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〇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〇)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的决战不幸失败，敌人即可长驱南下，直捣武汉腹地，剖分中国为东西战场，留着中国沿海的重要物资，分割了中国奋起应战的战列部队，整个抗战的全局，将会因此支离破碎，丧失了持久消耗的凭借。

        领袖洞察了这可虑的危机，毅然的以一部兵力集中华北战场，在平绥、平汉、津浦沿线各个要点，采取纵深的重叠配备，多线的分段设防，对日寇进行逐次的抵抗。特别是先机的掌握了察南、山西的险阻，占领了侧面阵地，确保山西的天然堡垒，迫使进抵察南的日寇，感受到侧背威胁，不得不将向南的作战正面，改为向西进攻；因此解除了日寇长驱南下的威胁，使太原会战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另一方面，把主力五十多个师集中到华东，利用湖沼复杂的地形，对国际观瞻所系的政略要区——淞沪，主动发起猛烈的攻势。

        这改换作战正面的大会战，在吴淞、江湾、浏河一带，经过三个月的寸土必争，迫得敌人将“由北而南”历史上有利的作战轴线(如像元朝对南宋的作战，满清对明朝的作战)，改变成为“由东而西”不利的仰攻态势。这主动攻势的一战，使敌人完全追随了我军的行动，丧失了主宰战场的先机。这显示中国“抗战到底”决心的一战，迫使敌人先后七次增援，动员精兵三十万人，伤亡到六万以上，将主力确实转用到淞沪战场。这开拓“持久消耗战略”胜利之路的一战，掩护了沿海学校工厂物资的西迁，和千千万万忠贞同胞的撤运，保留了指挥作战的动能，造成了战局持久的契机。

        这显示中国军队英勇浴血的一战，不仅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唱出了“中国不会亡”的豪壮歌声；海军的勇袭敌出云舰，封锁淞沪一带港汊，布放水雷；笕桥空军的英勇击敌；尤其是“八一四”这一天，首先以零比六的纪录，击败了进攻中国领空的寇机，粉碎了敌人“三月亡华”的迷梦，和国际间东亚病夫的讥讽。但这辉煌战绩，不能不感谢蒋夫人领导建设空军的辛劳。

        这数不尽的令人鼓舞的情形，都是领袖转移南北作战轴线的辉煌结果。这绝不是一般兵家所认为“违反节约战争原则”的看法，这是着眼深远的战略优势作为! (页一二五至一二八)

        “史政局”这一对“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作战轴线的歌颂，后来被蒋纬国一路和声不绝。——自蒋介石死后，蒋纬国从发表《八年抗战是怎样打胜的》(《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起，到一九七七年出版《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到一九八五年出版《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止，这位曾任战争学院院长和三军大学校长的二公子，都一再重复演绎他父亲这一“军事上的丰功伟业”。蒋纬国的演绎，是以“强使日军增兵上海，改变日军作战线方向”为主体的，重申“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以迫使日军改变其作战线为沿长江自东向西”。蒋纬国的结论是：

        改变日军作战方向，是领袖在战略指导上的杰作。这一杰作，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企图；造成了中国持久的条件；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拯救了中国的命运。

        歌功颂德事小，历史真相事大。让我们先看看八一三淞沪之战的经过。

        就军事常识而言，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训练，甚至兵员都远逊于日本，战斗力薄弱，绝无可能主动开辟战场。相反的，日本为了要使中国屈服，故既于七月十一日决定向华北增兵，复于七月十二日制订向青岛、上海派兵的计划。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谷川清，就主张进兵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以及攻占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投降。蒋介石在判断日军可能在淞沪一带发动，才主动备战。当八月九日发生大山事件，十一日，日本海军云集上海，提出无理要求，淞沪战争一触即发，蒋始命张治中向上海推进。翌日凌晨占领租界周围要地。但到达上海的部队不过两个师、一个旅。直至开战之后，国军主力始陆续从其他地区调入淞沪战场，才实现主力转移。可见蒋介石绝非故意要在淞沪一带主动开辟战场。而日方为使中国屈服，势必要在淞沪大打特打。

        基于上述基本事实，我们再看蒋纬国所说淞沪之战，一开始“对上海之敌采取攻势”，是很耐人寻味的。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就是想用攻势来消灭淞沪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蒋纬国在《八年抗战蒋委员长如何战胜日本》中说：“以主力集中华东，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正因如此，所以，淞沪之战的最初局面，就变成了一段“围攻时期”。然而据顾祝同自述，即于此“围攻时期”，“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成预期目的”，反倒惹来“牺牲甚大”、“损伤极重”的后果。(见《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何应钦在《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也指出“我军缺乏强力硬甲武器，不能有效制压敌舰及克服街市之障碍，故进展迟滞”。(页四十五)是以，在“进展迟滞”、“予敌之威胁有限”的局面下，所谓“围攻时期”，“迅速扫荡淞、沪敌海军根据地”就不可能了!蒋介石这一以“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敌方根据地的干法，其实和三十七年前(一九〇〇年)西太后下令甘军、武卫中军，乃至义和团“主力集中”，想一举拿下东交民巷(各国使馆所在地)的干法别无二致。——当时西太后的部队围攻了八个星期，可是仍旧拿不下来，最后联军援军赶到，自己偷鸡未成反蚀米，如今蒋介石的部队只围攻了十天，日本援军就赶到了。于是，“围攻时期”转眼变成了“防御时期”，一切局面就逆转了。而“防御时期”，仍因：“缺乏空军及炮兵支援”，“日军又猛烈反击，使攻势终告失败”，“乃退守苏州河南岸，全般动态，愈形不利”，不久苏州河南岸阵地被日军突破，遂于十一月八日夜，向昆山、苏州一带撤退，由于地形窒碍、道路壅塞，在日机轰炸、扫射下，伤亡极为惨重，秩序也大乱，整个阵线动摇。(详阅《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二至一七三)顾祝同说，不但前面仗打得“整个阵线动摇”，连“原拟守吴福线”等阵地，“亦未能有效利用”(页一七三)，可与白崇禧所说，“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页一四〇)，然“因敌人掌握空权，行军不易”，“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一)，相得印证。由此可见，整个淞沪之战，打得其实是事与愿违的，最后连向后面既设阵地撤退，都“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了。顾祝同痛心地描述说，“在上海我军开始撤退后，日机猛炸我京沪铁、公路沿线各要点，苏州每日均在空袭中”，“乃决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入暮后，向武进撤退。是日，苏州遭日机大肆轰炸，我离苏州时，苏州城内外多处大火焚烧，难民扶老携幼，沿途充塞，部队亦络绎西进，秩序混乱已极。过去战地情景，我虽已见惯，而此时一幅乱离惨痛的画图，深印脑际，历久竟不能磨灭。”(《墨三七十自述》，页一七四)——这个仗，打得真糟糕。

        李宗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到南京，第二天白崇禧陪他去拜访蒋介石，认为淞沪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页六七七)并建议部队更番上阵，来消耗敌人的力量。甚至可以自动弃守南京，诱敌深入以实行长期消耗战。但蒋委员长倔强不听，结果“淞沪会战，历时三月，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页六七八)李宗仁更沉痛地说：“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之壮烈，在中华民国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页六八〇)既败下阵来，人马践踏，惨不忍睹，而不出数周，敌人便从东西两面“进迫京畿，将南京合围”。(，页六八一)李宗仁说，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页六八一)，这是对的。纵然非“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不可，也该移到南京去打，不该在上海打。白崇禧说：“上海地狭薄海，敌人陆、海、空联合作战，极易发挥威力。”“如果‘八一三’上海保卫战，我军为向国人交代，只做轻微抵抗，将主力撤至南京，深沟高垒，由沉着之将领指挥，敌人海、空军不能放肆，如此以守上海之精神守南京，虽南京终久必失，但其效果一定较大，敌人之损失也必更大。”可惜的是，李宗仁说得对，“蒋公不明此道”，他“既不能将将，也不能将兵”，一切“以他一己的意志来统兵作战“(页六八六)，不单是战略上的，在战术上也一网兜收、巨细不遗。而这种战术，至多只能说是蒋介石自己的“战术”。因为蒋介石指挥部队的特色，是完全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而是要由他自己越级指挥的。李宗仁说蒋介石“个性倔强”，不听人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阅《张治中回忆录》，页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页二七九至二八○)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页一一五)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〇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面作战!结果，十一月八日上海和太原同时失守!回想八一三后两天(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快速反应，立刻下了全国总动员令，编组了上海派遣军和华北派遣军，分路双杀，三个月不到，侵略者就占尽了“直接有利”的便宜。当时华北派遣军司令寺内寿一分析：“中国的军队，经过了山西会战、南京会战以后，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任何地区，只要有一个联队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扫荡的任务。今后中国军队无力作战，只要扫荡扫荡就可以了事了。”(参阅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虽然语言相当狂妄，但就军事观点看，也不无部分道理在，因为照蒋介石和他手下大宣传特宣传的“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当年不论在北战场或东战场，都志在诱敌深入——“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书告)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第三十卷)但是，若志不在争“区区之点线”，为何当年要花偌大人力物力修前面的防线？当年在江南花了三年时力筑苏嘉铁路，联络京沪铁路和沪杭铁路，并在杭州湾的乍浦和长江下游的福山镇修要塞两座，两座要塞之间建立“兴登堡防线”，包括常熟、苏州、吴江、嘉兴、平湖在内；又在陇海线以北，修“马其诺防线”，从潼关起沿黄河南岸到考城，再东经曹县、单县、沛县，沿运河到利国驿、台儿庄，再穿运河经邳县、郯城，直到连云港。这些蒋介石的战略是阵地防御战。在北战场，是准备日本军队进到黄河沿岸的“马其诺防线”时，再杀敌致果。在东战场，也摩拳擦掌，准备日本军队拿下京沪进到“兴登堡防线”时，再杀敌致果。结果两条劳民伤财的国防线，都在兵败山倒下泡了汤、都没发生阻敌效果。(参阅沈亦云《亦云回忆》)由此可见，真的情形乃在“区区之点线”之根本不能守。

        李宗仁批评蒋介石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固属知兵之言，但这一错误的真正严重性，李宗仁却未道出。首先用博大观点道出这一真正严重性错误的，乃是龚德柏。

        龚德柏一生为言论自由八次被捕，最后一次最长，被蒋介石秘密关了七年，到六十七岁时才出狱。出狱后，他秘密写了一部书——《中日战争史》，其中批评蒋介石的错误，当然不能问世。一九八〇年，他以九十之年，赍志以殁。龚德柏死后，李敖得到此书秘本，发现他颇有独到之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柏的一个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真正要打的是俄国，中国抗日战争，不仅可以避免，甚至可以因而获利。他不知道日本打俄国之前，先要中国屈服的，除非中国想当朝鲜第二，抗战便不可能避免。这当然也显示“日本无人”，把反共的蒋介石硬逼向联共抗日之路。不过龚德柏批评蒋介石的淞沪之战，确是博大精深的。他认为蒋指挥上海作战，完全违反孙子兵法所谓“不若则能避之”的原则，以至于遭到惨重的损失，使“中国训练多年之二百万国防军，百分之七十以上损失净尽，几使中国亡于日本”。龚氏指出，中国人痛恨日本蛮横无理，人人奋战，死而无怨，但“这样的无意识地牺牲掉”，“由人道的立场思之，亦不胜悲痛”。然而孰令为之？孰令致之？蒋介石说上海作战的目的在“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龚德柏认为是“幼稚的话，不但蒋委员长不应说，即稍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说”。因为“在上海做全面战争，用兵百余万；而日本对抗我们，只用四个师团。两个半月后，始决定增兵，由金山卫登陆，以结束上海战争。日本所用的全部兵力，不过其所能动员的极小一部分而已。即令我们把这些兵统统歼灭，亦不能牵制日本不向华北用兵。观后来日本在华北的兵力大于上海南京战场，即其证明。蒋委员长若真说过这话，也不过打败了，无话可说，只得借此解嘲而已”。由此可见，所谓“由北而南”作战轴线转为“由东而西”轴线，全是“解嘲而已”。而蒋纬国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虽有相当损失及放弃若干重要都市，但却达成了迫诱敌人走向错误方向之战略目的”之言(《中央月刊》第七卷第九期)，所谓“走向错误方向”的，却原来是“蒋介石”自己!这个以“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吴淞要地”的“国军作战计划”，仍然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之中。

        至于国防部史政局《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中所说的“民族救星”在转换作战轴线上的“天纵英明”、“延缓了第二年的武汉会战”云云，也全是谀词。试看蒋介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的一段不经心透露，便可明白了。蒋介石说日本军队“从前他攻陷我们南京，本可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演讲)第十五卷，页四八八)可见蒋介石自己承认过当时日本军队有一鼓作气攻下武汉的能力!这也就是龚德柏所说的：“假使日本军阀在南京攻陷后，如我所想象的，另用生力军两师团，在船上待命。江阴攻下后，即由海军保护，溯江直上，沿江占领九江武汉宜昌重庆。试问世界的大战略家，有方法挽救否？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擒颉利，即是这种气魄。日本军阀何足道哉!其投降也活该!”“假使二十六年年底，武汉重庆都失陷了，试问蒋委员长，有什么方法继续作战？”可见当时日本没有“尽力追击，一直攻下武汉”，只是日本不想用牛刀杀鸡，自己失算而已，绝非在蒋介石八一三淞沪之战的事先算计之中。事后说什么怕日本人走蒙哥、忽必烈打南宋的老路而要如何如何，其实何必蒙哥、忽必烈？日本只要有点“韩信之取三秦、李靖之取颉利”的“气魄”，一九三七年年底，武汉重庆就“都失陷”了!我们真替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捏一把冷汗!

        然而就在一九三八年之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四月一日那天的第四次会议中，吴稚晖提议并推举蒋介石为总裁，确定领袖成为党中领导的重心，其性质等同孙中山所拥有的“总理”。此乃蒋介石权力的最高峰，他自己也认为是三十年来的最大成就，集合了前所未有的党政军大权。(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页一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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