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来看我了。自从来到中国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家里人——妹妹安吉拉除外，她不住地给我父亲打气，他才终于鼓起勇气来中国走一趟。我的妈妈决定待在家里。
我去重庆机场接到了我父亲。我们在码头附近一家对中国人开放的旅馆里住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多花四倍的价钱去住专为外国人开放的宾馆。那天晚上，旅馆的服务员往房间里打了两次电话，来房间里看了两次，每次都说是要查验我们的护照。每骚扰一次，我本已深受时差之苦的父亲就害怕一次，我则尽量给他解释，服务员也许只是好奇而已。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我们坐慢船顺流而下回到了涪陵。结果，跟住旅馆一样，这成了我的严重失算，我们本该乘坐水翼飞船，这样就能把乘船时间缩短一半。我本以为父亲想体会一下江上生活的滋味，可五个半小时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九点钟的慢船挤满了到武汉找工作的四川人，他们像伤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在过道上，要么抽烟，要么睡觉，要么随地吐痰。船上十分拥挤，根本没办法走动。江面上大雾笼罩，根本无法欣赏风景。我的父亲坐在船舱里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熬到了涪陵。
到了码头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终于找到一辆出租车，他愿意以十五元的价格把我们送到师专。出租车上弥漫着宏声香烟的气味。跟往常一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因为意想不到地搭载了外国人而大受鼓舞。他开着出租车从市中心疾驶而过，两边的行人被快速地甩在了后边。我们好不容易开上了乌江大桥，深深的河谷里流淌着碧绿的江水。父亲将座位边上的门扶手紧紧地抓在手心里。大桥的护栏一闪而过。出租车的马达吼得震天响。
“他为什么——”父亲问道，“老是要摁喇叭？”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父亲在涪陵怎么也睡不着。噪音、灰尘、语言、无尽的人潮、街上的喧闹——这全都让他无法承受。夜晚，他睁大眼睛躺在床上，耳朵里满是江上传来的汽笛声。我花一年半才适应了这个城市的一切，他现在却只有十天的时间。
他总要在大负荷的体育锻炼中才能感到些许安慰——身为五十六岁的老人，他每天依然要进行十六公里的跑步练习，我也觉得这是他缓解失眠症状的最好办法。毕竟，我刚来涪陵的时候，跑步这项十分单调的活动对我具有很好的镇静作用。于是，那两天，我带着他长跑到了插旗山顶上，然后再进入崎岖的山峦之中。我们一跑而过的时候，农民们总会停下脚步，盯着我们看上好一阵子。我们每天跑接近二十公里的路程，我还要确保自己的步伐够快。
还真管用——两天之后，他就能安然入睡了。但他的鼻涕流个不停，嗓子也感到十分干燥，他往水槽里咳出来的尽是煤尘。在涪陵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生病。我的鼻窦上了火，也病倒了。我父亲只好建议我们不要跑步了。
那十来天，也许是我在中国感到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仿佛就是我头一年经历的翻版，经过了剪切、接合，然后硬生生地塞进了十天的时间里——全都是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厌烦、迷恋和好奇，这一切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对我父亲进行了狂轰滥炸。我很难预测，下一个困扰我父亲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在涪陵生活了很长时间，根本无法从外来者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切。在我看来非常舒适的慢船，却可能让他感到惶恐不已，而我担心的其他问题，例如辛辣的食物，却丝毫不是问题。跟身处世界各地的和平队员一样，我感觉到父亲的来访成了一次全面的展示：突然之间，我才发觉，我已经学会了那么多东西，也忘掉了那么多东西。
到了第三天，他已经比较适应外面的噪音和空气了。那之后，我们在城里一连步行了数个小时。我们观看了街头郎中替一位农民施行脚部手术，观看了几位铁匠在铁砧上捶打出一把把镰刀，还观看了正在观看我们的几位棒棒军。我们去兰州拉面馆观看了那个人用手工拉出面条。我们到市场里闲逛了一圈，看人们剖划刚从农民的水塘里捞起来的一条条黄鳝。一天早上，我们无意中来到了老城区的一个小铺子门前，有人正在用肮脏的刷子清洗注射器，我们也停下脚步观看了一阵子。
“这都是医院要用的，”当我问他那么干有何用处时，那人朗声说道。
“大医院用吗？”
“对呀，大医院要用！”
那正是我遇到医疗急救时必须要去的地方啊。“他们会重复使用这些针头吗？”我问道。
“当然啦！”
我把一切都翻译给我父亲听。我给他讲了那些宣传标语的意思，还介绍他认识我在城里面遇到的那些熟人。他跟黄小强，以及“学生食家”那一帮人见了一面，跟公园里的服务员们见了一面，也跟经营烧烤的摊主们和那位十岁的擦鞋女见了一面。我把他介绍给了我在茶馆里结识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街对面的发廊里跑出三位小姐，对着我大声喊叫：“霍伟！霍伟！霍伟！”
“她们在喊什么？”我爸爸问道。
“她们在喊我的中文名字。”
几个小姐一边哈哈大笑，一边大叫着我的中文名字。她们的脸上画着浓妆，头发也染了色。其中一个正在抽烟。
“吼啥子？”我用中文跟她们说道。
“我们在喊你嘛。”其中一个人回答道。
“做啥子嘛？”
“我们要你过来一下。”
“你们怎么晓得我的中文名字呢？”
“李佳丽告诉我们的，她是我们的朋友。”这位小姐说完，她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要走了。”我说道。
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她们又大笑起来。我爸爸回头看了一眼，问道：“她们是些什么人？”
我估摸着，要冲淡对茶馆的这次拜访，去一趟教堂不失为好主意。我们见到了李神甫，跟他在客厅里聊了起来。他跟我爸爸说话的语气十分恭敬，我则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我提醒他，神甫仍然可以用拉丁语做弥撒。
“告诉他，我曾经在别人用拉丁语做弥撒时当过圣坛侍者。”我父亲吩咐道。李神甫点点头，说涪陵再也没有人听得懂拉丁语了。我问父亲，他是否还记得弥撒的传统仪式，他点了点头。
“以圣父，”他用拉丁语说道，“圣子，圣灵之名。阿门。”
“让我进入上帝的圣坛，”神甫用拉丁语回应道。
“向上帝致意，他将快乐赐予年少的我，”我父亲说道。
其后的几分钟，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着弥撒仪式。我做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翻译，一时很不适应哑口无言地坐在那里听着他们说个不停。两个人我都十分熟悉，但他们之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明白。神甫讲的拉丁语带有四川口音，我父亲讲的拉丁语则带有美国腔。他们之间的交流十分刻板，极其正式，但又十分明显，这样的对话改变了他们对彼此的一些看法。交流完毕，李神甫依然处在忘我的境界，用四川话直接跟我父亲说起话来，就好像他听得明白似的。不过，就在我们出门离去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拉丁语：“愿主与你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我父亲说道。
我们到涪陵南边的高山上露营，其中包括海拔两千多米的金佛山。那个地方非常漂亮，我和亚当之前曾经去过那里。除了“三线建设”——也就是毛泽东为了防御美国的核威慑而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的重新布局——鼎盛时期搬迁至此的几座老军工厂和基地之外，这一地区根本没有人开发利用过。邓小平在1980年宣布取消这一工程计划，涪陵等地的较大型工厂已经转成了民用，但偏僻之地的小型工厂只能一弃了之。这些地方的交通十分不便，转民用很划不来。再说，修在这些地方的工厂质量也非常差。即便在该计划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里，很多工厂也是快干加蛮干，要不了几年又得推倒重建。
在去金佛山的路上，我和父亲在一条深谷里步行了一段路，一路上到处都是空置的仓库和厂房，只剩一片片断垣残壁，斑驳的墙壁上那些二十年前涂刷的标语依稀可见：
寂静的山谷里，残破的墙壁足以昭示，当初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如何仓促。然而，再也没有人来朗读这条标语了，建筑工人们要么回了重庆，要么回了涪陵，反正是来自哪里就回到了哪里。整个山谷里，只有我和我父亲行走在为了应对美国的原子弹而匆忙建起来的断垣残瓦之间。
我们露营了两个晚上，还爬到了石灰崖壁上一个很深的山洞跟前。洞口本是天然形成的，但不知为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军事用途——也许是军需库，也许是弹药仓，有人把它又扩大了许多，还修了一条长长的隧道，直通到金佛山山体的最深处。一片黑暗之中，我们借着手电的光亮跋涉了四百多米的长度，又从大山的另外一面钻了出来。顺着北坡下去是一片片稻田，有一条道路返回涪陵。
我们回到校园才发现，就在我们露营期间，英语系一个名叫贝琳达的学生死了。她在星期五的下午感觉到头痛，晚上被人送到医院，星期六就去世了。医生们都搞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是英语系在一年之内去世的第二个学生。此外，傅主任的一个姐姐最近也突然去世了。党支部张书记的女儿原本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学生，也在秋季的上课途中去世了。从好几个方面看来，就算不是期待如此，这个孩子的去世也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她在一年前接受过脑部手术，然后还重新起了名字。由于有这样的问题，张书记获准生育第二个孩子。改名字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名字改掉，健康改观。
涪陵总有人死去。当然，哪里都有人死去，但在江城发生的死亡事件频率和突发性双双超常。而且，事情总是发生得有些莫名其妙。就在那年晚些时候，天主堂的屋顶突然坍陷，一个妇女被活活压死。我离开的那一年，在涪陵无疑是最无意义却又最可怜的死亡事件之外，英语系又有一名学生在盥洗室滑倒，因头部受撞击而死去。在涪陵这样的地方，一次小小的意外事故有时候竟会以惨剧收场，因为相应的医疗条件十分缺乏。这一系列死亡事件给我的学生形成的冲击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巨大，一阵子悲伤之后，他们的生活又会如常进行。
我的父亲也见证了这一点。学生们料理贝琳达后事的过程中，我父亲跟我们一起帮着对他们安慰了一番。不过，一如往常，他们的悲伤显得无言而又刚毅。这样的无助和刚毅糅合成一体，其中的辛酸让我感到十分难过。
那十天的时间有如旋风一般很快就过去了。我父亲在涪陵停留的最后一天下午，我们步行爬到了插旗山的半山腰。那一天十分暖和，太阳明晃晃地悬挂在涪陵城的上空，山上吹拂着一阵阵凉风。一个农民正在侍弄稻田，他邀请我们进他的屋里去坐一坐。我们走进内院，在粗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没有人吵闹，没有汽车奔跑，没有人潮涌动，也没有悬挂标语。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呼吸着乡下清新而洁净的空气。
农民的母亲走出来跟我们聊天。这位老太太八十一岁高龄，我问她是不是从小就在这所房子里长大的，她禁不住笑了起来。“这里原来是地主的房子！”她这样说道，“我家里穷得不得了，哪里住得起这样的房子哟！”
这是一所大房子，占地很宽，老太太告诉我，房子是一百五十多年前修建的。现在住了好几家人。房顶上盖着青瓦，屋檐上还有老式的雕花。在涪陵的乡下，这样的建筑物并不多见。我问她，那个地主和他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
“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吧，他们就被赶了出去，”老太太说道，“被赶到了北边，就在白山坪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家人结果如何。”
她的儿媳妇也一直在听我们闲聊，她这时转身过来问道：“你们国家有地主吗？”
“没有，”我回答道。
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替我父亲做了翻译，他却并不认同。“我们美国当然有地主啦，”他说道。我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离开的时间只有两年，但那个不仅存在地主，而且地主未曾遭到杀害或者流放的国家竟然恍如异国他乡。
“我记错了，”我对她说道，“我们国家确实有地主。”
“我听说也是这样，”她说道，“但我们中国的地主全都被消灭了。”
我们坐在地主曾经的房子里，跟人们聊了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有个人牵着水牛从院子里走了过去。孩子们也放学回家了。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我父亲觉得跟我的妹妹安吉拉长得很像——也就是她走路的样子有几分相像而已。橘红色的太阳从城市的另一面落了下去。我们谢过那一家人就走了，从一片田地之间往回走着。
“我从来没想过，我也会有这样的经历，”我父亲说道，“径直走进中国农民的屋子里，跟他们进行那样的交流。如果我是你，我会每个星期都去一趟。”
我看了看他，他的脸上带着笑容，轻快地行走在这片稻田之间。我至此方才恍然大悟，他完全没有我的那种倦怠感。涪陵的一切在他的身边光怪陆离地一闪而过，我的两年浓缩成了他的十天，如今他就要回家了。我有点嫉妒他——但我同时又要感谢他，感谢他说对了一句话，我可以随时去那位农户的家登门拜访。
我父亲离开涪陵没有多久，亚当的父母又来了。他吸取了我的一些教训，也走了我的一些老路。他们在重庆住进了“假日酒店”，但同样乘坐的是慢船，出租车同样惊心动魄。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父母脸上也有我父亲当初的那种疲倦不堪。
几天之后，亚当准备在晚上给学生们做一场讲座。他的父母曾经在威斯康星州的乡下居住过，可以放一点幻灯片，同时给学生讲一讲美国的农业问题。亚当去了“外办”，把这事儿给外办的主任王先生讲了一下。我父亲做讲座的时候，我就没有这么干——依我个人的想法，什么都不要告诉外办，因为那样只会给自己惹来无法预料的麻烦。但亚当觉得王先生没准儿也想顺便听听讲座，于是就跑去跟他说了这件事儿。结果，王先生说，不巧得很，学生在星期三的晚上没空。
“他们是要上课吗？”亚当问道。
“他们已经安排了别的事情。非常抱歉。”
“没事儿，”亚当说，“我们可以改到星期四。”
王先生笑了笑。无论遇到什么事儿，他总会这样淡淡地笑一下。如果你对王先生不太了解，这样的笑容会令你觉得他不太可信，可一旦你对他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你会觉得他更不可信。
“恐怕不行，”他说道，“学生们星期四也不会有空。”
“晚上都有事儿吗？”
“是的。”
“那么，我去跟他们商量一下，看什么时间合适，然后我再告诉你吧。我觉得，你也可以听听这场讲座。”
“其实，”王先生乐呵呵地说，“你的父母不可以跟学生做这场讲座。”
“为什么不可以？”
“学校的人觉得不合适。”他又笑了笑。
“怎么不合适？学生们是来学英语的，对吧？这是他们练习英语的好机会呀，再说，不就是讲讲农业问题吗——又不涉及什么政治。他们只不过讲一讲我们曾经居住过的乡村的情况而已。”
“那倒是，但课一定要你自己来上。”
“我父母在美国的大学教了很多年的书，教得比我好。如果那也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另外加课。我只不过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学生们可以借此听到不同的人说的英语。”
“相信我好了，我是懂这个道理的，”王先生说，“我也很想听听他们做的讲座，但谭先生不允许嘛。我很抱歉。”
这是王先生钟爱的招数之一——好干部／坏干部。谭先生是分管外办的高层领导，他在王先生的眼里总是一个坏干部。事实上，我们觉得谭先生是师专最和蔼的领导，他为人友善，对我们非常坦诚。如果我们有事儿直接找他，也许会简单得多，但让谭先生置身于安全距离之外有用得多，谁让他是坏干部呢。
“你看这样做怎么样？”亚当说道，“我先上课，课上完之后，学生们可以向我的父母提问。这样行吗？”
“恐怕不行。”
“那么，我的父母就不能跟学生们说话吗？”
“噢，他们当然可以跟学生们说话呀！”
“可如果是我在上课，他们就没法说话了呀。”
“正确。”
第二天，亚当点完名，然后就宣布解散了。他说，学生们可以离开了，但他们如果愿意留下来听一听梅先生和梅太太的讲座，非常欢迎。一个学生也没有走开。他的父母播放了幻灯片，讲了讲美国农业的有关问题。学生们提了问，问题也得到了解答。干部们都没有到场，可他们后来肯定听说了这件事儿。
到那个学期，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没头没脑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会尽量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不难做到。若非万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办。我也尽可能少跟管理人员说话。我的公寓里有两部电话：一部是外线直拨，一部是校园内线。这很好，因为只有干部才会使用校园内线，所以我从来不接。
王先生是我唯一觉得很讨厌的人——一次次的事实证明，他是个非常油滑的人，很不坦诚。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但其他人身上也有些东西令我觉得沮丧不已。傅主任也许是最可悲的例子，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喜欢我们，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状况，但上头给他的压力似乎很大。曾经有好几次，这种压力使他无法在我们面前开诚布公。事情总是这样——随时都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坏干部推着好干部走。好干部随处可见，坏干部我们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然而他们似乎随时随地都在决定着事情的具体走向。
还是在12月份的时候，桑尼、亚当和我根据《圣诞颂歌》写了一个剧本，打算在口语课上让学生们表演狄更斯的这出戏剧。在准备的过程中，我被叫到了傅主任的办公室，他神情紧张地对我说，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教学生唱圣诞歌曲。
“你知道，共产党对于传播宗教是非常敏感的，”他说道，“我也感到很抱歉，但学生们在课堂上不能学习圣诞歌曲。”
“我们可以说一说圣诞节这个话题吧。他们学习的毕竟是美国文化啊。”
“可以，这个没问题。但他们不能唱圣诞歌曲。”
“如果不是宗教歌曲呢？剧本中确实有一个情节，需要唱到圣诞歌曲，但我可以让他们唱一首跟宗教无关的歌曲。你知道，很多美国人不再认为圣诞节仅仅是宗教节日。比如，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祝你圣诞节快乐，还有新年快乐啊！’”
“不行，”傅主任还是绷紧了脸笑着说道，“恐怕还是不能唱圣诞歌曲。很抱歉，但你要明白，这也不是我的决定。”
我本想提醒他，就在春季，学校的校园广播在午间娱乐节目中还播放了《这个圣婴是谁》这首圣诞歌曲。但我也明白，跟他争这个没什么希望，因为这中间没有任何逻辑可言。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让学生们用爱国歌曲取代了其中的圣诞颂歌。如果这也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把狄更斯的戏剧演得更活了。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是愤怒的斯克鲁奇面对着圣诞颂歌表演队挥舞着手中的拐杖，这群人正在声嘶力竭地演唱着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那个愤怒的老头却急得大喊大叫：“汉堡包！”
我们跟管理层之间的麻烦大多十分荒谬，很少是正儿八经的大事：对于教唱圣诞歌曲的事儿，我也很不在乎。但经历了一年半之后，这样的尴尬似乎早就应该烟消云散了，我们本应该成为好朋友，可以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畅所欲言。
然而，其他诸种限制却不是这样的可有可无。桑尼和诺林的中文老师都是英语系的年轻女教师，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她们结成了好朋友。那年春季一次放假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邀请桑尼和诺林去她家里玩，结果又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邀请，理由是去她家的路出了点问题。这事儿显得非常奇怪——春雨还没有来，那条路没有理由会被冲毁。我们后来才知道，系领导告诫了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不可以邀请外国人去她的家里做客。表面看来，他们是担心桑尼和诺林出事儿，而那位老师可能因此担责。但这样的命令更有可能同样源自一开始就无形地笼罩在我们头顶上的多疑症——外国人具有政治风险，应该保持距离。
类似的指令总是把我们蒙在鼓里，这才是最为糟糕的地方。这样的做法转移了多疑症，以致我们后来都会把每一次无关紧要的对话，以及每一次细微的计划调整反复分析，寻找其中被人为操控的种种蛛丝马迹。当桑尼和诺林告诉我她们的邀请被取消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当地的车站，车站驾驶员所讲的跟我预先的推测完全吻合——那条路根本没被冲毁，这就意味着，学校里有人对桑尼和诺林说了谎话。
不过，我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不信任恰如其分，我们的多疑症也并不是无中生有。有朋友给我们讲了事情的起因经过，看着自己被操控到如此地步，我们真是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个春季，当《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其中一个同事邀请我们去他家观看碟片，但这次邀请同样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后来，他坦率地跟我们讲，干部们担心外国人会发现观看的碟片是盗版——这真是滑稽的掩耳盗铃，不管走到涪陵的哪个角落，到处都是小摊小贩拿着粗制滥造的《泰坦尼克号》碟片争相叫卖。这部影片如此受欢迎，以致当地的剧院门口悬挂着一大幅标语，既算宣传，也算广告，令人好奇地兼而有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观看《泰坦尼克号》，
至此，来自系上的指示无疑起到了双重的自毁作用：我们不光知道了他们观看的是盗版影碟，而且还看清师专意欲操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到了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操控是多么反复无常，因为在很多方面，师专又给我们留出了巨大的余地。这在教学上尤其如此。逻辑上讲，我们的教学是最应该受到严格限制的。除了偶尔有点小摩擦，比如亚当想做讲座，以及想表演狄更斯的戏剧，我们在教学中的自由度比美国的学校无疑大了许多。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教学大纲，或者在教学内容上面找麻烦，我们完全是想怎么上课就怎么上课。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们竟然让我们去上文学课和文化课，因为这两种课程总是包含着很强的政治意味。
总体而言，他们对我们还是很不错的。考虑到涪陵地处偏僻，缺乏外教，他们对我们还算不乏信任。然而，最后那小小的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因为那么多重大的壁垒和障碍都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这让人感到更加沮丧。到春季的时候，我意识到，以我在涪陵的时间来看，这最后的壁垒和障碍是永远也不会被拆除了，于是我尽量地不去考虑这些。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倒是越来越好了。
第二年，我跟学生们的关系尤其好。这有亚当的部分功劳。他这个老师一直比我敬业，花了很多课外时间跟学生相处，还在我们的办公室给学生建了一个图书室。他是第一个真正赢得学生信任的外籍教师，同时又因为学生觉得我们两人相差无几，也就很自然地把对他的信任扩大到了我身上来。
不过，同时起作用的还有时间——他们毕竟认识我们有两年了。这并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慢慢地接受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改变了很多，我们现在更懂得，该怎样去跟他们相处。他们依然觉得我们比较随和，这一点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跟学校的其他老师之间画了一条分界线。不过，他们也明白，我们有时候会非常严肃，但即便严肃，我们也不是宣教者。尤其是讨论到美国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直言相告。那一学期，我给学生讲述了《德西雷的儿子》以及兰斯顿·休斯的诗歌，亚当的美国文化课则重点学习了美国民权运动。讲到这一章节的时候，他没有心慈手软，播放了一段录像，录像里的密西西比州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斯被种族主义狙击手射杀，倒在了公路边。学生们明白，没有谁逼着亚当播放这样的录像——他完全可以积极正面地向学生们宣传美国在科技、经济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这让学生们愿意更为坦诚地面对他们觉得重要的东西。
另一个巨大的差异，是我们现在能说汉语。秋季，我开始在课外碰到学生时跟他们用汉语进行交谈，因为他们也想听听我学了些什么东西。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认识到，那不仅仅是新奇。当他们说起普通话的时候，跟我一样，也都跟原来大不相同。他们显得轻松自在得多，因此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问题，其中也有政治的因素。
亚当的父母回去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学生食家”吃饭，吉米、莫和乔治碰巧经过那里。他们读三年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几个学生，我们用英语随便地闲聊着。他们问我，亚当的父母喜不喜欢涪陵，我说还行，就是对干部们的印象特别不好。
围桌而坐的三个人把头凑了过来。“为什么？”吉米用汉语小声地问道。我用英语回答说：“因为他们觉得外办的人很没礼貌，他们不明白原因何在。”
“我们外办干什么了？”
这时，我用汉语给他们讲了事情的原委。在中国，如果让某人的父母觉得不受欢迎，那是相当的不尊重，几个学生的眼里露出了失望的神情。我如实地对他们讲，我是如何看待英语系的，类似的小摩擦又是如何地一再重演的。莫和乔治都是党员，我在一年前是不可能这样对他们实话实说的。但现在用上了汉语，大家都觉得自在多了，我也如此。
随着我在课外越来越多地接触学生，我逐渐地注意到这种方式多么有用。只要发生了敏感的事情，我们都会用汉语进行探讨。我觉得这很神奇，因为英语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秘密用语——一旦出了校门，几乎没有人听得懂这种语言，要讨论类似话题的时候不被别人听见，最安全的莫过于使用英语。然而，即便是在“学生食家”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在政治、性、我们跟学校的关系这些话题上谈到关键之处时，我们都会改说汉语。就连最好的学生也会进行这样的转换，尽管他们的英语比我的汉语说得熟练。
我终于明白，他们害怕的不是被别人听见。这其实是个自在与否的问题，因为拿不太准的话题用母语更容易表达清楚。不过，我也感觉到，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英语是上了学才学到的，它因此和教育制度、政治条规难解难分。当他们说起这种语言的时候，头脑里会不由自主地敲响警钟——这是在学校学到的语言，也是外国人的语言——在这两种背景下，他们早就被训练成了谨言慎行的人。一旦认识到这样的限制已经内化到他们头脑里之后，我就开始想，坏干部会不会也是这样呢。这种限制也许仅存于好干部们头脑中很小的一个角落，这样的恐惧十分纠结，大家的善意在它面前总是甘拜下风。
那个春季，几个男学生觉得他们应该起个英文的姓。外教们都有中文姓氏，学生们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一天，我在批改作业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当时我在想：乔治·贝克·弗罗斯特是哪个家伙啊？之前从没听说过谁叫这个名字，可他在课外作业的上方用特大字号颇感得意地写下了这个名字。
我看了业才明白，那几个字是乔治写的——他是全班最为自负的学生，长得很帅，也是个很不错的运动员。此外，他还是个潮流主导者，我因此很快就收到了威廉·福斯特的作业，他原来名叫威利，现在则自豪地把自己升级成了威廉·杰斐逊·福斯特。没过多久，威廉·杰斐逊·福斯特说服他的女友改成了南希·德鲁（这是亚当的提议）。接下来，班长莫觉得自己的权威容不得任何想象中的缺陷的玷污，也开始在姓氏上挖空心思起来。他要我给点建议，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作业本上签下了莫·钱这个名字。
有几个男生担起了教亚当和我把方言说好的重任。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用上新词新语的时候，“学生食家”那些人会觉得十分开心。“现在你成了正儿八经的中国通！”黄能说道。
英语系察觉到这样的动向只是早晚的事。一天，乔治·贝克·弗罗斯特在课间把我拉到了一边。作为学生党员，他跟上头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系上叫我们不要教你们学那些词语，”他说道。
“那些龟儿子，”我用汉语说道，“太牙刷了。”
乔治笑了笑，然后又看了看身后。在重庆方言中，说某人很牙刷是十分过头的侮辱用词。在四川的其他地方，这种用法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不知何故，它在川东的峡江地区被用作形容词，具有很强烈的讽刺意味。那差不多相当于说某人毫无用处。
“我们一定要小心，”乔治说道。
我本想说：隔墙有耳。但我只是笑着点了点头。
“也许你们不应该在学校附近说那些词，”他说道，“不然的话，他们会找我们的麻烦。”
我们同意把教学楼周围设为安全区，但这些警戒线无一例外都失灵了。这是一个具有风险性的战场——说某人很牙刷比唱圣诞颂歌更为背信弃义——很快，这种共有的离经叛道把我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拉得更加紧密了。到此，语言的流动具有了双向性，谁也控制不了。自从我们在第一学期学习了乔纳森·斯威夫特之后，学生们便被“雅虎”这个词语冲昏了头脑。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中文词汇，但实际上它跟“牙刷”这个词的意思颇为相近。不管出于什么由头，学生们总是“雅虎”、“雅虎”地说个不停。更好玩的是，很多学生说的是四川方言，习惯上“h”、“f”不分，纷纷念成了“雅蝮”。黄凯也念成了这样，这也标志着他的第一堂英语课开课了。当我来到“学生食家”吃午饭的时候，他总会仰起头看着我，认真其事地说：“雅蝮！”身为文学老师，我觉得那也许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我也知道，如果斯威夫特亲眼看见这个两岁的中国小男孩穿着开裆裤屁颠屁颠乱跑，把他遇到的外国人都叫做“雅虎”的话，不知道会激动成什么样子。
秋季那一学期，亚当开始上西班牙语课，这把事情弄得更为复杂了。很快，意为“傻帽”的西班牙语“tonto”也开始大行其道起来，跟“牙刷”和“雅虎”这两个词一道，在上自教学楼顶楼，下至“学生食家”这个地段内无处不在。我差一点就为英语系的干部们感到内疚了——我想象得到，他们的脑瓜被这些无聊的玩意儿弄昏成了什么样，坏干部们又是如何正在加班加点地评估，乔纳森·斯威夫特和西班牙语“傻帽”具有怎样的政治风险。也许他们在急切地盼望着，我们早一天带着这些词一走了之就好。但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三种语言，一种方言，足够我们胡乱地用上一阵了。
从老师的身份来看，我再也没有第一个春期那种不爽的感觉——一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站在全班学生面前的那种感觉——这个年级的学生再也不会因为害羞而集体埋头了。我很高兴地看到，终于可以在课外跟他们说话了，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既诙谐又严肃，这样的关系在中国来说，似乎就是完美了。学校的生活第一次具有了人性，那些曾经在我看来虽然聪颖却不幸沦为走卒的学生们，现在在我眼中具有了更加丰满的形象。
琳达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之一，她觉得没有必要再取一个英文姓氏。在三年级所有学生中，她也许是最聪明的，一年前被提名保送至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从涪陵到重庆，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每年都只有极少数的尖子生被选中保送，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轨迹不再局限于回到乡下当老师。不过，这个挑选过程既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也存在着徇私偏袒。琳达在之前一次走过场的体育考试中吃了败仗，因为体育系的某个老师从琳达进校开始就一直跟她过不去。实际上，在所有的女生中，琳达的体育算是比较好的，这种不公现象在英语系引起了很大的愤慨，但大家都无能为力——体育系那位老师说了才算。这种对学生不留情面的欺侮行为在校园里十分典型，尤其当它来自体育系的时候，大家普遍选择了忍让。
琳达自己的处理方式，跟大家期待的如出一辙。一面是无助，一面是力量，她已经见惯了这两者交织的情形——她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父亲从春季开始跟癌症做起了抗争。春季，琳达和她的妹妹都去看过算命先生，两人的命运大抵相同：父亲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亚当和我都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她不应该再去找什么算命先生，于是我们跟琳达做了很多交流。但她始终觉得她的命运已经注定，能够做的就是默默地承受。那个学期，她利用周末回了好几趟家，但她一直保持着常态。即便在她父亲病重的过程中，她依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
一天晚上，她在图书馆给我看了她的相册。翻看学生的相册往往令我很不自在，因为中国人在拍下毫无自我特色的照片的时候，不会存在任何别的意图。作为以谦逊著称的民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既是外强里的中干，也是平时难得一见的孤芳自赏——相册主人可能从不同角度给自己狂拍五十张照片，然后装进了相册。我一直没搞明白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事情：一眼看过某位年轻女子五十张不同的脸部特写照片之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亚当的做法是看到每一张照片都会稍作停顿，然后问：“这是谁？”
“这是我！”相册的主人会这样回答。
亚当又翻到下一页。“这是谁？”
“这是我！”
亚当觉得这样的过程无休无止，十分有趣。有时候，当他刚开始翻看相册的时候，我只好走出办公室，为的就是不至于听他把那个问题重复二十遍，否则难保不会跟他干上一架。因为没有这样的耐心，所以我尽量迅速而又不失礼节地把琳达的相册翻看了一遍。里边的照片全是标准的“小姐照”——照相地点通常在公园，很少微笑；有时戴有草帽，化着浓妆，使用了柔光镜；手里拿着一朵花，下巴微微仰着似在遐思，背部微弓。一共有两本相册，我只看了五分钟。看完之后，我把相册还给了琳达，说了句“很漂亮！”
“哪里哟，一点都不漂亮，”她应声说道，接着又笑了笑说，“不过也够了。”
我明白，她说得很准确——她算得上是个漂亮女孩，但又没漂亮到跟她其他方面的才能喧宾夺主，或者令其黯然失色。这是我在涪陵经常看到的又一种实用主义，人们对于自身的评价比美国人冷静得多。涪陵人大多十分清楚自己手里拿到的筹码是什么。琳达一直以来厄运连连，但她也有自己的天赋，因此，她一定会尽其所长。
还有一天晚上，亚当和我正在跟她，还有莫·钱一起吃饭，我们喝了几杯啤酒，开始用中文说起一些严肃的事情。话题逐渐转到了曾经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这也是涪陵人很少谈起的话题，因为大多数人对于1989年发生的事情没什么感觉。当时涪陵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大的抗议活动，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一直走到了南门山。人们模模糊糊地听说成都和北京发生的事件，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摄影师朋友柯贤龙是个罕见的例外，他认真地听了“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涪陵认识的人中间，他是最不爱国的一个。我在的第一年，他曾经对学生在香港回归这事儿上表现出的激动心情不屑一顾，觉得那是无知和幼稚的表现。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运动持有相似的看法。
“愚蠢啊，”有一次，当我们谈起1989年的运动时，他这样对我说道，“当然，学生们批评的那些问题很多都是准确的，但他们到底又知道多少呢？他们怎么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呢？学生就是学生，他们根本不懂现实生活，因为他们还太年轻。他们不成熟，没有像老百姓那样劳动过，所以经常会对那些他们弄不明白的东西说三道四。”
我认真一想，觉得他说得很对，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一个民族如果想从二十来岁的青年人身上寻求道义之音的话，肯定不是什么好迹象。可中国目前二十多岁的这个群体对于不到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任何清晰的概念，似乎也非常可怕。我在席间跟琳达和莫·钱说起这事儿，原因之一就是想看看他们会有怎样的反应。
莫·钱是一位学生党员，但这个话题并没有让他产生戒备心理。对于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他并没有加以否认，这跟政府的立场一模一样。他知道，我所掌握的信息也许比官方渠道来得更准确，因而没有必要跟我争论过多。
“但你要知道，”他说道，“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也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我不关心——我也希望对此能够有所行动。但那根本不可能，所以，我唯一做得到的就是当个好学生，毕业之后当个好老师。我觉得我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这么多。”
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他都让我想起了孔老师，他也是个党员，同样地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俩仍旧相信，这样的制度终究会好起来，因此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谅解、耐心和支持。从党的理论上来说，他们的信念还不够坚定，像他们这样的人可以——而且应该——奉献于社会，哪怕它有这样那样的瑕疵和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一种民主思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想在现行制度某个角落里找到被尘土掩盖的民主精神。如果彻底拒绝加入这样的寻找，他们根本无法忍受。
琳达不是党员，尽管我敢肯定，像她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想加入的话应该早就加入了。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想过申请入党。
“没兴趣，”她回答道，“这件事我从来没想过，现在也不会想。我觉得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话题非常重要，也许有一天我也能够做点什么。但现在的情况太复杂了。”
她说话的语气很平静，我看得出来，她和莫·钱的回答都十分坦诚。他们俩都不受这些问题的束缚，这跟我在涪陵认识的每一个人基本相似，尽管琳达和莫·钱的理由稍有不同。在莫·钱看来，对政治保持着最基本的参与度，在遇到更大的问题时好歹有助于克服那种渺小和无能为力，而琳达纯粹是因为要操心另外的事情。琳达手里等着要出的牌够多的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缓一缓。像这样的涪陵人有很多很多，两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因。
在天干物燥、沙尘弥漫的3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我逆乌江而上做了一次长途跋涉。我去年所做的徒步游也是在这个周末，路线也都一样。我一直喜欢乡村生活的周而复始，这已成了我个人的一种仪式——在3月底，到春意盎然的河边扎寨露营。
我穿过两个小山谷之后，就来到了涪陵凉塘砂石厂。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去年我还不太认识的两条宣传标语现在也能够念出声来了：
三辆矿石车顺索道飞驰而下，坐在白色矿石上的几个工人满脸欢笑，大喊大叫着。我从去年看到的那条标语边上走了过去：
我下定决心以此作为我全天的颂歌：高高兴兴、平平安安。横越过满目疮痍的山坡时，我不停地念叨着这几句真言。然后，我下到深绿色的山谷，那儿流淌着的一条条小溪全都往西注入了乌江。
山谷里，春意无处不在——泡桐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飘舞，一畦畦胡萝卜、莴笋、洋葱、扁豆正在疯长。竹弓撑着的塑料大棚之下，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绿，色彩艳丽。
我进入了第四个山谷，一位农民正赶着水牛犁田。他把裤管挽到了膝盖之上，在水田的淤泥里来回行走着。旁边是一块油菜地，散发出浓浓的清香味。老农的妻子和孙子正坐在田边上，我停下脚步，跟他们打了一声招呼。
老妇人把我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我去年见过你的，对不对？”她问道。
“对，我去年来过，我就住在涪陵。”
老农停下犁田的活儿，笑了起来。“我想起来了，”他说道，“你当时拿着一张地图，还问了路。但你听不懂我们说的话，结果走错了路。我们想要帮你的！”
我敢打包票，今年我再也不会走错路了。他们问我在涪陵做什么事情，我说我是当老师的。
“他也是老师！”老妇人指着她的丈夫说道，“他教小学，星期一到星期五上课，星期六和星期天回家干活。”
他解开水牛，放它到油菜地里吃草。那老农五十四岁，个子瘦小，但跟他用来犁田的那头水牛一样身板结实。他满头的黑发剪得很短。依我看，如果他梳洗一下，看起来还真像个当老师的。但今天这个周末属于农民，所以他的双腿上沾满了稀泥，从衣服到头顶的黄色泥点依稀可见。
他给我递了一根香烟，然后自己点了一根，就在石头上坐了下来。我放下背包，坐在太阳底下歇息起来。老农问我是不是德国人。
“不是，”我回答道，“我是美国人。”
“最近有个德国人来过我们这里。”
“是吗？他来这里干什么？”
“不太清楚。他可能在研究什么东西。他走得很快——走山路比我们当地人还要快！他带了个翻译。他肯定是个富翁，所以才拿得出那么多钱跑到中国来。你的工资有多少？”
听了我的回答，他点了点头。“比大多数人都多啊。我们农村老师的工资要低得多。但我看那德国人挣的比你高得多。”
他的孙子五岁，一直跟在我的身后，时而大笑，时而拉拉我的衬衫。老农微微一笑，轻声地责骂他几句。“太调皮了，”他自豪地说道。我点点头，摸了摸孩子的前额。我一直在想那德国人——令我十分惊讶，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又来了一个外国人。老实说，这有点令我不爽，我一直乐于想象，我是唯一曾经穿越过这一片乡村的外国人。
还是在去年秋天，我以为我在涪陵看到了其他外国人，尽管我不太有把握——我只是瞥见一个男子进入了一家餐馆，但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外国人。过去两年时间里，我唯一明确无误地看见外国人是在1月份的时候，两个丹麦游客乘坐的游船在前往重庆的途中搁了浅，停靠在涪陵等待修理。我在“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店遇见了他们，那也是涪陵最近似于连锁快餐的地方。那家餐馆的面条做得很麻辣，我每周总会去那儿光顾两三次。那里的老板娘经常问我，她做的牛肉面有没有加州味儿。我总是很肯定地回答她，就算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州要吃牛肉面，期望的味道肯定跟她这儿不会相差一分一毫。她听了这个总是高兴不已。他们甚至在餐馆大门上方悬挂了英文标识，这大概也是那两个丹麦女子得以走进门去的原因吧。
我走进餐馆的时候，她们俩对着我打量了一番，然后就移开了目光，仿佛根本不曾看见过一样。根据我以往的旅游经历来看，这是旅行者的典型做派——来到某个偏僻地方之后，你会对其他外来者的出现觉得反感不已。但我不是来涪陵旅游的游客，如果有其他外国人觉得我冒犯了他们的独占鳌头，我会觉得非常不爽。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在离那两个丹麦人不远处找了张桌子坐下。
她们没说中文，应该是刚来中国没多久。她们点菜的时候，对着墙壁上的图片一通乱比乱划。服务员问她们面条里要不要放辣椒，她们俩谁也听不明白。但从服务员的语气来看，她们又觉得那东西肯定非常重要，于是赶紧翻起了手中的词汇手册。除非她们想起了我的存在，我是打定主意不出手相救的。
她们就这样不停地翻着词汇手册，还是服务员想了起来，问我可不可以帮着翻译一下。看到我坐在那里，那两个丹麦人做出很是惊讶的样子来。她们说，她们并不想要什么辣椒。我当时真想告诉服务员，这两个丹麦人要吃辣椒，而且对四川的辣椒根本没放在眼里，因为她们说在伟大的丹麦王国，这样不够劲的辣椒不过是小孩子的糖果而已。但我还是做了如实的翻译。我明白，她们的做法跟其他游客没什么两样，和我自己在彼时彼地的做法如出一辙。
我们聊了一会儿，对于我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她们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涪陵人对她们的关注程度令她们惊恐不已。
“这儿的人，”其中一个人说道，“只会盯着我们看。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盯着我们看。他们也会盯着你看吗？”
“是的，”我回答道，“不过没像他们盯着你们看那样的。”
我丝毫没有侮辱之意，可那两个丹麦女子好像往那个方向去想了。我懒得跟她们多费口舌，说什么涪陵的人对我已经习见为常。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把电话号码给了那两个丹麦人，以防她们有麻烦的时候用得着。然后，我就走了，让她们去跟那些棒棒军打交道吧。
就在这乌江边的乡村，我琢磨着德国人的事儿。我在想，这个地方莫非到了外国人随处可见的地步么。老太太见我正出神地望着远处的风景，便问我的老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大山。
“有的地方有，”我回答道，“但我家附近很平坦，比涪陵平坦得多。”
“你们那儿的农村什么样？”
“农民很少，土地很多。一个农民种上百亩地。在我们国家，种地要用机器。”
老农点了点头。“跟新疆差不多，”他说道，“北方的土地很多，也很平坦。那些地方会用机器种地，但我们这里不行。”
我们聊起了农活，他问我美国的农民是不是真用飞机来播种。涪陵周边的很多农民好像都听到过这个说法：当我在田间地头行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拿这个问题来问我。我一般会对他们说，加州的水稻有时候会用飞机来播种。看得出来，这些四川农民一边打量着周围的景象——爬犁、水牛、牛粪，一边脑子飞转，看还能不能在什么地方放得进一架播种的飞机。
今天，这位农民摇了摇头，微笑着低头看了看他腿上早已干成黄褐色的泥浆。那一层泥浆之下，是紧绷而有力的一块块肌肉。
“你去年也是这时候来的，对吧？”他问道。
“是的，我去年也是3月份来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年跟去年很不一样？去年你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田里都灌满了水，但今年还没下雨，什么东西都比往年晚了点。天太干了。”
有那么一阵，他轻声地抱怨着雨水不够，说这会把春耕的所有安排往后推迟。但农民们只有等待，期待着能够熬过闰5月的春旱时节。
天气十分暖和，背包压得我汗流浃背。我在去年那个地方停了下来，还是在俯视乌江的那个峭壁上吃午饭。低头看着脚下的江水，我心想：高高兴兴、平平安安。迷雾已经散去，阳光金灿灿地照耀着乌江水面。
整个山里的人都还记得我。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看来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停下来休息，人们告诉我，他跟我穿着同样的长筒靴。
“他是个专家，”一个老人说道，“我猜想他是来这里研究树木的。因为这里穷，他才来这里的。”
老人姓杨。他给我端来一碗放了白糖的开水，我跟他坐在街檐坎聊了起来。他家除了他，还有一个儿子、儿媳，以及一个四个月大的婴儿。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电已经通上十多年了。塑料大棚之下，他们育的稻秧长得很好。他们家养了六头猪。他家还有一只猫，用一根绳子套住，另一头拴了一个百事可乐的塑料瓶。瓶子里装了些水，猫咪拖着它不会跑得太远。我一直不太喜欢猫，那个百事可乐瓶倒是个不错的点子。
老人的妻子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七十三岁，不住地抱怨着她家的农田，也就是我今天经过的最美的山谷里的那些田地。“几个月没下雨了，”她说道，“去年这个时候，水田全都灌满水了——你看现在！恼火哦！我们这儿太穷了！”
农民都是这样——想法悲观，迁怒于天气。在涪陵相对较为富裕的郊区，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我以为类似的抱怨是一种谦虚，谦虚下面隐藏着他们的知足而乐。而这也可能是一种迷信，目的是为了避免满招损。中国人对待孩子也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一般不会对孩子过分褒奖，因为那有可能招致霉运。
跟我第一站停歇遇到的那位民办教师一样，老人的妻子邀我吃了饭再走，我则推说还得继续赶路。在乡下，这样的邀请十分平常——实际上，我每次到田野乡间远足跋涉，总有人邀请我一起吃饭。似乎完全可以分文不带也能够到四川的乡间旅行一圈，因为那里的人们非常豪爽，如果不请你吃饭留宿，他们会觉得失了礼数。
又过了一会儿，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他一起的是他的小弟弟——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男孩穿着校服，一眼就认出了我。
“你是去年在涪陵长跑拿奖的那个外国人吗？”他问道。
“是的。”
“我在师专附近见过你。我在江东中学读书。”
这一带的农村没有中学，如果他们要继续学业，只能到涪陵住读。小男孩每个月要拿出一百七十元钱来支付房租和伙食，他的哥哥估计，当地有百分之九十的孩子能够继续读到中学。他们一般坐船下到涪陵，每两周回家一次。
几个孩子围了过来，盯着我看个不停。那个十二岁的小男孩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赢得涪陵长跑比赛冠军的外国人。他把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得活灵活现，尤其强调我领先其他选手很多。尽管我已经习以为常，但他的描述还是不免令我尴尬；哪怕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很多涪陵人还是因为这事儿记住了我是谁。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此偏远的地方有这么多学生远行到涪陵求学。我意识到，我自己的学生毕业后，教授的就是他们这样的学生。于是，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每当我到师专后面的田间地头跋涉，看到一个个学生趴在自家的街檐坎上完成家庭作业时，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几乎每一个街檐坎上都会有一个孩子——涪陵的学校总是会布置很多家庭作业，学生们总会特别勤奋地完成那一堆堆作业，哪怕他们来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家庭。我逐渐地认识到，这也许是当地人身上最令我敬重的一种品质：他们对教育充满了无限的尊重，在这样的地方教书，感觉真的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说，我的观点自头一年的春季以来改变了许多，我当时对教育体系里接二连三的说教功能感到悲观不已。在一定程度上，走出教室颇有助益——每当我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看着这些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的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之后又会回到各自的地方从事教育工作。我逐渐明白，尽管政治说教依旧令我心烦，但那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持续——在中国没什么东西会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不管这个国家会有怎样的改变。
每当我拿不准该走哪一条路的时候，我都径直向人们打听，我去年走的是哪里。每个人都记得很清楚——记不得我的人好像一个都没有。他们也都谈起了那位德国人，我真想见见他，因为我越来越好奇，他来这里究竟研究了什么东西。这真像追寻着库尔茨的足迹游览刚果河，我不断地听到有关的只言片语，全都是他走路的架势、如何有钱、穿了什么靴子。至此，我意识到，他一定也听说了我的情况，而他也很可能觉得自己是追寻着某个陌生外国人的足迹在乌江峡谷的崎岖山岭之中艰难跋涉。
傍晚时分，我开始顺坡往河边走了下去。我穿过了一条阳光明媚的开阔峡谷，尽头是一块大田，田角边上有几座房子。我停下来歇息，几个农村妇女围了过来。她们大多六十多岁，穿着蓝布衣裤。我跟她们说，她们这里很美。
“这地方没什么好的，”其中一位老太太说道，“我们这里是穷山区。经济上糟糕得很。”
我总是跟农民们说恭维话，因而又总是听到他们把自己生活的地方贬得一塌糊涂。站在明媚的阳光底下，身旁是盛开的油菜花，小麦、水稻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谈论着自己的家乡是多么艰苦，脸上却带着无与伦比的快乐表情。
其中一个年轻女子走上前来，问道：“你是在涪陵参加长跑的那个外国人吗？”
“是的。”
她回过头去对那几位老太太说道：“涪陵有个长跑比赛，他跑得最快。”
“所以他跑到这里来了哦，”其中一个老太太说道，“你看他身体多好嘛！穿的衣服好少嘛！”
“你看他那个背包好大嘛！”另一个人说道，“好重嘛！”
“他那双脚也大得很嘛！你看他穿的是好大一双鞋哟！”
她们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等着有人来问我的薪水。可其中一个女人转身问道：“你们国家搞计划生育吗？”
“不搞，人们想生几个就生几个。”
她们十分诧异地摇了摇头。我告诉她们，美国没有人口问题，所以各种规定跟中国完全不一样。
“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一个人问道。
“四个，三个姐妹，还有我。”
“在我们这里就不行，”她说道，“只准生一个——如果多生，就要交罚款。”
“一万多块呢！”另一个妇女插嘴说道。
几个孩子也围过来看我，我注意到有两个小孩子站得很近。
“他们是谁？”我问道，“看上去像是两兄弟。”
“对头，”那位妇女说道，“他们爹妈交了罚款的。”
其中一个小男孩四岁大小，他的哥哥有六岁或者七岁的样子。兄弟俩身上很脏，因为害怕外国人，只站在坎上的麦田里专注地看着我。又有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走了过来——个儿矮小，黑发蓬乱，脸上污迹斑斑。这个小女孩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很像我妹妹贝吉塔小的时候。我对着她笑了笑，她也对着我笑了笑。
“她是他们家第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妇女说道。
“是吗，”我回答道，“她的爹妈一定交了很多罚款吧。”
“没交，”那位妇女说道，“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什么？”
“他们家房子被推了！”
“推了？”
“对头！”
我还是不敢相信，于是在本子上写下了那个字。“是这个‘推’吗？”
“对头。”
那个字有好几层意思：推动、推转、推拒、推论、推移、推迟、推选。但如果说“推了”房子，那就只能意味着房子被推倒了。仅仅因为这个小女孩是第三个孩子，她家的房子就被当地的计划生育干部给推倒了。
我曾在国外的媒体上读到过这样的报道，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事情只在那些非常偏僻的地方才会发生。不过，我随即意识到，我已经走了一整天，如果不是因为偏僻的话，这个小山谷不会显得如此美丽。
几位老太太看着那小女孩，不禁摇了摇头。听到这样的对话，她显得很不自在，那神情仿佛在说：我很抱歉。毫无疑问，如果你知道由于自己的出生而让自家的房屋给人推倒了，成长之路肯定会十分复杂坎坷。不过，她的眼神里还有别的东西，这东西很模糊，很难界定，但大体上是这样的：有些东西比房子和金钱更重要。几位老太太也看出了这一点。其中一个老太太抚弄了小女孩凌乱的头发，然后她就跑过去和其他孩子在没有经过翻犁的田地里玩了起来。
我没有走到去年的宿营地。我跟人们聊天的时间太多，最后只好缩短了行程。不过，我在高踞于乌江之上的山坡上找了个好地方，我吃了晚饭，读了特德·威廉姆斯的自传小说。我下定决心，在我余生的每一个春天，都要读一读这本小说。他每次去红袜队工作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的“高高兴兴”，我就佩服他这一点。他带有明显的美国味儿——狂妄，滥用俚语，文章铿锵有力。我尤其喜欢小说刚开头的那几句话：
“我想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击球手……”
第二天，我很早就收了帐篷，坐上了往下游的轮船。江水的水位很低，岸边的白色石灰岩悬崖棱角清晰，靠近乌江碧绿江水处，是一道道的条形蚀痕。江面上四五米高的地方，夏季的洪水会涨到这里，在崖壁上留下一道黑黑的水位线。那天是星期天，船上挤满了返回学校的农家孩子。站在船尾，看着灰白色的悬崖在雾霭中向后掠去，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这块地方了。那是我在涪陵的最后一个春天。
长江
这条大江是走出重庆最快捷的通道。这座城市新修了一个机场、一条高速公路。完工于1952年的铁路尽管日渐老化，在当时却是技术革新的产物——也是解放后，毛泽东的得力助手邓小平在大西南取得的第一项伟大成就。但长江上的状况一点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火车很慢，道路交通糟糕透顶。因为污染严重，河谷里总是大雾弥漫，飞机经常晚点。长江航运的便捷由此显现，不管方式如何，这种便捷今后仍将存在。
今天，六点整的慢船“中华号”即将驶离重庆港，乘客们早已等不及了。时值6月，天气闷热，阳光透过城市上空弥漫着煤尘的雾霭，热烘烘地炙烤着大地，让人浑身上下直冒汗。一个个乘客显得疲惫不堪，肝火升腾。乘船的大多是游客，来自全国各地，要么刚走下拥挤不堪的火车，要么刚下令人伤心欲绝的破旧公车。他们的脾气早已融进了四川的燥热之中。开船之前十分钟，一位乘客跟乘务员刚在顶层甲板上大吵了一架。
那位乘客身材魁梧，脖子粗短，蓄着小平头，双手粗大有力。他那汗珠直淌的圆脸上，黝黑的双眼里怒火中烧。他是个有钱的主——从他的衣着、锃亮的皮鞋、丝绸衬衫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最直观的还是他游客的身份。近十年间，中国的国内旅游蓬勃发展，但一般的老百姓还远远达不到为玩乐而出游的地步。这位游客属于新兴阶层，他们全身上下基本上都用金钱进行了武装：衣着光鲜，腰上别着个BP机或者大哥大，而且总是大腹便便。
今天的问题正是钱引起的。那位乘客对三等舱室的服务质量十分不满。他是在重庆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那里买的票，票贩子给他打包票，说船的条件很好。而“中华号”呢，虽可将就，却也着实破旧，甲板上污物遍地，实在不算“条件很好”。那位乘客说，他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为的是看一看三峡风光，船票买得还不便宜。他怒气冲冲，说话很快，一只肉乎乎的大手紧紧攥住乘务员的肩章，一把拖到跟前，冲着他大吼一通。
乘务员个子矮小，只有二十几岁，身体瘦弱，无法挣脱开来。他穿着一件脏兮兮的蓝白条纹制式衬衫，语气急促地为自己辩解起来：他不是出售船票的人，他跟朝天门码头上的票贩子没有任何关系，作为游客也不能不讲道理。然而，一大堆乘客已经围拢过来，大家开始提高嗓门一起抱怨起来，最后还是乘务员的上级出面救他。
乘客转而向领导吐起了自己的苦水，但依旧抓着乘务员的衣服没有放手，领导又把大家已经听过的理由重申了一遍，只是他讲起来更加底气充足。僵局维持了几分钟的样子，但围观的乘客觉得好戏就要演完，开始纷乱地散开了。
僵持到最后，大个子乘客问道：“还有二等舱吗？”这一场争议就这样极其简单地化解了。补了差价之后，乘客和那位干部握了握手。大个子给周围的人都发了香烟，大家就离开了。自尊心受了伤害的小个子抚了抚弄皱的肩章，叼着不值几钱的香烟，远远地躲到了栏杆后面。没有人注意到他——随即，“中华号”汽笛鸣响，驶离了码头。乘客们看着重庆这座城市向后掠去，早已忘掉了刚才那一场口水仗。轮船朝着浩瀚长江的江心摇摇摆摆地驶了过去。
重庆以北五公里，长江急转向东，拐弯处有一座佛龛，一座历经风雨的宝塔高高地俯瞰着江面。山峦越来越高——绿色的山峰崎岖不平，往下是一片片灰白的石灰岩层，去年的洪水留下了清晰的水位线。这一带的山坡大多十分陡斜，无法修建工厂或者公寓楼。随着轮船往东驶去，小块农地逐渐多了起来。农民们的住房十分简陋：要么是土墙，要么是砖墙，屋顶全都盖着青瓦。房前屋后，总有几丛芭蕉树。沿江的坡地上，工厂没有立锥之地，全被改成台地，种上了庄稼。
沿途的风景有一种无言的美——没有惊险的场景，但略显粗犷的山峦、间或出现的梯状耕地依然魅力十足。一如重庆城刚被无言地抛在了身后，霎时之间便一目了然，沿途的风景也是由长江水持久的作用力一点一点造就而成。
这里的长江气势磅礴。江面时而宽达数百米，时而被两岸的陡坡紧紧锁住，但它的水流总也势不可挡。长江裹挟着西部的高山融雪，一路上吸纳了七百多条大小支流，奔腾激荡在崇山峻岭之间。在世界上的大型江河中，经由长江流入大海的水量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逊河。
日头西下，江面上凉风习习。乘客大多来到了甲板上，观看着群山慢慢掠过。几个广东生意人把手机紧贴在耳朵上，用广东话大声地聊着天。一个年轻姑娘斜靠在栏杆上，黑色长发和紫色短裙随风飘舞。
空气逐渐清新起来，颜色渐淡的蓝色苍穹上，还飘散着几朵絮状白云。一艘艘小舢板纷纷进港准备过夜，几个小孩子在浅水湾里赤身戏水，“中华号”从他们的身边径直驶过。高高的山坡上种着玉米，这些玉米已经种下了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成熟了。玉米秆依旧像春天那样通体翠绿，但顶穗很快就会褪色变黄。
河岸的山坡太陡，无法种植水稻。有的陡坡上石头太多，玉米也没法种植。不过，即便是在最为嶙峋的土地上，也总能发现耕种的迹象——石缝之间那一点点泥土里起码也种植了一排玉米。农作物都成竖行栽种，顺坡而下。每一块坡地上都有坎子横过，从而尽量减缓坡度。
这真是艰难的求生之地。就连种植庄稼最成功的农户——两层的正屋，宽大的猪舍，宽大的水泥街檐坎，屋后的山坡上斜躺着几块玉米地——无不都在昭示着，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种植庄稼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每一块台地都靠人力垒成，也许经过了同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几十年、几百年的艰苦劳动。这一切全都有赖于手工劳作、肩挑背扛、工具简陋，但极其缓慢的地形变化正说明，农民们的劳动跟大自然的力量一样早已注定——一如门前那条大江，毅然决然，力量无限。人类历史深深地植根在了土地之上，中国的东西南北莫不如此。
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群山变成了藏青色，圆圆的太阳投射出最后一束光芒，在轮船的尾浪里时隐时现。紧接着，太阳落到了西边的群山之后。
三等舱室里，一对青年男女安放好了行李。他们可能才十八岁，也可能已经三十多岁，跟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们看上去都显得年轻。舱室里一共有八个铺位，上下两层。下铺的一个老太太问这对青年男女，剩下的两个铺位是不是他们的。
“我们只有一个铺位，”年轻女子说道，“我们刚结了婚。”
乘客共用铺位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但年轻女子的丈夫还是窘红了脸。女子长得很漂亮，蓄着短辫，微笑着抚了抚丈夫的肩膀。
两个女人礼节性地交谈了一会儿。她们问对方是否已经吃了饭，要到哪里去，在重庆做什么事。年轻夫妇要回远在宜昌的家，老太太要去的地方是武汉。说起重庆，她们几个没一句好话。
“太落后了，”老太太一边摇头一边说道，“人们的工资那么低，生活费还那么高。”
年轻女子点头表示认同，还说重庆的交通非常不方便，一点都没有宜昌好。
她的丈夫什么也没有说。他帮他的妻子脱了鞋，然后就爬上床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就着舱室的灯光，他看起了杂志，她则早已打起了盹儿。铺位不到三尺宽，但他们躺在那里显得非常惬意。
夜色下的河流十分静谧。夏夜的星星钻了出来，北斗七星在略显颠簸的轮船顶上泛着微光，一轮弦月明晃晃地挂在南边的天空上。除了星星点点的灯光，江面上一片漆黑。岸上的房屋越来越稀少，亮灯的房屋就更少了。光线多来自河面——来自岸边依稀可辨的砂石梁子、无篷的小艇，以及航标的灯塔。江面的南边闪着红光，北边闪着绿光。夜班船在航标灯之间缓缓前行，船顶的探照灯在水面上平静地一扫而过。
晚上没有水翼飞船，没有打渔船，也没有仅容得下两个人的小舢板。“中华号”偶尔会驶过一段长长的浅滩，小船靠了岸准备过夜，紧挨着竹木棚屋，棚屋的窗户透出温暖的光线——要么是临时搭建的餐馆或者旅馆，要么是麻将馆。驳船全都停歇下来了。
江上的船只多是大型客轮，犹如一座座灯光的小岛，在江面上静静地漂过。有的是逆水从上海远道而来，经过了安徽的平原地带，经过了湖北的大小湖泊，驶过了工业重镇武汉，驶过了三峡的道道悬崖。现在，他们即将到家，离重庆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了。
没过多久，年轻女子睡醒了。她在铺位上翻了个身，跟她丈夫挨得更近了。“你是谁？”她玩笑一般轻声问道，“你是谁？”
她的丈夫咕哝了一句什么，她吃吃地笑了笑。舱室的门打开了，外面传来了马达的轰鸣声，以及江水在船舷上的拍打声。“你是谁？”女子又低语了一声。
在涪陵下船的乘客不多。大多数乘客还要坐上两天的时间，穿越三峡抵达宜昌，或者坐上三个晚上才能到达武汉。所以，涪陵更像是美梦中断之处——静谧的长江，舱室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乘客，城市的灯光从黑黢黢的长江上顺势而起。
轮船从重庆出来走了四个小时。河岸上灯光点点：那是一座座房屋，一间间厂房，一辆辆汽车。一座正在修建的桥梁从头顶掠过。船上的喇叭响了起来，宣布下一站即将停靠涪陵。紧接着，江上的美梦中断，城市进入了眼帘。
涪陵的城中心围着回水沱而建。围着这个回水沱的巨大弧线，城市在陡峭的斜坡上顺山而建，宛如一块缀着灯光的百衲帘——小店透着微光，车灯闪着光柱，方形的窗户泛着黄光——这一大块亮闪闪的百衲帘悬挂在长江黑黢黢的水面上，摇曳闪烁。“中华号”驶向岸边，鸣着汽笛，一点点地靠近码头。轮船缓缓向南，慢慢地驶出了主航道。终于，轮船摆脱长江水流的巨大牵掣，靠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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