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里每月都要进行劳动竞赛，各行车之间，谁胜谁败，主要取决于生产木板的数量和质量，而产质量的高低好坏，都要以统计报表为依据。因此，各行车小组长都主动地跟池步洲套近乎，上班前下班后，都要围着他跟他聊聊天儿。

        这些人，大都是判了无期徒刑或者死缓两年的重刑政治犯。用他们的话来说，五年刑期，吃顿饭的工夫就过去了；十年十五年的刑期，也不过打个瞌睡的工夫就出去了；只有他们这些无期、死缓的重刑犯，才是真正“视死如归”的。而那些搬运工们，则大都是刑事犯，刑期最多不过五年七年。可是偏偏这些刑期短的刑事犯们，总惦着拿刑期长的政治犯们立功，常常向车间干部打小报告，以此表示自己的积极，争取减刑。几个行车小组长得知池步洲也是政治犯，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儿亲”，就悄悄儿地告诉池步洲说：尽管表面上政治犯和刑事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就思想体系和生活习性而言，终究是两个绝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在刑事犯面前说话一定要谨慎，不要让他们钻了空子，做了他们争取减刑的垫脚石。一不小心，被他们诬陷，轻则受到批评，调离上海，送到边远地区去，重则加刑，贻误终身。

        一号行车小组长，是浙江绍兴人，化名陶小牛。他本是台湾中统局的骨干分子，接受派遣潜入上海搞“工运”，发动工人反对共产党，被捕后判处无期徒刑。这个人，顺着了他的脾气，倒是很平易近人的。

        陶小牛的性格脾气非常古怪，勤俭节约得出了格：大冬天的，穿一身百结鹑衣，一双破鞋也是两头通风。但是到了车间，马达一响，就甩掉破鞋，生龙活虎地猛干起来，在行车木床上窜上跳下，动作敏捷得像一头松鼠。不出十分钟，就干得满头大汗，热气腾腾的，像刚出屉的馒头。他干脆甩掉百结鹑衣，赤膊上阵。统计牌上，他的产量质量总是名列前茅。厂里的各级干部对他的印象都很好，大会小会，班前班后，晚间点名，每次都少不了要表扬他。他听了，也不多说话，顶多微微一笑。

        有一天下午下班铃响，马达一关，陶小牛拍拍满身的木屑，披上那件百结鹑衣，打扫车间环境卫生，正准备下班。这时候，车间主任笑眯眯地拿着一双力士鞋、一件新棉衣来奖励他，没有想到他却坚决不要。车间主任说：“这是政府实行人道主义，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大冬天的，不要冻坏了身子。”他哈哈大笑：“你以为一件棉衣一双鞋，就能把我收买了吗？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小恩小惠绝不能收买我陶阿牛的心！”

        车间主任大小也是个干部，在犯人面前受到这样的抢白，一时间下不来台，就绷了脸，用命令的口气严肃地说：“陶小牛，这是厂领导的决定，你一定得执行。你要是不接受，从下一班开始，你就不要参加劳动了。”

        照大家想，车间主任被他噎得都快要发火了，绷着脸跟他说话，他总不能不接受了吧？没有想到他的火气比车间主任还大，脖子一梗，大喊大叫地说：“我劳动，可不是给你干的，也不是为了争取共产党的宽大恩赐。尽管我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一致，可我总是一个中国人。我热爱祖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劳动，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不错，我是中统局派来上海的特务，做的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工作，可惜被叛徒出卖了。共产党的政策，我明白得很。你们玩弄权术，用小恩小惠收买意志薄弱的人。我也知道，对我这样的‘顽固分子’，你们是绝不会轻易放过的。所以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太多了。我陶阿牛灵魂纯洁，视死如归。要做忠臣，就不怕死，头可断，血可流，忠于党国的意志不可丢。我尊重自己的人格，生平不事二主，更不做那卖主求荣的无耻之徒。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的这一套，别跟我使……”

        陶小牛镇定自若，侃侃而谈，抬头挺胸，听候处理。大家听他这样说，都替他捏一把汗，估计他准会受到关禁闭的处分。没有想到车间主任倒是挺有修养的，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夹起棉衣和力士鞋，一句话也没再说，就回车间办公室去了。这件事情，以后居然再也没有提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一江山岛解放，卫立煌将军弃暗投明，蒋军接着撤退大陈。共产党战绩辉煌，政权巩固。不久，又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持久、大张旗鼓地开展肃反运动。在上海，首先把镇反运动中漏网的历史反革命一批批地逮捕入狱，不断地向军工路劳动板箱厂输送。厂里的重刑犯，则一卡车一卡车地送回提篮桥监狱，不知道转到什么地方去。

        厂里有经验的老犯人一走，换了一拨对木材一无所知的新犯人上岗，各车间的产质量立刻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锯木车间，行车还经常出事故，三天两头停车检修。弄到后来，本车间龙、顾两位技术员实在玩儿不转了，不得不到钉板车间把陈阿盘调来救援。

        这个陈阿盘，技术上确实有一套。他进了车间，先开动马达，让机器运转，发现开出来的木板厚一片薄一片的，大都不符合规格，立即关车。接着钻进机器下面，在铁轨枕木旁边这里一摸，那里一摸，用活板子紧了紧螺丝，再次开车，开出来的木板就厚薄一样，完全符合规格了。

        关于这个人的身世，极富于传奇色彩，如果稍加演绎，就是一部相当动人的小说。

        他原籍无锡，自幼父母双亡，流落他乡，拜了一个安徽师傅，苦练武功。出山以后，闯荡江湖，走上了黑道儿。三十年代初，凭着一身过硬的功夫，到上海来立山头，跟当时江湖上著名的黑道首领九江一盏灯、汉口燕子飞、常州一股香、镇江包三汉、梁山万飞飞、芜湖晏子平、安徽铁机子等人称兄道弟。他坐镇上海，指挥手下的徒子徒孙们在京沪一带专门做绑肉票和偷大户的生意，作案累累，名气很大，人称“江洋大盗”。富贵人家，听见他的名字都心惊肉跳。

        有道是：“常在江边走，难免不湿鞋。”在日伪时代，他绑票失风，被捕入狱，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提篮桥监狱。好在他的徒子徒孙们神通广大，金条、钻戒、高级礼品，源源不断地送进监狱里，上自典狱长，下至狱卒，人人都得到了贿赂。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狱卒对这个财神爷当然是百般照顾，有求必应的。因此，尽管他身在监狱里，不但生活得舒舒服服，而且继续指挥各路英雄好汉作案留名，弄得京沪一带的大老板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天下究竟有几个陈阿盘，也不知道关在监狱里的陈阿盘究竟是真是假。

        抗战胜利，蒋介石大赦天下，陈阿盘的徒子徒孙们四处活动，先买通了政府官员，得到了大赦的许可，又买通各小报记者，大肆宣扬陈阿盘已经决心改恶从善，这次被赦出狱以后，必将归顺南京政府。有的小报还把陈阿盘的武功吹得神乎其神，好像不是凡胎肉体，简直天下无敌似的。

        这一来，京沪两地的大老板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日夜提心吊胆，生怕陈阿盘一旦出狱，又会故技重演，继续作案。对于这种“江洋大盗”，有钱的人是向来不敢得罪他的。他们采取的是“抓不如防，防不如交”的对策，千方百计地要讨好他，不但要跟他交朋友，还要把他收为己用。

        到了陈阿盘出狱的那一天，各厂家商号的大老板们纷纷开着小车到提篮桥监狱门前去接。人人都想捷足者先得，人人都想把这个魔头变成自己的爪牙。结果还是扬子木材公司的张老板棋高一着：他买通了狱吏，把车子开进监里，陈阿盘还没有走出监狱大门，连自己的徒子徒孙都没有见着，就被请上了小车，直驶扬子木材厂。

        接待当然是十分周到也十分体面的：先沐浴更衣，换上了笔挺的高档西服，然后大摆宴席，座上不仅有知名的工商界人士作陪，还有各小报记者凑趣捧场。酒至三巡，老板又把最小的小少爷叫了出来，当场磕头，认了干爹。这一举动，不仅轰动了全座，通过各小报记者的生花妙笔，更是四方广为传播。京沪一带，不论是黑道白道，几乎人人都知道“江洋大盗”陈阿盘已经改邪归正，成了扬子木材厂老板的“座上客”了。

        从此，陈阿盘就住在张老板家里。张老板更是待他有如上宾，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还有专门的丫鬟伺候着。人心总是肉长的，陈阿盘受宠若惊之余，更是感激涕零，就再三表示要感恩图报，七尺汉子，不能住在花园洋房里吃闲饭、享清福。这正合张老板的苦心预谋，就委任他担任扬子木材加工厂的总工头，掌管全厂的工人和“拿摩温”，——这是英文Number one的上海话译音，本意是“第一号”也是工厂里对工头的称呼，——还给他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儿，建立了一个颇为舒适的小家庭，简直乐不思蜀。

        陈阿盘闯荡江湖，过惯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盗匪生涯，如今一旦安定下来，而且又是在出狱之后，再加上年事日长，手头积蓄也已经相当可观，果真有了“改邪归正”的想法，不顾各路英雄豪杰的极力反对，决心金盆洗手，不再干那绑票、盗窃的勾当，一心一意，只想给张老板效劳，从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在厂里，一方面手执藤鞭，监督工人生产，镇压进步工人，一方面又觉得“良田千顷，不如薄技在身”，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跟车间里的日本工程师学艺。他本是个极聪明的人，什么事情，一说就懂，一点就透，点头知尾，触类旁通，日子一长，熟能生巧，排车检修，样样精通，工程师不在的时候，车间里机器出了故障，都是他来修复。大家都说，他的本事比一般的技师还要高明些。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陈阿盘当惯了总工头，恶习不改，依旧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一九五一年的“四·二七”镇反运动大逮捕中，终于被捕入狱，结合以前的累累血债，判处死缓两年。考虑到他在木材加工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和经验，分配到劳动板箱厂劳改。

        当时板箱厂刚刚筹建，他先在锯木车间负责安装排车，又到拼板车间负责排车的安装。任务完成以后，就留在拼板车间当技术员，负责机器检修和规格尺寸。

        一九五三年四月，他的缓刑两年即将期满，想想自己是个镇压工人的工霸，以前还有血债，如今工人阶级坐了天下，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自己的，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那就图一个遗臭万年好了。他一不做二不休，趁领导干部还没有觉察之机，把车间里所生产的木材规格悄悄儿改动了一下：把所有的5字都改成3字。第二天，短了两寸的码单发到各小组去生产，各小组照单下料，锯下来的木板堆积成山。第三天，这些木料运到了钉箱车间，才发现全部木料都短了两寸。当天，两个车间都只好停工停产了。

        事故发生后，管教组毕训导员来到车间追查责任。全车间的犯人都惶恐不安地望着陈阿盘。陈阿盘真是胆大包天，他不慌不忙地走到毕训导员面前，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来说：“下料码单是我开的，这次事故的责任，完全在我。因为我的死缓两年缓刑期就要满了，我知道自己血债累累，罪大恶极，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共产党的政策是依靠群众，群众对我恨之入骨，我是必死无疑的了。这样一来，我思想斗争激烈，神志不清，写码单的时候，难免分心。一不注意，把5字写成了3字。仅仅一天工夫，锯下来的木板堆积如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罪上加罪，罪该万死，请毕训导员赶紧把我送到提篮桥执行枪决，以儆后效吧！”说完，跪在地上，痛哭失声。

        毕训导员叹了一口气说：“自从你来到板箱厂，成绩显著，确实有立功赎罪的表现。我们已经在半年多以前就给你上报申请减刑了。没想到今天你又闯了这么大一个祸！要是如实上报，追查起责任来，不要说你的减刑没有希望，连我们都要检讨呢！”他沉思了半晌，终于大发慈悲地说：“你这次出的责任事故，原因是思想开了小差，写错了数字。这和我们没有及时对你进行思想教育也有关系。现在只有发动群众，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办法，提合理化建议，积极补救，尽量做到不浪费或者少浪费，才能把事故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把事故的责任减少到最低限度。”

        说干就干，各小组长分头组织大家讨论，根据总的定货计划，把现有尺寸的木材充分利用起来，分批分档生产各种不同规格的木箱。又派人到益民食品厂去联系，把下一批定货的规格提前抄来，提前生产。这样，经过群策群力，总算把堆积如山的短了两寸的木料全部装钉成合乎规格要求的木箱，发到了益民食品厂，照单验收入库。一场重大的事故，就这样“内部消化”掉，居然没有人知道这是陈阿盘故意制造的。

        不久，提篮桥监狱开来一辆警车，把厂里一批死缓重刑犯押回去宣判。宣判大会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装进刑车送到盖家花园去了；陈阿盘则因为“劳动改造期间，认罪良好，成绩显著，有立功赎罪表现，根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结束，当场松开了五花大绑，用吉普车送回军工路劳动板箱厂继续服刑。

        锯木车间三号行车有个犯人叫王开生，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他年纪不大，长得魁伟英俊，聪明伶俐，好一副身坯，好一副相貌。但是他不走正路，干活儿吊儿浪荡，行事反复无常，而且胆子贼大，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都干得出来。众犯人都怕他三分，除了生产上的事情不能不接触之外，平时对他都是躲而避之，敬而远之，惟恐跟他多所交往，会招来不测之祸。管教干部对他也伤透了脑筋，只好把他安插在三号行车劳动，由小组长郑阿三监督。

        这个郑阿三，八尺身躯，力大如牛，一副铁面无私的面孔，打起人来，更不分场合地点。每逢王开山闹事，他就瞪大了眼睛阴沉着脸，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扑过来，挥起铁拳，打得他屁滚尿流，不再三求饶绝不住手。有道是“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连管教干部也不怕的“牛犊子”，还就是怕打，一打就服。犯人们都说：政府的这个措施，就叫做“以毒攻毒”。

        但是，王开生也只有在郑阿三的眼皮子底下看着才稍微老实点儿，一离开郑阿三的眼睛，就又会故态复萌、无法无天起来。

        一天，陈一新正在堆木场上低头丈量原木，王开生忽然悄悄儿溜了过来，手持搭钩，在原木堆中间钩出一根木头来。轰隆一声，整堆原木塌方了，几乎把陈一新压在下面。幸亏他眼明腿快，一个鱼跃，跳到了原木堆的上面，方才免了一场杀身大祸。陈一新大喊一声：“谁在找死？！”猛回头，只见王开生两眼凶光毕露，一跳也跳上原木堆来，恶狠狠地对陈一新当胸就是一拳。陈一新好歹也学过几招武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小肚子上。他忍住疼痛，一面挣扎，一面就势向陈一新的阴部踢来。陈一新侧身让过，正要还手，郑阿三听到巨响，从车间里窜了出来，见是王开生作案害人，立即出手，打得他满地乱滚，跪下求饶，方才住手。

        王开生无故害人，管教组特地组织同监犯人开了几次会，进行帮助。通过这几次会，大家才知道，这个王开生，不但是个流氓团伙的头子，而且绝灭人性，无恶不作，他开设地下舞厅，提供淫乱场所，一贯玩弄妇女，利用麻醉剂强奸、轮奸女学生，还威逼女青年卖淫、偷窃，甚至表演裸体舞、拍摄春宫照片。被捕入狱以后，大闹提篮桥监狱，穿过“和平衣”，关过橡皮监房，还是死不认罪。判刑以后分来板箱厂劳改，依旧恶习不改，寻端生事，一天也不肯安安宁宁地过日子，更不要说是好好儿劳动了。政府特地安排郑阿三用拳头“管教”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一次要把陈一新置于死地，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纯属无故寻衅。一连开了几天会，王开生还是态度蛮横，一点儿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气得大伙儿都说：像这样又硬又臭的家伙，简直就是一块茅房里的石头，不见棺材不落泪，除了枪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改造他了。

        一天，大家正在学习，训导员进来，通知王开生整理自己的行李，准备转监。王开生一听，当时就把浑身上下的衣裤都脱光，只剩下一条小裤衩，光着脚就要往外跑。训导员拦住了他，他梗着脖子扬着脸，眼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都要上刑场了，还穿什么衣服哇？我王开生光着身子来，还光着身子走，干干净净，无牵无挂！”

        训导员冷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是去上刑场呢？不也有可能宽大释放你么？”

        王开生一声狞笑：“押我出去干什么，你心里明白，我心里也清楚，别跟我说这些好听的了。要走就这样走，少啰嗦！我王开生干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自己比别人清楚；你们共产党要拿我开刀，我更加明白。闲话少说，要走就赶紧上车吧！”

        训导员见他不可理谕，也不再跟他多罗嗦，让开身子，进来两个武装警察，把他铐上铐子拉走了。他一边走一边还回过头来声嘶力竭地叫喊：“哥儿弟兄们，bye-bye再见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第二天，《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报道了流氓集团头目王开生无恶不作，罪在不赦，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新闻和照片，并且公布了他的主要罪状。管教组组织全体犯人学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像王开生这样的人，恶贯满盈，又死不悔改，简直是罪该万死，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社会秩序就不得安宁。特别是陈一新，几乎成了他无辜杀人的牺牲品，体会当然比谁都深。

        有道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犯人里面，也不是清一色，而是三流九等，什么样的人都有。

        锯木车间搬运组有个苏北籍犯人叫萧阿荣的，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流子，流落到上海以后，仍不务正业，东偷点儿，西偷点儿，抓了几次，也拘留过几次，因恶习不改，被判一年徒刑，送来板箱厂劳改。这个人身材强壮，一顿能吃四大碗饭，但就是不肯干活儿。管教干部说服教育，他满嘴里是是是，对对对，答应得很痛快，就是不兑现；同监犯人批评帮助，他给你个耳朵，来一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关他禁闭，他倒高兴，在禁闭室里唱开了大戏，闹得大家不得安宁，唱累了，倒头就睡。管教干部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跟班出勤，劳动不劳动就不管他了。转眼一年刑期期满，宣布释放，他却死皮赖脸地赖在监房里不肯走。干部们宣布停止供应他的伙食，他反正没有事情，干脆提前打开饭桶，自己盛上米饭，又到伙房去抢菜。公开提出要求加刑三年，说是回到苏北农村，生活还不如监狱里好。管教干部啼笑皆非，最后只好叫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把他抬到了大门外面，再把他的行李扔了出去，关上大门，就不再理睬他了。

        大伙儿说：这都是因为监狱里的伙食办得太好了，对犯人又太客气的缘故。要是这里每天连麸子面窝头也吃不饱，干活又苦又累，哪儿会有犯人释放了不肯走的笑话？

        板箱厂有个美籍犯人叫“兰克”，是个混血儿，因持枪抢劫被判七年徒刑。这也是个好逸恶劳的二流子。他非但自己不好好儿劳动，还东游西串，妨碍别人干活儿。可是政府对“洋犯人”有特殊的照顾，别人吃馒头，他吃面包；别人吃大米饭，他吃油炸锅巴，还要单独给他做汤，打回饭菜来，自己吃不了，就送给跟他知己的犯人。稍不如意，就大闹伙房，弄得管教干部也没有办法。干部不管，促使兰克气焰更加嚣张，变本加厉地无事生非，以开玩笑为名干些恶作剧的事情，欺负华籍犯人。闹得同监犯人切齿痛恨，谩骂政府重洋轻华，丧权辱国。

        犯人中本来就有不少是硬汉子，更不乏亡命之徒。他们见兰克借政府的保护尽欺负中国人，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经常打得兰克喊爹叫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跑到管教组去告状，干部就点名批评，大讲人道主义，大讲优惠外籍犯人的政策。几个不怕死的犯人公开顶嘴：“政府的政策是保护人民，惩处坏人；兰克是个坏人，政府为什么偏要保护他？这不是丧权辱国么？”管教干部一再强调：按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习惯分别对待，是注意国际影响，正是中国劳改政策的伟大之处，绝不是丧权辱国。犯人中又有人高声质问：“监房里还有德国战俘、也有印度阿三，他们也都是外籍犯人，为什么却和中国犯人同等待遇，偏偏就照顾这个美国佬呢？”管教干部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说：这是按公安局劳改处的文件办事。干部这样一解释，聪明的犯人就已经猜到，这个兰克，一定大有来头。

        经过这一次教训，兰克对敢于出头露面的几个犯人态度有了明显转变，不但见面点头哈腰，非常客气，还用烟酒食物之类的小恩小惠拉拢他们。按照规定，监狱里是不许抽烟喝酒的，奇怪的是，他却经常有高级烟高级酒送进来，高级的糖果糕点更是不在话下。犯人们与世隔绝，根本沾不到烟酒，在他的收买拉拢之下，连从前站出来为被欺负的犯人打抱不平的人，都成了他的好朋友，变成他的保镖了。

        有一天，训导员来叫兰克到大门口的“接见室”去接见。犯人们都知道：凡是非接见日能够安排到接见室去接见的人，不是情况特殊，就是大有来头。所以许多人都关注着他。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兰克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几个平时吃惯了嘴的犯人，赶紧迎了上去，帮他提东西。回到监房，兰克气度大方地把带回来的罐头牛肉、干鲜果品、各种糖果——都是美国产品，一股脑儿全摊在铺位上，请大家品尝。嘴馋的犯人，见了这许多好东西，早已经连哈拉子都流出来了，不让他吃还惦着偷呢，如今公开地请他吃，还有拒绝的道理？当然一边满口里嚼着，一边满口里赞着。兰克就说：他母亲在美国开一家餐馆，听说儿子进了监狱，通过外交途径来华接见，打算把儿子引渡回国。他母亲就在上海住着等他出狱，三天两头会来接见，从美国带来的东西很多很多，让大家喜欢吃什么只管吃。这样一来，嘴馋的人老是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总惦着占他的便宜。

        从此以后，兰克的母亲果然三天两头给他送东西来。更令大家惊奇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以后，兰克竟真的得到释放，而且准许回国了。临走的前一天，他把平时过得着的人都请到一起，招待大家吃吃喝喝，还把全部东西都拿出来，分给了大家。第二天只穿他母亲送来的一套新西服出狱。

        兰克出狱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中美没有建交，美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利都已经被取消，兰克的母亲开的是餐馆，并不是政界人士，兰克在中国持枪抢劫，又不是逃亡中国的政治犯，理应在中国服刑，哪有“引渡”回国的道理？看来，他的释放，不是他母亲通过上层路线疏通争取，就是用金钱财物贿赂收买。——当然，这只是大家的猜测。

        同样是外籍犯人，印度籍的犯人，可就没有兰克这样的特殊待遇了。

        板箱厂一共有几十个印度籍犯人，大都集中在钉箱车间，大家习惯于叫他们“红头阿三”。这些人，解放前大都给外国企业公司或私人住宅充当门役。他们头缠红布，手持木棒，站在门口，颇像一尊门神。老板招呼他们，一般都不叫名字，而是喊一声：I say（我说），由于I say的发音和“阿三”很接近，所以有“红头阿三”的通称。

        解放以后，这些人大都失了业，有的回国，有的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成了罪犯。

        这些成了罪犯的阿三，外面很少接济，监狱里供应什么吃什么，性格也很懦弱，自认低人一等，不但不敢在中国犯人面前耀武扬威，反而低三下四，任人驱使，听人摆布。恐怕这和他们民族被英国统治了四百多年，当惯了奴隶，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有很大关系。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人简直笨得出奇，反应迟钝，行动缓慢，挺大的个子却又没什么力气，木工车间里的活儿，简直什么也不会干。狱方实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安排在钉箱车间，让他们把钉弯了的钉子敲敲直，可是竟连这么简单的活儿也干不好。看起来，他们以前在洋人的大门口站岗，也不过是个“样子货”而已。

        锯木车间三号台面车的小组长金万春，浙江黄岩人，是个大麻子。解放前，他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解放以后，带领一批人马上山“打游击”，又被解放军围剿得走投无路，流窜上海，终于被捕，判了二十年徒刑。这个人身强力壮，个性梗直，待人热情，生产积极，经常得到管教干部的表扬。

        自从监狱里办起俱乐部，允许犯人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以后，每天下班，吃过晚饭，他就在广场上开讲。这个人天生的好口才，说起书来，不但语言有感情，脸部有表情，还加上手势、身段，就像在舞台上做戏一样，有板有眼，有声有色，特别是说到武松、鲁智深，形象更是活龙活现。开头的时候，不过二三十个人听听，后来听的人越来越多，不久就达到上百人，连劳动机械厂的犯人都走过来听。有的人听出了瘾头，每天一到时候就端张小板凳坐在广场上等待“开场”，简直就和正式演出一般。他说书，也和书场一样，每场说两小时，时间一到，正好讲到了节骨眼儿上，于是说一声“要知后事如何，明天接下去说”，就戛然而止，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

        一连两个多月，围着他听说书的犯人越来越多，连车间里的陆训导员也穿着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既然政府干部都不干涉、不制止，讲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听的人自然也就越聚越多。

        一天，两个厂的犯人都集中在钉板车间听报告，听完了报告，忽然宣布：锯木车间犯人金万春，借讲之名，行反革命暴动之实。经狱方搜查，在劳动机械厂的监房中查到了自制手枪配件多种，现在依法将骨干分子逮捕严惩。当场就把金万春和另外三个人铐上了铐子，押上了刑车。

        散会以后，犯人们回到监房，发现每个人的铺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有的人还发现丢了东西，只好忍气吞声，自认倒楣。

        自从大麻子被抓走以后，厂里就组织犯人进行坦白检举运动，许多听《水浒》听入了迷，暗中被大麻子鼓动也要像梁山好汉那样义结金兰、准备武器、企图俟机暴动越狱的犯人，聪明的坦白从宽，检举别人，算是立了功，情节轻微的免于处分，比较严重的也不过给个警告；而那些相信攻守同盟、拒不交待的人，结果落一个抗拒从严，有的被送回提篮桥加刑，有的转到边远艰苦的劳改单位去劳动。一场严重的越狱阴谋，就这样解决了。

        事后厂长做报告说：金万春借讲《水浒》故事为名，进行煽动，管教组早就有所觉察。之所以不加阻止，目的就是为了引蛇出洞，好一网打尽。其实，金万春如果聪明的话，看见陆训导员穿便衣混在犯人中间听故事，就应该有所收敛。他们见政府干部不表态，还以为自己的行动很诡秘，谁都没有觉察呢！

        板箱厂有个犯人叫张朴，外号人称“活扳子”，江苏省丹阳人。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一九三一年，他还只有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新四军，先在陈毅的警卫排里当战士，抗日战争中提升为排长，解放战争开始，又被提升为警卫连连长，直接负责保卫司令员的安全。十几年来，一直追随陈毅，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深得司令员的信任，常常得到司令的表扬，说他是个“将才”，连连得到提升。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张朴被委任为军管会主任。这时候，他已经三十二岁，还没有结婚。不久大陆全部解放，战争算是告一段落，生活相对地安定下来。转到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大都先后有了妻子。一年一年过去，张朴却还没有找到一位既年轻漂亮、又有较高文化的对象。

        一天，他独自一人在小苏州饭店吃饭，邂逅相遇一位相当美丽的女郎，长得体态轻盈，楚楚动人，打扮得既朴素，又大方。攀谈之下，互通姓名，得知她是一个大学生，姓白名艳秋。白小姐听说他就是南京市的军管会主任，惊讶得张大了眼睛说：“这个名字天天听见，还以为是个老头子呢，没想到竟是这么年轻的一位老干部！”

        两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意思。临分手的时候，就有些依依不舍，互相都留了地址。三天以后，张朴收到了白艳秋的来信，果然落笔不俗，不但文笔流畅，一笔字也写得很洒脱。想想这样的姑娘，外有相貌，内有文才，如果能够娶为妻室，实在是最为理想的人选。尽管自己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也还是立刻给她写了回信，约期仍在小苏州饭店见面。

        第二次见面，白艳秋打扮得更加漂亮了，言谈话语中，也更加脉脉含情起来。吃完了饭，她只跟服务员打了个招呼，服务员就再也不肯收他的钱。从此他们三天两头见面，南京市的几个大饭店，几乎都吃遍了。吃饭的档次是一次比一次高，花费当然也一次比一次大，所有账目，都由白艳秋支付。张朴虽然没有问她父亲干什么工作，心里猜测，准是个有钱的资本家无疑。

        过了一个来月，张朴已经被白艳秋的美色和风度迷住，一天不见，心里就好像丢失了什么宝贝似的，十分难受。但是每次和白艳秋见面，一提到婚姻问题，她就眼泪汪汪，好像有不可告人的苦衷，难于说出。问得急了，她就说“有情人难成眷属，成眷属不一定有情”，既然两人有情，就不必非结婚不可。问她到底是什么原因，却又怎么也不肯说。

        又过了几天，张朴怎么也忍不住了，把她约到公园里，很诚恳地要她把原因说出来，有什么困难，由他去想办法解决。经张朴再三动员，再三保证，白艳秋才说：早在五年之前，就由父母作主，把她许配给有权有势的崔人凤，不但举行过订婚典礼，还登过报纸。张朴一听说是封建包办婚姻，反倒不着急了，告诉她：如今已经解放，从前缔结的婚约，可以通过合法手续协商撤消。白艳秋眼泪汪汪地说：“崔人凤如今关在监狱里，如果他横下一条心，死活就是不肯解除婚约，谁也没有办法。”张朴一拍胸脯：“他关在监狱里，事情就更好办了。我亲自去提审他，给他讲明道理，不怕他不答应。”

        第二天，张朴果然从监狱里把崔人凤提出来审问。经过再三开导，最后崔人凤总算答应可以解除婚约，但要求到白家去签字，以求和白艳秋具体商谈条件。张朴想想这也不算过份要求，反正他在自己的看管之下，插翅也难飞走，就答应了。

        第三天，张朴把崔人凤从监狱里提了出来，派一辆吉普车，亲自押送到白艳秋家里，让他们在客厅里坐着谈判，张朴则回避到客厅外面坐等。不久，他们就谈妥了。白艳秋开门出来，要求张朴把崔人凤的手铐开开，好让他亲笔写解除婚约协议书。张朴见事情很快谈妥，心里高兴之极，哪里还会多想？果然掏出钥匙来把崔人凤的手铐给开了。

        一会儿工夫，一式两份的协议书写好了。正要签字，崔人凤忽然说肚子疼得厉害，要去一趟厕所。这种事情，张朴当然没有理由说不许。当即亲自把他带进卫生间，自己在门口立等。一等等了有十多分钟，还不见崔人凤出来，张朴连连敲门，不见里面有动静。推开门一看，卫生间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人影儿？张朴急了，赶紧回到客厅找白艳秋，却连她也不知哪里去了。找遍了所有房间，竟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这一惊，惊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再回卫生间去看，只见浴缸前面挂着帘子，拉开帘子，才发现这个浴缸是没有底的，下面直通地下室。

        事情到了这一步，傻子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了。急忙赶回监狱，查问崔人凤犯的是什么案子，这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军统特务，而且还是的大头目。这个所谓的白艳秋究竟是什么人，也用不着再问了。张朴知道事情严重，不敢马虎，立刻主动向组织上坦白交待了上当受骗的经过，请求处分，并在当天就被关进了禁闭室。

        张朴在禁闭室里，越想越觉得可怕。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已经无法宽恕，轻则判处无期，终身关押，重则枪毙，以儆后效。总算领导上考虑到他参加革命二十来年，功绩显著，又是光棍儿一条，并不是乱搞，在这样的前提下失去警惕性，也还是可以原谅的，所以只关了他六个月，党内给个处分，就调到上海来担任华东军区后勤部军需处主任。

        张朴来到上海，陈毅市长很关心他，几次打电话把他叫去，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还通过组织关系为他物色到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大学生结为夫妻，在一九五三年有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三十六岁得子，当然高兴得了不得。如果从此心满意足，不但家庭美满，前途依旧无量。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看看上海的资本家，娇妻美妾，衣食住行，优裕之极；看看中央首长，经常出国参观访问，威风之极；再看看自己，领的是固定工资，住的是机关宿舍，穿的是干部服装，总觉得过于寒酸，也对不起老婆孩子。

        事有凑巧：上海金星金笔厂来推销产品，他灵机一动：心想金星金笔可是名牌货，在东南亚各国享有盛誉，只是现在运不出去，所以产品滞销。如果自己能够以华东军区后勤部的名义把产品包销下来，再转手运到东南亚去销售，不但获利一定很大，还可以带着老婆孩子到印度尼西亚去旅游一番，饱览异国情调。利欲一熏心，就痰迷了心窍，胆子也大了起来，竟以军区后勤部的名义跟金星金笔厂签订了一份产品包销合同。

        想得天真，干的却是一件笨事。

        上海金星金笔厂凭定货合同向人民银行申请了生产资金贷款，完成了合同规定的生产任务，把全部产品按照要求发到十六铺码头，就要求张朴付款。张朴开出一张专款专用支票，就把全部金笔装上轮船，准备外运。金星笔厂拿着这张支票到人民银行归还贷款，人民银行发现中央军委并没有这笔专款，一面宣称支票无效，拒绝付款，一面急电请示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下令责成华东军区追查，发现是张朴假公济私，立即扣住了待发的轮船，并把张朴逮捕入狱，追回全部货款，来一个从轻发落，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送到板箱厂劳改。

        事情闹大了，陈市长还是亲笔给他写信，语重心长地教育他，鼓励他，他又领会错了，以为陈市长不忘故旧，还会为他开脱。于是在板箱厂摆起了老资格，不服从管教，不肯好好儿劳动，不遵守监规纪律，还拿出陈市长的亲笔信来张扬，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别人上班，他到处游逛，因此得了一个“活扳子”的外号。管教干部拿他没有办法，反正他走不出监房大门去，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

        张朴的老婆是个大学生，是“组织动员”结婚的，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和共同语言，加上上海姑娘一向不喜欢苏北人，张朴一进监狱，就和他离婚了。所以张朴在监狱里没有任何接济，生活当然比别人要清苦得多。他自己一摆老资格，就有那好事的犯人拿话将他说：“你在南京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也不过关了六个月禁闭就完事；你这件案子，不过是利用职权的经济问题，没什么了不起的。像你这样的老革命，如果提出申诉，一定可以提前释放的。陈市长现在已经调到中央去当外交部长了，你还不赶紧写份申诉书到最高法院去申诉？”

        张朴觉得此言有理，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没过多久批文就下来了，结果大大出于他的意料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张朴的案子是重刑轻判，撤消了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改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张朴希望落空，态度更加蛮横起来。管教组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据实上报。不久，张朴就被送回提篮桥监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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