来，这犹如一个成年人看着一个小孩子长大成人——至于其中的掌控度，只需要我能过我自己的日子就行。而其中的无可预见性呢，虽然有些冒险，但也自有它的乐趣。我需要做的，就是放手让霍伟走他自己的路，同时祝愿他一路顺风。
老板
黄小强想要一台VCD播放机。他想要一部手机。他想要一辆汽车用来开出租。他想要投更多的钱到股市。他想要增加收入，让跟他一起住的家人——父母、老婆以及两岁的儿子——有更好的房子，过得更踏实。他想要的东西这么多，但他目前所拥有的，只有一家叫做“学生食家”的小面馆。因此，他在面馆上全情投入。
面馆的优势是位置很好。这里差不多算是江东的中心，过一条街就是师专的大门，几个妇女在旁边摆了小摊卖点水果零食。面馆有六张桌子，但差不多总会坐着师专的学生。星期天的傍晚尤其繁忙，学生们开完了班会，纷纷走出校门吃晚饭。“学生食家”的楼上是一家卡拉OK厅，经营目的可疑。傍晚时分，卡拉OK厅的小姐们也下楼吃饭。小姐们配着BP机，化着浓妆，跟刚刚讨论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满脸稚气的大学生们坐在一起，一边吃着面条，一边高声闲谈。
黄小强认识周围所有的人——中巴车司机、水果摊贩、陶瓷厂的工人、商店老板、学生和卡拉OK厅的小姐们。对于他们的生活节奏、中巴车的发班时间、工厂的交接班时间、学生们的班会时间，他都了如指掌。他用江东人的生活节奏编织起了他自己的生活节奏。面馆的生活节奏很简单：早上六点开门，晚上十一点打烊。“很辛苦，”黄小强经常这样说道。但他这话只有一半可以当真，因为帮手很多：他的父母、他二十五岁的漂亮老婆冯小琴都是很好的帮手。有时候，他就在一条街上的陶瓷厂上班的大姐也会过来帮忙。平时，总有帮工、亲戚朋友从涪陵南边的白涛乡下老家赶来面馆帮忙。其实，在所有劳动力中间，黄小强可能是最不勤快的。他老婆和母亲才是面馆的顶梁柱，因为黄小强一天到晚没事就在抽宏声烟，说是要跟当地人搞好关系。
他二十六岁，五年前从成都坐了一趟长途列车去过新疆，想找一份工作。“好冷啊，”他说，“工作是有，工作还不错，就是气候不好。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第二年，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广州的气候很好，但工作又不对路。
这样的生活模式对四川的年轻人而言是家常便饭。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数量达到了一亿二千万。1997年3月，四川被一分为二，涪陵和其他沿江县市划入了新成立的重庆直辖市。这样的调整是为了提高人口密集区域的管理水平，同时也是三峡工程的配套举措。但是拆分的决定刚刚才定下来，还没有影响到普通百姓对于四川这个概念的认识，涪陵人还称自己是四川人。世界上哪里都有来自这个地方的男男女女，每五十个人里，就有一个是四川人。
这里的人总在去往别处。长期以来，这里的山峦峡谷蕴含着艰辛和困苦，年轻的人们因此远走他乡。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可能会遇见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口。尤其在餐馆、建筑工地和发廊能够看见他们的身影。城里人总是不太喜欢来自四川的流动人员，说他们很勤快但没文化，很聪明但不可靠。有些人还说四川的女人水性杨花，说四川的男人十分狡猾。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勤劳而果敢的流动人员而言，都可能有人用类似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去描述他们。这样的话语——简单地说，根本不能——阻挡四川人的脚步，恰如它无法阻挡任何来自逆境的人的脚步。这也是四川人名声在外的原因，他们吃苦耐劳。他们不在乎人们怎么看，不在乎干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行。就这样，他们持续不断地离开了这个地方。
但黄小强回到了家乡。他结了婚，盘下了这家面馆，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节奏。上午，他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包抄手；中午，他们为吃饭高峰而忙碌着；深夜，等第二天的米线送来之后，他们要捆成三两一把的小球，留作第二天一早使用。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在面馆里，黄小强极少谈论政治。一天晚上，有人问他对政府的看法，他耸了耸肩，说中国的政治跟他没有关系。“江泽民好大哟，”他说道，“我好小哦。”
他注意到埃德加·斯诺写的英文书的封面上印着毛泽东像之后，把那题目琢磨了一阵子，然后笑着说：“看不懂。”但他看得懂那幅图片，他自己家里的墙上就挂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毛泽东是我们的领袖，”他说道，“革命战争年代，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后来……”接着他就摇了摇头。后来就是全中国耳熟能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几乎让外国人觉得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实际上，那只能算是个短故事。黄小强的爷爷是地主，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镇压了。黄小强比划了一下他被镇压的动作——就在后脑勺部位——然后他笑了笑。但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笑容，有些令人不安，跟幽默毫不相干。这样的笑容取代的是纯粹没有说出来的话语。
然而，以近代中国历史上疯狂而匆忙的脚步看来，土改运动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也是类似的故事如此简短的原因之一。故事发生了，又结束了。
“如今的情况好多了，”黄小强紧接着说道，“在过去，都没有说话的自由。不管说什么，总得担心那算不算资本主义或者反革命。现在不同了。自从邓小平上台后，一切都好多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我们还可以做生意。我们跟地主差不多，真的。”
几个顾客跟黄小强争论起来，他这番话在餐馆里引起人们又辩论了一小会儿。“地主”这个词仍然具有政治意味，他用得可能有点轻率。但那场辩论持续的时间不久，其他人也明白过来，他那句话指的是机会而不是剥削。再说，那些人谁都不关心政治。跟黄小强一样，他们多是些独立职业者：中巴车司机、小摊小贩、商店老板。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那意味着他们赚钱全凭头脑、努力加运气。
没有单位也意味着相当自由。黄小强不用参加政治学习，没有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他上的税是最低的，实际上和他的赚头没有任何关系。每年都有政府官员前来估算他这家面馆的月平均利润，他只要拿出十分之一来交税就行。目前，估算的月利润是一千元。相应地，他每个月要交的税是一百元。实际上，面馆现在每月的纯利润在两到三千元之间，但不管那么多，上的税还是那个数。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小企业基本上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遵循市场经济模式，这对黄小强的家庭来说十分有利。
不过，另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不给没有单位的人提供保险。因此，面馆要把营业时间拉长至十七个小时，黄小强同时还想着别的法子赚钱。不过，他对于经营面馆也很满足。对于中国的政治，他既没有太多的抱怨，也没有宽广的视野。他那些同样没有单位的顾客也大抵如此。他们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好好地过日子。如果能够像他那样全家一起工作，幸福就会翻个倍。
“学生食家”是个小世界，它的界限超不出江东，它的重心是黄家的一家大小。他两岁的儿子黄凯是在面馆中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几步。他认的第一个字是菜谱上的简单汉字。他喜欢的第一种食品是抄手。白天的空当里，这个小男孩就坐在他爷爷奶奶的膝盖上，看一些小人书。他的奶奶王朝素是个文盲，但她把书里面的内容记在了心里，可以背着讲给黄凯听。
他们哪里也不想去。“我们就在这里住一辈子，”黄小强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黄小强的父亲黄能经常问，到美国一张机票要多少钱，要飞多久。“十五个小时呀！”有一次，他很诧异地问道，“飞机上有茅厕吗？”
“当然有啦！”他的儿媳冯小琴笑着说道。一个商店老板正在面馆里吃东西，他也加入进来。“从重庆到成都的大巴上就有茅厕，”他很懂行地说道，“还有电话。走高速路，只要四个小时就到了。”
不过，这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没想过要出门旅行。“好贵呀，”冯小琴说。如果她有钱了呢？“我要是有了一万块，会还想要四万，”她笑着说道，“我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这样——哪有够的时候哟。你们美国人太爱旅游了。好多麻烦哦：把包一会儿拖到这里，一会儿又搬到那里。我才不去美国，我才不学英语哟。麻烦得很。”
面馆世界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1997年秋季，拥有那栋房子的师专突然把租金从每月三百元提到了七百元，黄家人只好节省开支。他们还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以增加收入。可第一个月的时候，他们亏了三百元，因为他们没搞懂长途电话的资费标准。第二个月，他们把资费调整过来，才开始盈利。黄小强拿出三千元，花四个星期的时间学习驾驶课程，拿到了驾驶证。驾驶本成了他最自豪的财富，学会开车在中国是一种殊荣，既不容易获得，花费还很巨大。他开始找工作。“我没有关系，”他说，“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要看你的能力，还要运气好才行。”
所以，他还是没找到工作，但他有驾驶证，那就是机会。当然，他家经营着面馆和公用电话。他家还有一套五居室的房子，以涪陵的标准来看，算是大房子。他家有一台彩色电视机、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一部三十五毫米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人既有学生和江东居民的惠顾，也获得了他们的尊重。他们觉得黄家人慷慨、善良。他们的世界很小，但他们精心地呵护着。
一大清早，黄小强正在包抄手。他的面前摆着几样配料：一碗猪肉馅、一盘四方形的抄手皮、一碗水、一个盘子。他的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他一只手捏着抄手皮。他用筷子拨出一点猪肉馅放在方形的面皮上。然后，他把筷子放到水里蘸了蘸，再用它把抄手皮的几个角折起来。包好的抄手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包好的抄手摆在了盘子里。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这道食品叫做馄饨，但四川人另有一种叫法，他们把它叫做抄手——“两只手交叉相抱”——因为抄手也有两个角重叠相抱。在四川的大多数地方，你走进一家餐馆，一言不发都能够要到抄手。你只需要交叉双臂，他们保准知道你想吃什么。
黄小强包一个抄手用了不到五秒钟。他又拿起一张抄手皮，放进猪肉馅，蘸湿几个角，卷起来，再把抄手摆到盘子里。跟第一个抄手用时一模一样。他又包了一个，又一个。外面，太阳升起来了，中巴车正在鸣着喇叭，卖水果的妇女已经支好了摊位。橘子上市了。黄小强又包了一个抄手。全部抄手都经过了精心加工，看上去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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