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服刑期间，他的第二个儿子国雄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成绩在班内是第二名。那一年，高校考生严重不足，政府动员各机关单位在职干部以“调干”的形式带着工薪去上大学。因此可以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国雄的那个班，除两人外，都考上大学了。说来也许没人相信，没考上大学的两个人，正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第一名和第二名，其中当然也有他池国雄。

        正好那一年江西有一些工厂到上海来招工，池国雄知道大学与自己无缘，再说，也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就去报了名。这一回，倒是一考就考取了。从此就在南昌农业机械厂当工人，一干就是二十三年。六三年父亲释放的时候，他都已经当了五年工人了。

        虽然池步洲刑满释放，并没有留下尾巴，也没戴什么帽子，算是恢复了“公民”的身份，而且他不仅仅是“身有一技之长”的小知识分子，而是有“满肚子学问”的大知识分子，按说应该很有用武之地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一切讲究“阶级路线”，对刑满释放的人，有个非常混帐的名称，叫做“改释放犯”或“刑满释放犯”，刑满释放居然还称为“犯”，似乎“刑满释放”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犯罪行为似的，何况他还是国民党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呢？因此只能把他安排在街道办的房屋修建第三队里，做一些和泥、搬砖之类的体力劳动，每月工资四十元。在上海那个大城市里，四十块钱，还不够在中等饭店里吃一顿饭的，全家人生活之清苦与困难，可想而知。

        幸亏他的爱妻白须宾自从来到中国以后，不但一口流利的“国语”讲得比池步洲那福建腔强得多，更不容易的是：十八九岁才开始学中文的她，居然精通中文，一笔汉字，写得极为娟秀漂亮。因此，一九四八年池步洲一家到上海来以后，她即在一家纺织厂当会计，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收入，贴补家用，俾便能在物价飞涨的岁月中活了下来。解放后，如果大学里设有日语课，按说她应该是最难能可贵的日语教师了。但是一者解放后提倡“一面倒”，连语言也加上了政治色彩，“外语”课只许学俄语，号称世界通用的英语尚且不许学，更遑论“鬼子话”哉！

        池步洲被捕以后，她成了“反革命家属”，会计是“掌握财权”的人，不能交到反革命家属手中，工作终于失去。那一段时间，她只能靠给人家洗衣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活。后来幸亏姚耐、罗俊等人背后出力，以她长子参军为由，作为光荣军属，被安排到幼儿园去当个保育员，方才能够含辛茹苦地把两子二女（长子已参军）拉扯长大，教养成人，其中的艰苦，不言自明。

        池步洲出狱返沪以后，虽然释放证上没有写着戴任何帽子，名义上也是公民，但实际上戴着一顶无形的“黑帽”，而且是最高的黑帽：战犯，连三等公民也数不上，干的又是最脏的活儿，按照当时流行的称呼，叫做“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谁见了都会“掩鼻而过之”的。

        这期间，左右的邻居，当年的朋友，好多人都怕惹上是非，连跟池步洲见一面都不敢。例如人民银行储蓄部时期的人事科王科长、储蓄科潘副科长、汪股长及当年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和另一些同事们，虽然都知道池步洲已经劳改释放回来，也知道他没有戴什么政治帽子，但是经过镇反、肃反、反右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人们对于政治上翻过车的“反革命分子”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避之唯恐不及，是可以谅解的。

        只有东中野“沙龙”中人，到底旧观点浓，旧情谊深，能够做到不以成败论英雄，继续来往，而且是真心实意的，不是装腔作势的、虚情假意的。

        走动得最频繁的，还是梁孝志家。他们两夫妇一如既往，并不因为池步洲的身份变了而投以白眼。相反，每次登门，诚挚招待，没有一丝半点儿蔑视的音容，依旧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南海北，无话不谈，家常便饭，殷勤招待。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全没有勉强应付做作敷衍的味道。

        解放以后，圆明讲堂被政府封闭，改为某工厂的仓库，大多数和尚都还俗了，只有明旸法师依旧吃素，也不结婚，靠在工厂里干活儿的微薄收入“自食其力”。因为是单身，依旧住在圆明堂旧址的一间小房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到姐姐家里来混日子，也帮姐姐干些家务活儿。赶上姐夫宴请朋友，他也帮忙端酒上菜，但他自己恪守佛门戒规，不沾一点儿荤腥，只吃素菜。

        还有一个刘子崧，每次到上海出差，总要到池步洲家里去坐坐，照常来往，照常畅叙，并不因为一个是党员一个是“战犯”、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而有隔阂。他还多次提出来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任教，倒是池步洲不愿牵连朋友，婉言谢绝了。

        三年后，大陆开展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池步洲受到冲击，数次被抄家，不但他本人受到了折磨，也牵连到妻子儿女，跟他一起受苦。他的子女在学校里功课名列前茅，成绩优异，得之家传，对数学尤有天分，但也囿于“阶级路线”，无缘进大学深造，只能以“知识青年”的身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中“面朝黄土，背负青天”，逐渐消失才华，蹉跎青春。

        可以设想，如果池步洲果真接受了刘子崧的聘请，到福建农学院去任教，则他们两个，势必一根线绳上拴俩蚂蚱，跑不了这个也蹦不了那个也！

        不过刘子崧这人也怪，作为三十年代初期的老党员，解放以后本来应该当个更大的官儿，但他却安于教务，不追求高官厚禄。以他的学识与才华，本应该有若干著作问世的，但终其一生，居然一部书也没有出版过。一九七六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宣布结束，池步洲到福州去探望五哥、五嫂，刘子崧听说了，多次来找池步洲畅叙，还多次提出要请池步洲到他的农学院去教书，有一次甚至把应聘的表格都带来，一定要池步洲填写。像这样“超然物外”、不以阶级偏见待人的人，在党内可真不多。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几乎人人都“触及了灵魂”。当年人民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吴天敏，年轻，漂亮，活跃，简直是一颗璀灿的明星，竟也遭到了“管制”的处分，最后落一个夫妻二人双双开煤气自杀的下场。

        比较起来，梁孝志因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倒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的内弟，因为坚持吃素，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典型，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批斗，还把猪肉硬塞在他嘴里，强迫他“开荤”，不料从小吃素的他，也和唐三藏一样，一碰到荤腥就呕吐，终于保住了佛门子弟的“纯洁”，弄得红卫兵们也无可奈何。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许多事情走向了“革命”的反面：当年红卫兵们所要“砸烂”的“封资修黑货”，经过上山下乡锻炼的小将们回城以后，竟比当年的“老黑帮”更加热衷。宗教活动不但恢复了，而且比“文革”以前更其活跃，信徒也更多。有许多当年的老党员、最彻底的无神论者，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终于大彻大悟，扬弃了“阶级斗争”学说，居然变成了虔诚的宗教徒，大谈其“博爱”和“为善”。上海的圆明堂修整一新，明旸不但重新当上了主持，还当上了上海市最有名的龙华寺主持，后来又当上了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佛教协会上海分会会长，经常出国访问。有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孝志也得了个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的头衔，并被聘为圆明堂执事，还曾跟随明旸法师出国访问；陈秀惠也成了圆明堂的内当家，帮助弟弟处理一些日常杂务。

        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池步洲一家的遭遇，方才有了小小的转机，得到了小小的自由。这时候，中日邦交已经恢复，与海外通信，也不再算是“里通外国”，经白须宾写信到日本探询，得知她的父母早已谢世，弟弟也在战后不久病故，只有两个姐姐还健在。一九七六年，白须宾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申请赴日探亲。

        一别三十年，沧海桑田，变幻极大：故土既不依旧，故人太半零落，依稀难寻旧梦，恍惚有如隔世。回想当年离别亲人的场面，却仍历历在目，感慨唏嘘，自不待言。

        两个姐姐都劝她落叶归根。她没有办理过改变国籍的手续，日本政府仍认为她是日本人，因此并不存在恢复国籍之类的问题。她仔细想想：以池步洲的身份，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仅仅因为政党派系的不同，不但所有功劳一笔勾销，爱国反而有罪，如今进入老年，犹以出卖劳力为生，在大陆的处境，不会有多大改善。从子女的前途出发，只有申请“回国落籍”，子女的深造，庶几有望。于是在姐姐的帮助下，办理了手续，在日本定居，并把几个孩子也都陆续迁回日本。

        这一来，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生活的道路上挣扎，在事业的道路上奋斗，艰苦拼搏，惨淡经营，个中辛酸，一言难尽！

        所幸池步洲的几个孩子继承了乃父的遗传基因，天份分不低，智商极高，特别善于经营。如今子孙们在日本、在中国都开有工厂、办有企业，并秉承父志，继续从事中日友好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活动。他们的业绩，因为不属于这部书所要叙述的范围，这里不多罗嗦。如果有可能，不妨单独再写一部书，专门介绍。读者诸君，“且听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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