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搞特务

        内地学者众口一词，强调蒋介石与江浙财团以及帝国主义间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没有，但是不能强调。凡以利害相接，有利亦有害。蒋两次勒索上海中国银行，一叶知秋，可知与江浙财团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蒋虽与帝国主义的日本沟通，但亲自率师至济南，仍遭日帝羞辱，举一反三，可知与帝国主义之关系，也不是那么一厢情愿。蒋介石也并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江浙财团”和“帝国主义”的篮子里，他最可依赖的无过于完完全全替他服务的特务组织。

        其实任何想搞独裁的人，都会重视特务，以为耳目。蒋介石的特务观就是如此。他一生培养特务，成立特务机关，不遗余力。但是一切都严守秘密，讳莫如深。戴笠(雨农)是他生平最心爱的头号大特务。戴笠从事特务工作，由一个人而一百人而三百人而八百人而八万人而成为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跟蒋介石关系之密，已到了蒋介石罚他跪，骂他下贱的程度(这是保密局秘密出版《戴先生遗训》中戴笠自道的情况)，但在公开文献中，一本又一本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除了《西安半月记》中一次提到戴笠名字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人似的。这种严守秘密、讳莫如深的动作，真是耐人寻味极了。因为连戴笠都被蒋介石罚跪、骂下贱，特务人员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找到一篇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蒋介石的秘密讲话，是在杭州对特务人员讲的，题目是《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讲话中，蒋介石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两点“吩咐”是：

        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地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地服从主官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惟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第十三卷，页六至七)

        这两段非常露骨的讲话，真使我们大开眼界!蒋介石毫不掩饰地指出特务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并且只不过是“耳目与工具”而已，一点也不是别的。正因为蒋介石的尺码不过如此，所以，从戴笠以下，奉行力行社“为领袖做耳目”的信条，甘心为“耳目与工具”而不辞!晋见蒋介石时候，被罚跪也、被骂下贱也，也就不以为异，其身价在蒋介石其他奴才眼中，更为低下，因为特务毕竟是奴才中走狗化者也!(戴笠自称走狗，可见之于《中美合作所志》第一册，页二六二、三六七至三九九)于是，豪奴欺猢犬的情况，便有趣地发生。一九六八年三月，保密局的后身情报局秘密出版了《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有这样几段，写一九二八年戴笠的地位：

        戴先生常一大早出门，有时半夜三更才回来，一回来徐亮便手忙脚乱，因为戴先生这时便将他在外面所搜集到的一些情报资料，指示徐亮即刻撰成报告，经过戴先生核阅后，再由徐亮在灯下誊缮正楷，而戴先生便在核稿完毕才去睡觉，天还不亮又得起床，拿着徐亮写好的报告匆匆出门而去。

        那时候，领袖的官邸在中山门外的陵园，戴先生摸黑出门，到陵园实在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如果身上有钱时，便花三块大洋坐部出租汽车赶去，要是没有钱的话，便得徒步前往，风雨冰雪一概无阻。到领袖官邸去送报告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当时的那位侍卫长尤其对戴先生大不高兴，曾命令警卫人员不准戴先生进出官邸，但是戴先生照样进出不误。有一次，戴先生正陪着一个人到官邱去晋谒领袖，出来的时候，在大门口正好遇到侍卫长，当时侍卫长指着戴先生忿然骂道：“……戴某人你下次再来时，我一定非关起你不可……”但是戴先生却不做一声， 默默而去。

        这有趣的故事，活生生地显示给我们：特务在蒋介石的统治网中，地位其实低下得很。(另一有趣的故事是沈醉所说戴笠当年只能拦蒋介石汽车以递报告的事。乔家才《再为戴笠辩诬》却说不是拦汽车而是等蒋介石下汽车。“当时总司令的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不让他晋谒总司令，也不给他转呈报告。他不得已，才等候总司令下汽车时，跑步去呈上报告，这是他公开对人讲过的，绝不是拦汽车。”但是，纵使不拦，也还是低下得很吧？)

        《行健月刊》第一二八期中又有这样的标语：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做领袖的耳目；做领袖的手足。

        做“耳目”是真的，做“手足”就未免自抬身价了。

        特务是主子的“耳目”，犹如工具，任人使唤，其性质也固贱。相反的，主子则必须尊贵，甚至还要神化。根据黄埔一期的苏文钦的回忆，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校长，就“最喜欢别人把他看作神圣一般，对他谄媚逢迎”。而且，每日三餐都与本校官佐在一个餐厅用膳，同起同坐。蒋到，大家起立；蒋坐下，大家才敢坐下。蒋动筷，大家才敢动筷；蒋吃罢停筷，大家亦必停筷。蒋离开餐厅，大家又必起立注目恭送。(见《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二四)

        苏文钦还指出，蒋介石与陈洁如所住的寝室及其个人的办公室也布置得很有神秘感，而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二五年在汕头、一九二六年在南昌，一九二七年以后，权力愈增，神秘性愈高。神秘使要人莫测高深，教人敬畏。据曾任北伐军总司令部卫士大队长宓熙说，蒋在广州时就有一排人当保镖，东征后扩编为卫士连，宓熙就是连长，“平常蒋介石出入行动，都由我带一个班长和一班卫士随从，在东山住的时候，也是如此。”(宓熙《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页二四八)

        我们偶然在澳大利亚发现一本一九二七年出版，用章回体写的《新出伟人演义：蒋介石历史》，作者署名粤人陈国时，把蒋写得神乎其神，说孙中山是中国的大伟人，“一手劈开新世界”，而那个小英雄就是“本书上的主人翁，打败至今最称勇敢，最称善于用兵，在军人之中最称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孚威上将军吴佩孚之蒋介石是也。”(页二)更说蒋在小孩子时，就向他爹爹说：“孩儿将来生成长大，定要与汉人争一口气，打倒满夷，还我汉族江山，方算得一个世间奇男子，人间大丈夫。”(页三)还说蒋初入新学堂，就在运动会大显好身手，赛跑起来，“两条腿好比飞毛腿一样，谁个也追不上他。”(页八)不过他就是不玩撑杆跳，原来他认为，“跳高则跳高矣，何必要因撑而高，撑杆跳者完全靠在一根竹上”，不屑有所依靠，以显示他的志气。最最有趣的是，说少年蒋介石是足球健将，有位“妙龄女郎在会场上观看，见介石冲锋之勇敢，实为双方队员中之凤毛麟角，妙龄女子见了英俊少年，自然发出一种爱情来”。(页十九)又妄说蒋赴日本学军事前，已由蒋百里介绍认识孙中山(页二十六)，“及至中山物化，党中无主，广州政局凌乱不堪，蒋介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占领广州，独行其是，宣言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如此之后，革命党中知蒋介石是个当世健者，咸来附和”。(页三十五)类此粗糙的编造，无非要为没有特异事迹的英雄，制造事迹。这本小册子使我们知道，蒋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开始为自己造势了。

        等到蒋爬到权力高峰，造势变成造神了。这种神化，到了蒋介石死后，经由大学教授级的不断鼓吹，可算登峰造极。举两个抽样：第一个抽样是台大教授叶庆炳写的《生活在伟人光辉里》，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联合报》，其中有：

        三年前的四月五日午夜，蒋公离我们而去。那时刻，台北本来好好的天气，突然疾雷骤雨，声势令人惊悸。平时我读古人传记，常常发现当一位伟人溘然长逝，自然界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异。从前我总认为这种神话式的记载，目的无非在渲染伟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伟人，有人编织了伟人临终时的神话；也由于崇拜伟人，大家愿意相信这种神话。于是，神话也成了历史。可是，自从我亲身经历了蒋公逝世那夜的突发性疾雷骤雨，我不敢再坚持我以前的看法。

        第二个抽样是师大教授江应龙写的《蒋总统是神》，发表在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幼狮月刊》，其中又有：

        尽管现在是科学时代、尽管现在是民主时代，但是我仍然肯定地说：“蒋总统是神!”

        从上面两个抽样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十年造神运动的后果，到达如此封建迷信的田地。任卓宣居然还表示，“这是好现象”!(见台北《自由日报》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二日)任卓宣又名叶青，是台北政大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且是当年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他的认定，可算是国民党处心积虑神化蒋介石的一番画龙点睛。为了建立权力中心，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此!

        话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以为独裁在望，更加积极部署个人权力的建立。欧战以后出现法西斯主义(Fascism)。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组黑衫党(Fasci di buttimento)，以鼓吹之，法西斯主义亦于一九二O年输入中国，“力行社”就是“意大利黑衣队的铁血主义者”。(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十)蒋介石口口声声三民主义，为了巩固他的革命法统，但是为了独裁，他不能不被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结果是挂三民主义的羊头，卖法西斯主义的狗肉。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就曾指责蒋介石“以三民主义为标榜，而实际推行的，乃是武力统治的独裁专制主义”。(见胡汉民《武力统治者的法西斯蒂运动》)

        蒋介石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的国民会议上，就公然说，当今世界三种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均不可取，而盛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认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并肯定意大利法西斯党当政之后，肃清社会紊乱，令他十分向往“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见蒋介石《国民会议开幕词》，载《国民会议实录》)蒋于一九三五年更宣称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为中国所急需。(见《蓝衣社组织上反满抗日活动实例》载《蓝衣社把关南为资料》，页十一)

        在蒋授意下，蒋系人马积极从事学术文化事业，也大力宣扬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要中国强盛，只有用“法西斯手段来推行三民主义”，鼓吹“领袖独裁”，以及“树立最高领袖之信仰”等等。在法西斯主义的引导下，蒋介石先后建立了“中央俱乐部”(CC)和“复兴社”，作为行动的工具，尔后又发展出“中统”和“军统”两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相当于墨索里尼的黑衫与希特勒棕衫，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南京秘密成立，其核心分子为黄埔出身，又曾侍从过蒋介石的人，如贺衷寒、郑文仪、戴笠、郑介民等，还有自命精通理论的刘健群等人，无一不是蒋之心腹，以“绝对服从领袖”自矢，认为“法西斯独裁是中国的唯一救主”。英文《剑桥中国史》亦肯定蒋介石以德、意军国主义为模式。(页一四五)他组训青年，派人到部队去监视军官，搞党团活动，用断然手段扫荡党内“反动分子”，没收反动分子财产以及收取党费十分之六为活动基金，奉蒋介石为领袖，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甘愿为蒋之耳目。复兴社自成立以后，发展迅速，骨干分子曾分批派往德国，接受“盖世太保”的训练。在五年之内，从四十余人的组织，发展到将近十万人之多，亦因而形成派系，诸如戴笠的特务系、陈诚的军事系、康泽的别动系，以及贺衷寒的政训系，分别经由党政管道，控制政府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事迫害、盯梢、恐吓、绑架、监禁，甚至暗杀等行动。如三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杨杏佛与史量才谋杀案，一时讳莫如深，然而事过境迁，特务纷纷写回忆录、一一招认。军统的沈醉更明言，杀中央研究院的杨杏佛，为了警告宋庆龄，杀《申报》主笔史量才，因怀疑与共产党有关系，都出自蒋介石的意旨，特务不过是执行的工具。(参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一九三至二O二)另外还可通过法令，逮捕异己，钳制言论。最后中央权力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

        一九三三年，为了江西剿共，“复兴社”主持“庐山军官训练班”，由蒋介石亲自坐镇，教导希特勒那一套。德国军事顾问团一百余人，进驻庐山，传授妙计。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中各重要机构，也多有德国人以及意大利的高参参与。意籍高等顾问史丹法尼就建议中国应当在全国惟一最高首领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以服从就统一”、“以统一谋建设”、“以武力争和平”。这种法西斯精神讲话，为蒋介石捧场、敲边鼓，令蒋十分受用。史氏回意大利后，蒋仍要中国驻意大使转致“国民政府最高文官待遇月俸八百元”。

        法西斯特务组织不仅帮助蒋介石巩固权力，而且提供了不少方便，包括在军事作战时，扮演间谍的角色，偷看敌人的底牌。所谓偷看底牌，就是偷译对方的密码。桂系三巨头之一的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书中透露，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 O年间内战时，桂系方面的密码，都被蒋介石方面推译出来。正由于偷译对方密码的成功，更予蒋以“料敌如神”、“天纵英明”的形象。

        据情报局秘密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民国二十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其实在魏大铭以前，蒋介石就在这方面坐享其利了。据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三期)回忆：

        民国十八年交通部国际电讯局长温毓庆博士，由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财务支持，研破了桂系的上海秘密电台 XhFA的密电，情报为蒋总司令所用，及继续扩展及于冯玉祥、唐生智、石友三等情报而赢得中原大战，石友三、唐生智等叛变诸役，几次解救蒋总司令于危难之中，极有贡献。此种密电情报，当时由林蔚文将军经手，呈转处理，用后即毁，不存档案，了无痕迹，后来侍从室即循此规例，故知者极少而识者几无，人但知蒋委员长之神机妙，而不知其另有密电情报。(页四十九)

        蔡孟坚也于《八十谈奇》中谈到，中原大战时以时迁手段，偷得鹿钟麟总部新颁的密电本，以陈立夫名义送交总部机要室，大收战果，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深予嘉勉”。特务之功大矣哉!蒋介石焉得不重视特务？

        蒋介石北伐到江西时，身边已有一大批侍从秘书、副官卫士等等。他原本用人惟亲，而这些人更是亲上加亲，如第一个担任侍从秘书的毛庆祥，乃溪口世交毛颖甫的儿子；另一个侍从秘书汪日章，排起行来，乃蒋介石的表兄弟；再一个侍从秘书俞国华，乃蒋介石少年同窗莫逆之子。俞国华的助手周宏涛，则是蒋介石密友的孙子。为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由蒋介石同乡、交易所旧友应梦卿介绍，另一个监印官沈绍洙，也是奉化人。亲戚关系、密友关系、浙江人、黄埔以及后来的中央政治学校出身，成为蒋介石周围亲信选择的标准，也是他权力中心的一块基石。

        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决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设立南昌行营，指挥剿共，一手包办党政军大事，乃扩大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人员的编制，组织侍从室，犹如清朝雍正皇帝的军机处。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下设两个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掌军事，辖总务、参谋、警卫三组。陈布雷为侍二处主任，掌政治与党务，辖政治党务和侍从秘书两组。侍从秘书的名义时而授予党政简任以上人员，以备咨询或外调，犹如旧皇朝的翰林院。至于警卫已不是一排或一连，而是大队，同时配有便衣侍卫，由侍卫长统一调度。侍从室的权力自然而然地凌驾政府各部门之上，举凡国民党全会、中执会、中央委员会，也都成了独裁者的橡皮图章，其显赫似犹超过清朝的军机处。一九三O年的蒋介石，显然已具有皇帝的架势，只是他皇命所及的疆域，仍然无法涵盖全中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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