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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蒋介石身边的特工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一、特殊犯人,乖张行为

        厂长一走,同办公室的记录员陈一新忍不住问他:“听说厂长是个长征干部,在部队里是个团长,级别挺高的,只为文化低一些,才分到这里来管劳改。平常时候,犯人想见他一面都不容易,你对他怎么这样不礼貌?”

        又过了一段时间,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城堡似的建筑物,四周的围墙相当高,其面积之大,几乎和一个大村庄差不多。再靠近一些,就能看见大门口有持枪的解放军站岗,围墙上面也有电网,心里基本上已经明白:这里一定有一个劳改单位,但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农场。

        犯人们各自的经历和见闻讲完了,大家都说老夫子书读得多,要他讲些故事解闷。池步洲对古典小说如《红楼》、《三国》、《水浒》、《聊斋》、《封神》及其他侠义小说之类读得也不少,加上他的记忆力特强,只要拉出一个头来,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于是他在监房内成为“众望所归”的“群龙之首”了。

        据陈一新介绍:军工路的这座大熔炉,共分两个工厂:一个是劳动机械厂,所生产的“劳动牌”活扳子,是名牌产品,不但国内很畅销,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出口的;一个是劳动板箱厂,主要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生产包装箱,包装罐头食品,也是供出口的。两个厂子共有一千多犯人,机械厂里有德国和日本的战犯;板箱厂的犯人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工霸。凡是上机器的,大都是死缓、无期的重刑犯,至少也是十五年徒刑;当搬运工的,大都是流氓阿飞集团的主犯,不过三年五年的刑期,今天进来明天出去的,流动性比较大。此外,也还有一些犯了抢劫、强奸之类刑事罪的印度红头阿三和美国人。

        在劳动板箱厂期间,他是个“特殊的”犯人。论年纪,他还不到五十岁,却因为他的性格古怪,又有些恃才傲物,他看得上的,不管你是市井无赖还是江洋大盗,他都愿意与你接近;看不上的,哪怕你是高级干部教授学者,他也目中无人,不理不睬。例如厂里有个姓林的青年犯人,他哥哥是个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他受牵连被判刑三年。此人记忆力特别好,善于说山东快书,也会说相声、演京剧。厂方为开展文娱活动,置有整套的京剧服装道具,鼓励犯人演出。姓林的也曾经数次登台。每逢节假日,大伙儿都围着他听他说快书。他与池步洲既不同一监房,也不同一车间,但是池步洲看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聪明,又发现他有数学天才,就每天抽点儿时间教他数学。仅仅一年时间,从小代数开始,几何、三角一直学到微积分。姓林的小伙子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每次来上课,都先喊他一声“老夫子”。从此,大伙儿也都跟着叫他“老夫子”。狱卒们听见了,也没加制止,时间一长,变成了他的别号,他的本名,反倒没人叫了。

        他的任务,是每天做一份车间统计报表;原始资料、各行车的码单,则由记录员陈一新提供。车间里一共四辆行车,每天的吞吐量相当可观。临收工前一个小时,记录员把原始资料交给他,他拿起计算尺来一拉,各行车的产量就公布了。工效之高,无出其右者。他的学问和能力,连厂长都很佩服。公开地说:“像他这样的人才,在中国都不多。”

        这一来,池步洲倒不好意思了,反而安慰他说:“这个不要紧的。他们也没有来找我。即便来找我,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讲故事,难免要讲到一些封建迷信或者宣传侠义的事情,不是你无中生有,你尽可放心。你这个人很讲义气,自己做错了事,敢于坦率地说出来,我很器重你的为人。至于你的案子嘛,根据你的表现,我看一定会得到减刑的。”

        池步洲听见了,又接了下茬儿:“对,对,请你就这样告诉白须宾:碰见我这样的书呆子,是有理也讲不清的。我绝不会见她,叫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在劳动板箱厂,池步洲是个最受狱方注意的人物。第一,他是个留学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第二,尽管他自己不承认,但厂方根据“档案”,认定他是“中统特务”无疑;第三,他从来不打小报告,换言之,就数他最不靠拢政府,思想最顽固,最不易就范。对这种人,管教干部当然理应严密监视的。可是不论在工作上、遵守监规纪律上,又都抓不到他的任何“劣迹”,所以也对他无可奈何。

        犯人们从车间回到“号”里,紧张了一天,总想轻松一下,以调剂枯燥乏味的囚犯生活。特别是星期假日,除了洗衣服搞卫生之外,大家凑在一起,或打扑克,或下象棋,或三个一伙儿五个一堆儿地说古道今,在无聊中寻找乐趣。

        陈一新笑了笑:“现在是共产党的政权,你是国民党的少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怎么可以相提并论?你可别忘了,现在的身份,他是厂长,咱们是囚犯!”

        人力三轮车的行速缓慢,经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虹口公园,一直往江湾方向蹬去。蹬了足有一个来小时,只见马路两旁的房屋越来越稀,行人越来越少,终于进了郊区,眼前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空气倒是越来越新鲜了。“到底要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的疑问,又一次在池步洲的心底升起:“听说解放前警备司令部秘密处决犯人,都是弄到江湾去执行的,这个三轮车工人,总不会是化装的便衣儿,是要把我拉到偏僻的地方去秘密处决吧?”

        池步洲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因为他脾气古怪,不大合群,别人打闹,他只知道看书。时间一长,总有一两个稍微合得来点儿的,问起他当年的那些往事,他就随口说了几句。不料他的话题引起了同监犯人的兴趣,穷追不舍。于是他断断续续地讲起了自己当年破译日本密电码的故事。这一来,可真是“羊群里面出骆驼”了,同一监房的二十多个犯人,来自上海社会的各个阶层,谁听见过这样的故事?犯人们都把他看作是“圣人”,老夫子长老夫子短地叫个不停,总想从他这里多听到一些天下奇闻。

        他五哥池步云,虽然是保定第二期的毕业生,许多同班同学或比他低好多班的同学,都当上军长、司令了,但在那个年代,“朝里没人莫做官”,他没有强力的“戳杆儿”,从抗战开始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在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当个地形教官,为了糊口,还在中学里兼任过好几年数学老师。抗战胜利,干脆申请退役,回到福州在三山中学当教师。解放以后,虽然他一生当兵,但既无血债,更无罪恶,没按历史反革命处理,经过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正式分配到第三中学当数学教员,直到退休,总算平安。

        真是个怪人。提前释放这样的好事,别人想都想不到,他却居然一口拒绝。如果进一步仔细想想,他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放出去“夹着尾巴做人”的滋味,真还不如关在监狱里舒服呢!

        说到这里,他拍拍陈一新的后脑勺,忽然惊讶地大声叫了起来:“怎么?你的脑后,也有一块反骨?这么多年来,我还没有碰见过第二个人有反骨的,只以为天下就我一个人是天生的反叛呢,今天总算也找到一个相似的人了。不过你的这块反骨,却没有我的大。”

        与池步洲同一个办公室的,是车间记录员陈一新。——是个因冤假错案被判刑五年的刑事犯,当时只有三十多岁,刑满释放以后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几十年,直到八十年代初方才得到平反。——他本来是个私营木制品厂的老板,对木材还比较内行,对车间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待人也相当热情。池步洲有什么不明白的,他都主动帮助,很快两人的关系就处得很密切了。

        一路上,狱警当然不会与犯人交谈,也不会说明要到哪里去。尽管好事不敢妄想,但是池步洲心里明白:第一,这不是提审,提审不会带铺盖;第二,也不是改判,因为自己没有上诉,而当时的法院案件堆积如山,你不上诉,他绝不会主动来复查你的案件;第三;目的地绝不会太远,不然,绝不会用三轮车送走;第四,如果是上火车转到外地,按规定必须两个人押解,不可能只由一名狱警押送;第五,绝不会是拉出去枪毙,要是处决,恐怕就要出动警车了。

        池步洲在国民党军委会任职,跟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有些来往,社会关系复杂,所以三天两头有人来外调。每逢外调提审,常常带回来一些香烟、糖果、水果之类。按规定,监狱里犯人是不许抽烟的,池步洲不会抽烟,就把烟悄悄儿地分给同监房的犯人们抽。陈一新与他同坐一间办公室,当然额外照顾,一给就是一两包。

        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劳改队大,什样的犯人都有。劳动板箱厂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形形色色的犯人,案情不同,性格各异。要不是亲自来到这里,谁也不会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谈话以后,这个干部先带他到“号”里也就是宿舍里安排了铺位,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正赶上开饭。六个人一脸盆油渣烧豆腐,油水挺大的,旁边是一只大饭桶,装着满满一桶大米饭,吃多少盛多少,并不定量。比起提篮桥监狱的大饭盒、小饭盒来,又是一番天地。

        有一段时间,那个有说有笑的死缓犯人,忽然沉默寡言起来,似乎有很重的心事。他是个死缓犯人,两年将满,是死是活将见分晓,这一段时间中情绪不正常,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反都拿好话来安慰他。

        每天上班,池步洲总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静静地看书。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和他面对面地坐着的记录员,彼此之间也从来不说一句多余的话。他的原则是:一进办公室,办的就是公事,各人的私事,就不再提起。自己没有事情,可以看书,但不应该瞎聊天,耽误别人工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正规机关坐办公室养成的习惯。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大摞从银行送到提篮桥监狱、又从提篮桥监狱送到这里来的外文书,多数是高等数学方面的。在监狱里,一般人绝不许看外文书,哪怕是马列原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时狱官、狱卒们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很低,谁也不认识这些曲里拐弯的“洋字”。但是他的这些书,却是得到监狱长的特许、并盖有“经检查允许阅读”的大红戳子,因此算是“官准”的。

        白须宾母子见不到池步洲,忧心如焚。想想自己一生善良,为了正义,抛下父母亲人跟随丈夫来到中国抗日,吃尽了千辛万苦,失去了两个女儿,最后竟得到这样的下场,越想越想不通。那一天,她都已经打定了主意,要从楼顶的阳台上跳下去,了此一生,求得解脱。但是看看四个孩子都还这么小,自己一死,孩子们有几个能活下来,就很难说了。正在左右为难,迈腿想跳还没跳的时候,幸亏邻居过来发现,苦苦相劝,方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强挣扎着活了下来。

        当然,不设组长,不等于放任自流,不加监管。“号”外时常有看守巡逻,不时从门上铁条中露出一双看不出任何感情变化的冷眼。“号”内呢,也有特别爱打“小报告”、企图以此争取减刑的奸细。不过总的说来,气氛比起提篮桥监狱来,应该说是松弛多了。

        当天,同监的劳改犯们吃了他儿子送来的东西,反而议论纷纷,不论当面还是背后,都说他是个喜怒无常的书呆子,缺乏父子之情,做得太绝了些。他却说:“虎毒尚且不食子呢,我也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子汉,父子连心,怎么会没有父子之情?可是儿子送来的这些东西,吃在嘴里,痛在心里,还不如硬硬心肠,不领他的这份儿情,倒安闲自在些。”

        劳动板箱厂的犯人,住的是上下统铺的大房间。这里基本上有两种稳定:一是人数不变,一个“号”里住二十多个人;二是人口不变,不像提篮桥监狱那样,在押犯人经常要调来调去,以防止串通口供并便于揭发检举。“号”内也不再设“组长”之类的“号头”来管理犯人的“学习”。因为判了刑的犯人,重点已经转移到劳动上去,“忠不忠,看行动;变没变,看贡献”,只要努力为国家作出最大限度的贡献,创造出最大限度的财富,就能评上“劳改积极分子”,就可以争取减刑的。

        她跟池步洲做了二十来年夫妻,深知他那宁折不弯的脾气,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写信到福州,把情况告诉他五哥。

        这个江湖人物,以江湖人特有的义气主动“坦白交代”了自己的过错,又得到了池步洲的原谅,心情开朗起来了。没过多久,在一年一度的“奖惩大会”上,他果然得到了减刑的判决书。

        吃过晚饭,回到了“号”里。犯人的居住区,是一个单独的大院子,和工厂区隔开。两区之间的唯一进出口,有警卫日夜站岗,没有干部的带领,犯人们是不能自由进出的。居住区有一排排的平房,能容纳上千名犯人。给犯人做饭的大伙房,也在这个大院子里。此外,当然还有厨房、厕所。每一间大房间,像学校里的学生宿舍一样,放了十几张木制的上下铺,一共有三十几个铺位,也有一个很大的大马桶。犯人住的房间,门外有可加锁的粗大铁门闩,星期、假日及就寝以前的自由活动时间,并不加锁,犯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也可以在院子里走动,但有一条“不许串号”的监规。房间里有三盏吊灯,都是大泡子,灯光明亮,如同白昼。提篮桥监狱的牢房里面没有电灯——据说那是为了避免犯人摸电线自杀——只有通道的顶上有几盏二十五瓦的电灯,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过惯了,突然间大放光明,还真有点儿不习惯呢。

        有一次接见日,他照例有如老僧入定一般坐在监房里,突然训导员来传呼他,说是他的儿子从部队里请假回家探亲,特地来看看他,要他出去接见。不料他依旧端坐不动,毫无表情地摇摇头。训导员说:自从他入监,儿子还没有来接见过,如今从部队里请假回来,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更不要淡薄了父子之情。池步洲见训导员喋喋不休,不得不睁眼解释:“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国民党军官。我们俩各走各的路,绝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请训导员转告他:阶级立场要站稳,以后千万不要再来,免得以后在运动中吃苦头。在我的十二年刑期之内,我是绝不会见他的。”说完了这几句,又把眼睛闭上,任凭训导员怎么动员,再也不理不睬。

        狱警把池步洲带到了管教组。一个穿藏青色呢制服的干部跟他简单地谈了话。出于池步洲的意料之外,这一次转监,他得到了“好上加好”的“恩遇”:依旧没让他去干体力劳动,而是分配他到锯木车间去重操旧业,还当车间统计员。

        这里的办公条件比监狱板箱厂强多了。不但基本上听不见震耳欲聋的噪音,到处飞扬的木屑和灰尘也少得多。

        训导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出去“传话”。不一会儿,抱回来一大堆食品,池步洲干脆当着训导员的面把东西都分给了同监的犯人们吃,自己一点儿也不留。训导员看了,也无可奈何。

        有一次他被提审,带回来的香蕉、苹果特别多。陈一新笑着跟他打哈哈:“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你身上可算是彻底体现出来了。”

        他神秘地笑笑:“今天来提审的,一共两男一女,都是北京来的。你猜他们来干嘛?”没等别人猜,他自己又接下去说:“听他们那口气,大概是要提前释放我,还要安排我工作呢!”

        通过这一发现,从此池步洲就把陈一新引为同类,另眼相看,俩人几乎无话不谈了。

        第二天早饭后,车间主任来带领犯人出工。先站队点名,然后列队到车间去。通过住宿区门卫的时候,还要把人数写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出了住宿区大门,穿过横马路,进入厂区,一直走到最后一幢厂房,才是锯木车间。车间里排列着自动行车四台,台面车两台。老犯人一进入车间,就纷纷上岗进行生产了。车间主任把池步洲带到一间放着两张写字台的办公室里,指着一张桌子,让池步洲就在这里“办公”。看样子,这里以前也有过统计员,说不定也是突然之间被送走了。不然,不会这样匆匆忙忙从监狱板箱厂“挖”一个统计员来。

        按照规定,劳改犯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这个“接见日”,是劳改犯们朝思暮想的大节日。思亲的,可以解一下渴念之苦;嘴馋的,可以得到大包小包的食品。因此劳改犯们盼接见,简直比小孩子盼过年还上心。独有池步洲这个怪人与众不同,他从来不发信让家属来接见,每逢接见日,他总是独坐监房,闭目养神,对周围所发生的喜笑、怒骂、叹息、痛哭不闻不问,也无动于衷。

        池步洲在监狱板箱厂劳改了两年多,到了一九五四年初,突然转监了。

        这是解放后开设在上海郊区军工路的两座劳改工厂,规模相当大,共有上千名犯人。两座工厂共一个大门,共一套管理系统,共一个厂长,对外是两块牌子,对内则是一个单位。劳动板箱厂实际上是监狱板箱厂派生出来的“子工厂”。但是“毛驴儿下骡子”,子工厂不论是设备之新、人员之多,都超过了“母工厂”。劳动机械厂主要生产劳动牌活扳子。这是解放后上海的名牌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相对而言之,这两座劳改工厂要算是当时上海地区生活条件、劳动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了。

        由于他是个大能人,在监狱里表现突出,狱方对他另眼相看,把他送到上海市条件最好的劳改单位上海劳动板箱厂继续当统计员。

        有一天,厂长到车间来,走到他的办公桌前面,询问他一些生产上的事情。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连屁股也不抬一下。厂长问一句,他答一声,神态傲然,倒好像是厂长向他汇报工作似的。再看看俩人的穿着打扮,一个是呢制服笔挺,干部架子十足,一个是破西服一身,样子像瘪三。俩人一问一答,足足谈了有十几分钟的话,厂长听得还很入神,临离去的时候,他依然身子不动一动,脑袋不点一点。厂长倒似乎很满意,笑眯眯地走了。

        一个星期天,这个死缓犯人忽然把池步洲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双手一抱拳,面有愧色地对他说:“老夫子,我真该死,我把你给告了!他们把我叫去,要我讲讲你每天在监房里都说些什么话。我因为过几天就要死缓期满,生怕被处决,想积极一下,立点儿功,就说你每天给大家讲故事宣传迷信和侠义人物……”言下一副不胜惶恐懊丧的样子。

        他把陈一新的手拉到他的脑后去摸摸,原来他脑后的后枕骨,竟然像公鹅顶一样,凸出老大一个包包来。对于自己脑后的这块骨头,陈一新当然是知道的,不过却不知道这跟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关系。

        他听了,先是“哼”地一声,又斜着眼睛瞥了陈一新一眼,不屑地说:“你懂得什么!这是我的办公室,是他到我这里来问我!难道因为他的官儿大,我就要站起来让他坐着,毕恭毕敬地向他回话?论官衔儿,他是个团长,顶多是个上校,我是少将,比他还高一级,他站着说话,我坐着回答,不算罪过吧?”

        儿子见不到父亲,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回家跟母亲一说,白须宾可再也沉不住气了,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军工路来,要求接见。按规定,犯人接见家属,有固定的日子,全厂停工,集体接见。白须宾非接见日来厂要求单独接见,又没有特殊原因,本来是很难获准的,就因为池步洲几次表示不见家属,训导员从稳定犯人情绪出发,特地跑到车间来动员他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和妻子好好儿谈谈,还说这是破例照顾,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不料池步洲并不领他这个情,摇摇脑袋,很干脆地回答说:“谢谢训导员。我池步洲无需破例。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这一次之所以要把池步洲像干部调动工作似的派专人送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在监狱板箱厂当车间统计员期间,他的突出才能和创造发明获得了狱方的嘉许,知道他是个杰出的人才。劳改单位里的犯人要经常调动,避免犯人之间太熟了生事,是劳改当局的管理策略之一。监狱板箱厂和劳动板箱厂是“母子单位”,有这样的好统计员,当然不肯白白送给人家。挑选最有用的犯人给自己,应该算是“物尽其用”,不能算“本位主义”的。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既便宜了劳动板箱厂,也“便宜”了池步洲。池步洲占了他有本事的光,直到一九五六年调离上海,都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这也算是他得到政府的“特别关怀”吧。

        池步洲听了,登时瞪大眼睛,大声地训斥:“囚犯怎么样?囚犯也是人嘛!做人得有志气,得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格,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政治上的斗争,复杂得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反反复复,变化无常。一个人要是没有自己的主见,是棵墙头草,风吹两面倒,那还能叫做人、还配搞政治么?”

        他的这种心情,监狱里有几个人能够理解呢?

        三轮车在大门口停下,终于看见了挂在大门口的两块牌子,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板箱厂”,一块上写“上海劳动机械厂”。狱警下车跟卫兵打了招呼,又帮池步洲把一麻袋书扛进了大门里面。

        训导员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走了。

        陈一新连忙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倒换来了他的一个白眼:“你这个人真幼稚!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事么?要知道,共产党对咱们这样的人,采取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放不放出去,其实是一样的。搞政治的人,真真假假,什么主意都想得出来。照我猜,他们打算放我出去,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在电台上发表声明,帮他们向台湾的军政人员做政治宣传。我是一个政治犯,并不贪生怕死,也不是那种不仁不义的无耻小人,违心的事情,我是坚决不做的。所以我简单干脆地回答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请你们不要拿法律开玩笑。像我这种罪大恶极的人,判我十二年,就已经够宽大的了,我愿意老老实实服完我的十二年刑期,不打算争取提前。’他们听我一口回绝,也不勉强我,给了我一大堆水果,要我回来好好儿考虑考虑。我就这样回来‘考虑考虑’了。”

        有道是:花香蜂常来。另外几个车间的统计员遇到难题,免不了都要来请教他。了解他性格的,都知道投其所好,进门先叫一声“老夫子”,于是他立即眉开眼笑,求教者也能得到详尽细致的指点,满意而去;要是不知道他的性格,不叫这一声,其结果必然是嗯嗯啊啊,所答非所问,甚至疯疯癫癫地用一些难听的话把人家气走。

        他不但性格古怪,生活也古板:一年四季,总是穿一件破旧的西装外套,披着风衣,一双破皮鞋,连后跟都没有了,就拿它当木拖鞋拖着,走起路来,噼啪作响,加上身子一弯一弓,脖子一伸一缩,活脱脱一个日本人的样子。每天上班,除了工作之外,只知道埋头在书本里,很少跟人交谈。三餐饭后,都要盘腿在铺位上静坐十几分钟,样子既虔诚又认真,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练的什么功,还是一种什么特殊的宗教仪式。

        他接到弟妇来信,恳恳切切地给弟弟写了一封长信,并给他汇来新币一百块钱。训导员叫他签收,他却在汇款单上批了八个大字:“原票退回,改寄书籍。”接着又给五哥写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有吃有住,生活比我小时候强多了,不需要用钱。如果兄长念及手足之情,请寄一些微分方程之类的书给我,就感激不尽了……”

        在这个不寻常的犯人面前,训导员也毫无办法,知道再说也无用,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碰到你这样的书呆子,真是有理也说不清。”

        每到月底,他花一天时间写一份总结材料交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又花半天时间向大家宣读一下。有他在车间,业务上的事情车间主任就连管都不用管,他都会按时布置得井井有条。

        将近三年没有接触社会,什么街道、车辆、商店、行人几乎都成了依稀的梦境。如今一出狱门,来到马路上,只见行人熙来攘往,车辆急驰而过,铃声与喇叭声交织,灰尘和汽油味儿混杂,突然之间有一种“我还活着”,“又回到了人间”的感觉。

        按照狱方的传统习惯,转监之前,是从不宣布把犯人们送到什么地方去的。一声“收拾行李”,接着就排队点名,装进囚车,只有到了目的地,犯人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池步洲的转监,当然也不例外。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次转监,只有他一个人。他自己扛着行李,狱警吃力地帮他把一麻袋的书扛到了大门口,然后给他双手上铐,狱警到外面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行李和麻袋都放上车以后,这才把池步洲带出来,与狱警并排合坐一辆三轮车。当时天气还冷,上海的三轮车工人,一般都备有一条线毯,供乘客盖膝头防冷用。那狱警就用这条线毯把池步洲的双手连膝盖一起遮住。这样,车子走在街上,与普通乘客无异,谁也看不出这是犯人“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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