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国民党宣传的历史中，都说抗战前后，汪精卫是主和的、是妥协的、误国的；而蒋介石却是主战的、是抗日的、爱国的。其实，在许多情况下，事实正好相反。

        汪精卫从一九三二年就任行政院长以来，就以“跳火坑”的心情，处理国事。其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他肯替蒋介石背黑锅、受闲气。

        蒋介石自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闪躲日本人起，骨子里本来就是真正的主和派。自此以后，一九三三年塘沽协定，出卖华北利权；同年摧残察绥抗日活动，打击抗日分子；一九三五年何梅协定，使华北特殊化，这些都是蒋介石的作为。然而站在幕前背黑锅的，都是汪精卫。事实上，汪精卫本人，对日本原是主战派，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古北口之役，他都主张和日本人打，且为了张学良的不抵抗（事实上是蒋介石指令的），一度忍无可忍，通电邀张学良一起下野，因此出国。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而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大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于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后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

        汪精卫身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竟被蒋介石派人去主和，主了和以后，还要汪精卫追认。

        陈公博的回忆，告诉了我们：蒋介石是如何在自取美名，却要汪精卫代背恶名?选蒋介石这种性格，甚至他的把兄黄郛有时都气不过。沈亦云《亦云回忆》中收有黄郛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一封电报，其中责备把弟说：“希望今后彼此真实地遵守‘共尝艰苦’之旧约，勿专为表面激励之词，使后世之单阅电文者，疑爱国者为弟（指蒋介石），误国者为兄（黄郛自称）也。”（页四九二）——连蒋介石的把兄黄郛都如此，又况汪精卫乎？事实上，当时汪精卫的处境，正是扮误国的角色，为表面爱国的蒋介石，代演衬托的苦戏耳?选

        据陈公博回忆：汪精卫开始有主和的倾向，始于一九三三年的长城古北口之役。这次战事，“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后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到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他益发认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否则一旦开战，只是便宜了苏联。

        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起，国事在形式上是由汪与蒋介石共同负责的，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两人都没有抵抗日本的信心与决心，引起举国哗然。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典礼拍照时，汪精卫被击三枪。这件案子现在已经十分明朗，开枪的凶手是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孙凤鸣，通讯社的社长叫胡云卿，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激于“九一八”以后不抵抗的耻辱，决心牺牲个人，除蒋救国。结果蒋没有出来拍照，而枪手孙凤鸣已服鸦片烟泡，毒性将定时发作，乃一不做二不休，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枪。蒋虽幸免，汪却替蒋挨了枪。（参阅蔡德金《汪精卫评传》页二二八至二三一）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怀疑是老蒋干的，冤枉了蒋，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汪与蒋合作，不仅替蒋背了黑锅，还挨了枪。凶手明明是要杀蒋介石的啊?选……

        西安事变之后，“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好像和战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表面上打得烽火连天，暗地里蒋日和谈不断，甚至于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蒋介石仍不愿完全切断和谈的线索。

        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分别约见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大使，希望西方强国调停。其实早于七月十九日，英国外相艾登（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为了英国在华利益，宣布已与美、法两国联系，并通知南京与东京，愿意斡旋。（见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ｒｉｔ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Ｐ．９３）七月二十八日，蒋约见英国驻华大使之后，英国驻东京代办多兹（Ｄｏｄｄｓ）拜访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广田声称卢沟桥事变可由地方解决。但事实上事端更加恶化，英国舆论虽然谴责日本将损及大英利益（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０ Ａｕｇｕｓｔ ｌ９３７），然英国政府仅能做无力的抗议。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经由驻美大使王正廷，要罗斯福总统调停。美国驻日大使格鲁（Ｇｒｅｗ）遂向日本外相表示，如有必要，美国愿意帮助解决中日纠纷。（参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Ｆ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１９３１—１９４１， Ｖot．１．Ｐ．４３５）但是日方，尤其是日本的军方，根本不欢迎英、美介入。而德国正好与蒋介石自二十年代起就有良好关系，自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崛起又与日帝建立伙伴关系，并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自处于调解中日的有利地位。日本既不好峻拒德国，德国顾及对华关系，不仅希望事变早日解决，而且希望日本考虑德国在华利益，以及提醒日本在华行动可能减轻对苏压力。（参阅Ｆｏｘ，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Ｐ．２３３）七月底，德国政府外交部长魏什克 （Ｅｒｎｓｔ ｖｏｎ Ｗｅｉｚｓａｃｋｅｒ）电告其驻华大使陶德曼（Ｏｓｋａ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nｎ）：“我们已清楚地使日本人知道，他们不能以反共产国际协定来对付中国，因该协定绝无在第三国攻打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目的。”（美国务院编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１：Ｐ，７４２，７４３，参阅Ｐ．７４８）同时德国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亦未立即撤除军事顾问团。德国人最顾虑的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行动，将使中国投向苏俄的怀抱。（见陶德曼报告，载Ｇｅｒｍａｎ Ｄｏｔｓ ｏ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８）此为德国愿意介入的背景，虽然一时仍持谨慎态度。

        日本侵华，军方最力，文人政府并不希望战争扩大。广田外相曾于八月初遣使到上海议和，导致八月八日，日本大使与中国外交部东亚司长高宗武在上海谈判。日方提出：一、沿白河建立不设防区，中日军队各自撤退；二、不侵占领土；三、不赔款。高氏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基于以上条件和平有望。（参阅《东京战犯审判纪录》，Exh．3260）然而八月九日却发生“大山事件”，最后引发“八一三”淞沪之战，谈判自然流产。

        淞沪之战打得血肉横飞，但蒋介石暗中继续试探和平，曾向德国表示是否可以“德日反共协议”来影响日本，德方回答是否定的。（见陶德曼与德外相来往文件，载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１：Ｐ．７４１，７４２）接着于八月二十一日，中苏正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于九月九日向国联提出申诉，国联遂于十月初召集会议，但广田于十月二十一日声明拒绝参加会议，惟表示愿与中国直接谈判，并示意德国或意大利可为说客。（见德国驻日大使Ｄｅｒｋｓｅｎ致德国外交部，载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tiｃｙ，１：Ｐ．７６９—７７０）一周之后，日本正式向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Ｈｅｒｂｅｒｔ ｖｏｎ Ｄｅｒｋｓｅｎ）提出：“日本政府欢迎德国促使中国与日和谈。”（同书，页七七三）陶德曼遂于十月三十日会见中国外交部次长陈介，表示愿意作为沟通的桥梁。不久，于十一月三日，广田开出和议七条件，由德国转达。七条件重点是：一、内蒙自治；二、华北设非武装区，委派亲日首长，并圆满解决日本开发矿产事；三、上海非武装区要扩大，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排日，修改教科书；五、共同防共；六、减低日本货进口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柏林报告，他相信日本在上开七条件基础上，有和平诚意，故认为值得劝南京接受。柏林对陶德曼的训示也认为这些条件可作为和谈的基础。十一月五日，徐谟陪陶大使自汉口乘车至南京晋见时，蒋介石因犹冀望于尚在开会中的九国公约会议，故推说中国如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蒋介石又说：中国不能正式承认收到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的九国公约会议各国关切的对象，各国是有意要在九国公约的基础上觅取和平的。陶德曼说：“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驻日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

        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Ｂａｒｏｎ ｖｏｈ）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页七九九），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Ｄｏ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页八一一）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Ｂｕｎｋｅｒ）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 ｉｎ ｎｏ ｓｅｉｎｇ aｓ Ｗａｎｇ’ｓ ａｇｅｎｔ）。（见 Ｂｕ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页五九六）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Ｏ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页一九四）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个月，重庆方面已经知道底案。蒋、汪既然都主和，此三原则无疑可作为和谈的基础。蒋、汪的争执绝非主战、主和之争，蒋之不愿附和，显然因为近卫没有明确撤销先前不与他为对手的声明，而汪则认为应做积极回应。当蒋坚持不肯，汪乃决定脱离重庆，自由表达和平主张，配合近卫三原则的发表，在舆论上造势，逼蒋走向谈判桌来。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事，这天他由重庆飞往昆明，十九日再由昆明转往河内。二十一日，张群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给他，说“拟对和平及防共问题以去就争”。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第三次发表“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且以绝无领土野心，尊重中国主权，不要求军费赔偿为说。二十四日，龙云电蒋介石，说汪精卫有电叫他代转，内容是：“在渝两次谒谈，如对方所提非亡国条件，宜及时谋和以救危亡而杜共祸，详容函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上宣布说：“汪先生请假四个月，出国养病，希望早日回来，共商大计。”二十八日，汪精卫有信致蒋介石，认为日方提出三原则之后，“我方如声明，可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进而“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要求“毅然决定，见之施行”。汪精卫这封信，收在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但信中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兹有上中央电”，却被做了手脚，未见收入。现据一九四一年三月汪政权宣传部出版的《和平反共建国文献国民政府还都周年纪念册》所收，抄录如下：

        兹有上中央一电，除拍发外，谨再抄呈一纸，以备鉴。本月九日，铭谒总裁蒋先生，曾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苏联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凡此披沥，当日在座诸同志，所共闻也。今日方声明，实不能谓无觉悟。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画，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迁延，南京陷落之后，改提条件，范围广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事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于调停，俾我比较有利，绝不能用于解决战争，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至于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汪精卫此电把陶德曼调停经过说得很明白，调停之所以失败，因日方改变十一月份可以接受之条件，现在日本既已“觉悟”，回到原来可被蒋介石接受的立场，甚至更加明确，岂有相拒之理？到了第二天（十二月二十九日），汪精卫即发出著名的艳（“艳”是二十九日电报代日的简写，电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闻报》）电给重庆，再度敦促接受调整中日邦交三原则，作为和谈的基础。汪氏这三个文件，俱收入《和平反共建国文献》之中，基本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如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不妨结束。汪精卫认为：与日本和谈，并不是他个人的私见，他说南京尚未陷落前，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调停，当时日本开的价码比现在还苛，但是“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如今一年仗打下来，中国已由武汉撤守而退往四川，处境更差，但日本开的价码反倒比去年宽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能谈和？抗战的目的既然在保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能以和平得之，为什么一定要打？

        汪精卫能够从重庆出走，虽说汪氏副总裁身份特殊，无人敢挡驾，但出走的不止汪一人，陆陆续续，难道蒋介石的特务皆视而不见？再说出走有目的，难道戴笠连这一点情报都没有？其中必有文章。据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的回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蒋介石汪精卫唱双簧”，冯玉祥举出最明显的理由是：

        那时重庆交通完全由军统局戴笠管制，人民出境买飞机票都要先登记，经过审查、核准，高级官吏更要先经蒋介石个人批准，汪精卫带着曾仲鸣、林柏生以及许多人乘坐专机飞昆明，事先既没有政府与党部给他什么任务，戴笠岂有不先报告蒋的道理？说汪精卫是潜逃出重庆，断不可能。汪到了昆明，龙云还有电报来报告蒋，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

        对冯玉祥这段话，我们找出一件文件上的旁证。一九八一年九月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傀儡组织》第三册里，曾收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龙云以汪兆铭经滇飞往河内呈蒋委员长之效电》，内容是：

        重庆，委员长蒋钧鉴：僭密。汪副总裁于昨日到滇，本日身感不适，午后二时半已离滇飞航河内。昨夜及临行时两次电详呈。职龙云。效秘印。（页四十六）

        这一秘密电文中，最令人注意的是，汪精卫到云南的当晚，龙云就“电呈”了蒋介石；在汪精卫次日临行时，又再度“电呈”了蒋介石。可见冯玉祥所说“如蒋要阻止他，是绝对做得到的”，是确实的。

        关于这一疑案，朱子家（金雄白）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李敖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中，也有论述如下：

        当年盛传的蒋汪双簧，是应该有其可能的，连日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曾公然对我说过：“你们中国人是够聪明的，像是在赌台上赌大小，重庆押大，而南京押小，殊途同归，开出来总有一面是会被押中，而押中的也一定是你们中国人中之一面。”因为如果汪氏的出走，事前不得重庆方面的默许，他不能离开重庆，自更不能离开国境一步。

        此外另有一个旁证，汪氏在离渝前曾对陈公博说过：“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据此而观，最后两语，意义太明显了。是由汪氏出面去与日本交涉，条件不好，由汪氏独任其咎；有好条件，政府才出面接受，这不是也可能真是一出双簧吗？

        但褚民谊在苏狱中说过几句话：“早有人处心积虑，想把一只臭马桶套在汪先生头上。这次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既经动了手，就绝不会轻易放过了。”那岂不是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这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又安得再起汪氏于地下而问之?选 （页八九八）

        这里说“本来约定是做假戏，但一出场，就变成做真戏了”，倒是很可能的。以殷汝耕为旁证，就可明白。殷汝耕在一九三五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类似殷汝耕的疑案，在缪斌、王克敏等人身上，也都发生过。

        汪精卫到河内主要目的就是发表和平主张，采纳与否，权在中央。故发表艳电之后，即准备赴法休养。然而当谷正鼎送来护照与旅费后不久，却发生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河内刺汪案，结果误中副车，杀死了汪氏秘书曾仲鸣，另有五人受伤。河内法院抓了几个人，以一般凶杀案，草率处理了事。汪氏本人肯定是重庆派人干的，故在《曾仲鸣先生行状》中说：“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曾仲鸣先生殉国周年纪念集》卷首）但一时没有确切的证据。哪知凶手们到台湾之后，忽觉自己是锄奸的英雄，一一亮相，如陈恭澍等大写回忆，无异招认，甚至实际开枪的王鲁翘也当上台北警察局长，侃侃而谈，不久遭离奇车祸死亡。河内刺汪案终大白于世，原来是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干的，戴笠还于二月底三月初亲往河内布置。谷正鼎两度访汪，很可能与戴配合，以观形察势，做好谋杀的准备工作。也可能是单线，谷如陈立夫一样不知情。

        我们不认为汪精卫出走前与蒋有默契，汪于一九四Ｏ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蒋介石感电犹谓：“兆铭痛感艳电以来，荏苒岁月，国命益殆，民病益深，故不及待执事之赞成，亦不及顾执事之反对。”（《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一四三）但是我们认为蒋眼开眼闭让汪等出走，特务固不敢拦汪，但特务不会上告蒋来做决定吗？蒋不拦汪，必须从蒋本人的主和意愿来理解。他把汪等当试验气球，放出去瞧瞧。然而蒋为何又要谋杀汪精卫呢？我们的理解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蒋氏“兔死狗烹”哲学，让汪发表和平主张之后，由他后续完成，免得日本人想与汪做对手。其二，如果不除去汪，搞不好，和议成功却让汪氏取而代之。更何况汪氏途经云南，与龙云相处甚笃，如果龙云加以响应，将更增加汪之声势，故明知汪有赴法打算，仍怕夜长梦多，为以后蒋日和谈制造麻烦，于是不惜遣特务杀之。

        可是误中副车之后，反而弄巧成拙。这一毒辣的行动，刺激了汪精卫，汪乃在三月二十七日发表“举一个例”，公布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六日的国民党秘密会议记录，即“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记录”，证明了主和之意，国民党大员皆有之，蒋介石尤其主其事。文中并提出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和平反共建国文献》，页八至九）

        不仅此也，激动的汪精卫触发了烈士性格，为死友、为主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去法国了，也不理蒋介石高兴不高兴，径自去与日本人谈。……

        有趣的是，蒋介石公开谴责以及谋杀未遂汪精卫之后，继续经由萱野转告新上任的有田八郎外相：他正积极布置准备对付共产党以及对日和平之意不变。其实，不仅嘴巴上说，还起而行，于一九三九年年初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时，明显展示反共态度，以配合近卫三原则之二，并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陈诚于二月三日致电在香港的柳云龙说：

        今组织之国防委员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杜石山致萱野长知》，载《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八）

        一个月之后，蒋介石亲自发电给柳云龙、杜石山说：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暨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询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此电紧要处，为蒋明显可以接受“卢沟桥事变前后之现实”，也就是说满蒙可以不要，但须重尊中国本部之主权，亦即是陶德曼调停时的第一个日本方案。但蒋怕日本别开新价码，故要“切实询明”日方和平的基案。能不说是求和心切吗？事实上，此时蒋介石已不经手孔祥熙，由自己直接遥控了，宋美龄也于七月十六日亲自飞到香港与萱野面晤。会谈设于香港大酒店三五Ｏ号房间，柳云龙代表蒋方提出七点：一、平等互让；二、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三、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状态；四、日本撤兵；五、共同防共；六、经济提携；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至四）基本上响应近卫三原则。杜石山于会后致电蒋介石称：“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添一障碍，届时钧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至五）至此，蒋与汪已开始做“和平”竞赛了。接着小川平吉于三月二十四日赴港，听取萱野汇报后，并与蒋方进一步商谈，小川与萱野提出是否可首先讨伐共产党，以实现局部停战，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回答都是正面的，并谓可用“密约办理”。杜石山告诉小川，蒋“现已布置了大量嫡系军以对付共产党”，以及“在议和成功之时，望以日本的先锋队进行讨共”。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五三）蒋又于四月间派马伯援与小川在港联系，很可能有进一步的表态，但马突于四月二十四日逝世。五月六日，小川又与张季鸾会谈，更明言日本最关切排共。蒋介石反共意愿虽高，但在那个情况下，马上翻脸伐共自大有顾忌。然小川等急于要蒋明确表态，甚至要到重庆来谈。相逼之下，蒋终感化暗为明维艰，想缓一缓，将和平要求先在国防会议提出再说。小川等在杜石山等人一再解释下，对蒋氏苦心表示谅解。

        六月间，中共对蒋日和谈已有所闻，乃迫蒋履行诺言，广西方面也表示如果中途妥协，将单独抗战，使蒋更不敢公开表态。此时汪精卫已到东京与平沼首相会谈，但蒋介石不仅仍然保留香港联络点，而且宋美龄再度飞港与柳云龙等会商，并由杜石山会见小川，要求阻滞汪精卫新政府的成立。小川等则想于汪政权成立前，逼蒋公开表态，接受和平条件，因而重申蒋日双方在军舰会谈前议。（阅《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四○至六四三）蒋于七月七日抗战二周年文告，重申抗战到底的国策不变，他能不如此重申吗？但被日方认为缺乏诚意，更倾向汪精卫。不过，蒋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发表军事委员会组织与人选，规定蒋有权执行国府组织法第一一一条之规定，即宣战、议和、缔约的权力，已为蒋全权议和订下法律根据。蒋又于八月初经杜石山转告日方已有分共决心，并派郑介民、王景惠先后赴日，力阻汪日之间的和平运动。小川也开始积极活动，于八月十日走访近卫文麿，并连夜进京会晤首相，提出所谓“战胜国宽宏大度”的第三方案，由小川携赴重庆谈判，同时要求对方派出孔祥熙一级的代表参与预备会议。重庆方面得此报以及汪政府将延期成立之消息后，孔祥熙声言将牺牲一身，决心在参政会提出“和平”案。此时德国与苏联已缔定互不侵犯条约，日苏亦已有妥协迹象。蒋、孔怕孤立，故更加积极求和。但此一世界形势的发展也使日本军方更为嚣张，对日本政府横施压力，被迫于九月十三日声明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蒋、日和谈再次触礁。蒋介石对汪组府“深恶痛绝”，不谓无因。唐纵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的日记提道：

        委员长发表重要谈话，对汪逆召开伪代表大会及企图成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深恶痛绝。委座从未公开斥辱何人，此为第一次，并表示海枯石烂，永不宽赦。（《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一）

        照说汪精卫去做“逆”，自毁历史，蒋介石又何必“深恶痛绝”呢？其所以“深恶痛绝”，显因汪破坏了蒋日和谈之故。汪是已下了海的，摆明在搞，然而蒋却一直暗干，想下海因考虑太多而不敢下海?选

        一九三九年底，南京的汪政权开场之前，高宗武与陶希圣突然出走，抵达香港后，于一九四Ｏ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大公报》上刊登来函，并公布轰动一时的文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此为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日方草案，修正案改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于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签字。由于初次公布的是草案，日方要求十分苛刻，更凸显此一《要纲》的卖国性质。在轰动之余，重庆在宣传与情报战场上，似犹全胜，而使南京汪政权大惊失色，窘态百出，莫可奈何。

        高、陶的出走成功，已可确定得自杜月笙以及重庆地下工作人员的协助。陶希圣抵港后，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收到蒋介石亲笔函，令陶“坦率详陈附逆经过”。黄仁霖于二月十七日自港返渝时，陶托黄转呈回函一件，陶对蒋给予“戴罪图功”的机会，“铭感于衷”，自称罪民陶希圣（见亲笔原函影本）。然而陶氏此件于二月十三日就被日本情报人员密得，冈崎总领事以第八二号极密件发电给东京外务省有田外务大臣，当晚收达（见日文影印原件）。从此一密件得知，高宗武“之参加汪方，早得中枢谅解”，可证高非仅为汪奔走和谈，也一直为蒋效驱驰。高是蒋之人马，尚有四条旁证：

        一、当时汪派国民党怕蒋派国民党谋杀，都不敢住租界，而高宗武独住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因为他心里明白，他是敌人的朋友。

        二、一九三九年夏天，高宗武随汪精卫到日本，据亦在随行之列的周隆庠说，影佐祯昭见汪，要把高宗武留在日本，因觉其形迹可疑，但无确实证据，经汪极力反对而未留下。影佐是日本情报头目，显然已有风闻。

        三、高宗武到香港后不久赴美，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陈布雷打了这样一通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胡大使：咸 （二十七）日由贺主任耀组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君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弟陈布雷。勘。”四千美金在一九四二年不是一笔小数目，学费其名，奖金其实。

        四、据高宗武本人的访谈，他自港赴美前，蒋介石曾写亲笔信给他，誉为“浙东强人”（见Ｂｕｈｅ Pｅａｃｅ ｓｐｉｒａｃｙ， Ｐ．２０６），与蒋要求自称罪民的陶希圣，戴罪图功，相映成趣。

        汪政权虽然建立，汪记“和平运动”却因高陶事件，受到致命性的打击，但是骂汪逆的蒋介石并未一心主战，仍然继续他暗地里的“和平运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见了蒋介石的舅子宋子良。几次会谈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就派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一九四Ｏ年二月十四日，今井武夫和宋子良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商定在二月底举行中日两方正式圆桌会议。今井武夫赶到南京，向西尾总司令报告说，奉命在十九日飞东京向闲院宫参谋总长和畑俊六陆相说明会谈内容。参谋本部立即派谋略课长臼井茂树大佐到了香港，实地了解情况。三月二日，中国代表全体到齐，除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陆军少将张汉年、张治平等人。

        三天之后，蒋宋美龄以治牙为名也到达香港。三月八日会谈开始，在东肥洋行二楼举行。会谈前双方出示证件，以明身份。日方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出证明书，中方由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出证明书。会谈内容主要有关“满洲国”问题、日华共同防共问题、汪政权问题，以及日本在华北驻兵问题。其中当然以共同防共的意见最趋一致，其他问题也有商量余地。宋美龄于五月间再度来港。宋子良还邀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上游艇中密谈，强调蒋委员长确实想和（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四），如和谈成功，最快可于七月间对共产党进行讨伐。于是六月六日，双方代表经多次磋商后，一致同意由板垣征四郎、蒋介石、汪精卫三人举行长沙会谈。七月二十二日双方在香港签署备忘录如下：

        下记日华代表关于进行停战会谈事，系分别遵照板垣总参谋长及蒋委员长意旨，并互相确认各自上司有关进行会谈的亲笔证件后，约定事项如下：

        一、时间：八月初旬

        二、地点：长沙

        三、方法：板垣征四郎及蒋介石商谈日华停战问题

        代表铃木卓尔（印）

        代表    宋士杰（印）

        昭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桐工作（Ｋｉｒｉ Ｋｑｓａｋｕ）”。宋士杰为宋子良的化名，其实宋子良也是特务顶替的。

        同时，蒋介石又于六月二十一日致电香港杜石山，再邀萱野前来和谈，并代致“表示后悔”之意。萱野原拟八月初赴港，然因板垣正着手于“桐工作”而受阻。在侍从室工作的唐纵已于八月五日觉察到，“日来和平已在暗中举行，此事关系重大，外间知者极少。”（《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一四五）唐纵并未参与其事，他只是从“许多小征候”观察而知。八月二十八日，戴笠又告诉唐纵，“张季鸾昨天回来，今日又飞香港，这是与日秘密交涉有关。”（同书，页一五一）可为正在进行中的“桐工作”的一个旁证。

        这个“桐工作”，可以说是蒋日和谈的最高潮。谈到三个人会谈的地步，实由于战局对中国不利，当时英法都想与日本妥协，日军又已进占宜昌，直接威胁到重庆。蒋于和战之间自然动摇到最严重关头。然而正当“桐工作”积极进行之际，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蒋氏记得近卫有不与他做对手的声明，遂于七月三十一日要求以某种方式撤销，他才放心。他也顾虑到汪日之间的条约，汪政权已经成立，与汪平起平坐也是难题。不过，汪倒是很愿意日本与蒋直接和谈（参阅Ｂｕ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１５５—１５６），惟蒋提出“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的论调，要求汪出国、隐退，甚至把汪交给蒋处理，日方表示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中共发动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写的《太平洋战争史》认为百团大战“是中日战争开始以来最大的一次激战，给予日本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并认为中共抗日力量的展示，使“蒋介石不敢脱离抗日阵营”，显然蒋若不抗日，中共还是会继续领导抗日。这种说法已被大陆学者证实，他们更进而指出，百团大战就是因为获知“桐工作”而发起的。若然，则中共救了蒋介石没去当汉奸。蒋介石既然起了犹豫，板垣虽于八月二十二日写来亲笔信，深信三人会谈“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向蒋打气，但蒋终于不敢接受，于九月中旬由宋子良转达，推说重庆意见不一，“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九月十九日，所谓“桐工作”以失败告终。虽如此，蒋介石并未因此放弃和谈。他于同年的十一月一日又托杜石山致电萱野，有谓：

        蒋公既以石山等与先生有所约，中日和平路线绝对已有维持，故拒绝红军进攻平津以断日军接济，不准小张复出而重东北纠纷。（《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二），页六九六）

        我们从这一则密电才知道，蒋介石不放小张（张学良）原来还有日本因素。

        蒋介石又于十一月十六日向头山满与萱野长知致意，说是宋子良擅自与板垣代表晤谈、接受条件，并说宋子良“惧而避之美国”云云，显然要在国民党的日本朋友面前推卸责任。（蒋原函可见于杨天石《民国掌故》，页三二九）其实，连宋子良都是假的。今井武夫到一九四五年才弄清楚，与板垣代表谈判的宋子良，根本是戴笠手下特务曾广（王新衡）顶替的（见《今井武夫回忆录》，页一四六至一四七、一六二），再据参与“桐工作”的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于一九五三年访日时，告诉今井武夫，当年会谈蒋介石确是幕后的大老板，由戴笠秘密执行。（同书，页一六三）

        蒋介石虽然一再解释，殷勤示意，日本政府仍然于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承认了汪政权。但是蒋介石依然没有死心。一九四一年五月，萱野到澳门，蒋又派柳云龙前往征询和平意见。萱野建议托头山满，蒋即赠相片示意。头山满却不领情，认为蒋不识抬举，对愿提携的日本“反戈”，骂蒋“终竟是傻瓜”?选自此蒋与这些日本“民间人士”无法再从事有意义的谈判。上面这些秘密接触，都是从日本战败后公布或泄漏出来的文件证实的，宣传绝不中途妥协、宣传抗日到底的蒋介石当然是守口如瓶的。这些秘密接触，当然只有他们优为之，他们干了，也不会戴上“通敌叛国”的帽子。

        蒋介石暗通日本，多次密谈，只因日本政府受到军方的干扰，拿不定主意，而蒋之一方，则感到难以“化暗为明”，迟迟难决而延误时机，再加上共产党一直在揭他的底，以及半途杀出一个汪精卫，更加搅了局，却让蒋介石最后“八年一觉渝州梦，赢得人间抗战名”?选

        最有趣的，照龚德柏《汪兆铭降敌卖国秘史》的说法，汪精卫生前死后的一大罪状，乃在于他“妨碍中日讲和”?选龚德柏是拼命丑诋汪精卫的，但弄巧成拙，岂不正好反证了蒋介石那边在跟日本讲和吗？是以“蒋汪双簧”的谜底是，两人并无默契，各自搞一暗一明的“和平运动”，只因阴错阳差，两人的“努力”不仅不能“合流”，反而相互抵消。“和平”的失败，却让蒋介石熬到意外的“胜利”。

        蒋介石与日本讲和的管道，于抗战八年之中，始终不断，连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亦曾于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年，替蒋向华北日军提过只要长城以南主权的和平条件。 （见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ａ，Ｐ．１２５）近人论史，居然还要以为用“抗战到底一词来表达其（蒋）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足以涵盖一切”（见蒋永敬《蒋中正先生领导对日抗战的基本方针——抗战到底》，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四九九），请问“涵盖”得了与日寇暗通款曲的事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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