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内地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olfe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 (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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