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春雨”的江南水乡，还没有切身感受到山海关外的“铁马秋风”。

        侯峒曾闲居在家，看着他的朋友们奋勇向前，一路高歌。他的苏州朋友张溥、杨廷枢分别考中进士和举人，率领复社同仁涉足政治，向阉党宣战；他的松江朋友夏允彝、陈子龙组建了著名的文学社团几社，在文坛上占据一方。

        峒曾没有参加朋友们的社团。一来父亲生前告诫他远离政治，二来他已经考中进士，无须参加社团。他祝贺杨廷枢科场得志，也表达了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泊——“时危渐觉科名薄，道在还知礼乐尊”。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峒曾除了忙一些应酬，比如应邀写序、写碑记、出资修桥，做的最大一件事是续修族谱。

        国有国史，县有县志，族有族谱。从某种角度来说，拥有族谱，是一个家族家大业大的象征。编修族谱、修建家庙、修缮祖坟，都可以彰显家族的实力，强化家族的凝聚力。

        侯家的族谱始修于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侯家的祖上本姓杨，是没有子嗣的侯家从亲戚杨家过继过来的。侯尧封出身寒门，他走上仕途后，将自己的家族渊源追溯到古代巨族。他写过一副对联贴在家庙：“一代文明承上谷，百年清白自弘农。”弘农杨氏是汉唐时代西北的望郡巨族，上谷侯氏是古代北方的另一大族，侯家的杨姓先祖未必与弘农杨氏有关联，嘉定侯家也未必源自上谷侯氏，但侯尧封对此津津乐道。

        侯尧封的儿子们也看重自己身上的杨姓血脉。其中一个儿子侯孔龄（峒曾的叔祖）认为，杨姓先祖本是侯家的表亲，虽过继到侯家、改姓侯，但按照礼制，他的子孙后代不应姓侯，应改回杨姓。据说，侯尧封在世时，也几次想恢复杨姓，只是没有实现。

        到侯尧封的孙辈，也就是峒曾的父辈，侯家继续在清明、中元举行全族祭祀，但在祭祀杨姓先祖方面，意见似乎发生了分歧。峒曾的父亲侯震旸迁居县城后，把龙江村家庙的祖先牌位迁到了城内的家庙，龙江村的家庙随之衰落。侯震旸身为长房长支，倡议其他支系聚集到他这里祭祖，不过，随着亲戚关系逐渐疏远，一些支系来城内祭拜的次数和人员越来越少。

        现在，1632年，在侯尧封修谱六十年后，峒曾再次修谱，不过他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他重新整理侯家的祖先世系，没有改回杨姓的打算，反而弱化了杨姓先祖的地位，把杨姓先祖的儿子作为自己这一支的始祖。他认为，明朝品官的家庙仿照宋朝，但礼法并不严格，所以才会出现侯尧封当年设立家庙时并排祭祀侯姓、杨姓两个始祖的现象。从侯尧封开始，侯家变得人丁兴旺，侯尧封一共有六个儿子，十二个孙子，十一个曾孙，六个玄孙。在庞大分散的族谱中，峒曾只续修了自己这一支的世系，换句话说，他修的不再是“族谱”，而是范围更小的“家谱”。

        在家庙祭礼上，峒曾也有类似举动。续修家谱前，他在城内的家庙举行祭礼，保留高祖父的牌位，不再摆放杨姓先祖及其儿子的牌位，新设立曾祖父侯尧封、祖父侯孔诏、父亲侯震旸及其妻室的牌位。参与祭祀的成员都是侯尧封的后人，除了峒曾、岐曾兄弟，还有他们的叔祖、叔父、堂弟，以及六个年少的子侄玄汸、玄洵、玄演、玄泓、玄洁、玄瀞。在圆沙海滨的家族墓地中，峒曾修葺了父亲侯震旸以上五代人（不包括杨姓先祖及其儿子）的墓，在碑上镌刻了逝者的生卒年月、墓穴位置、子孙的名字和婚姻情况。

        峒曾在祭礼和修谱上的改变，或许有这么几个原因。侯峒曾所在的一支是侯尧封的长房，也是功名卓著的一支，在侯家的支系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侯尧封在世时，侯家家族薄弱，难免附会古代著姓，辅助本族立足；到了侯峒曾成年后，侯家家业壮大，地位不可撼动，不需要再攀附古人，只需要强化清晰的世系。

        家族不断繁衍，枝干变得分散。侯家没有再恢复杨姓，但延续了侯尧封的精神，自称“上谷侯氏”。峒曾无暇顾及整个家族，只能专注于自己这一支。侯家六子初长成，他和岐曾更加重视对六个孩子的培养。

        峒曾赋闲期间，侯家的孩子们渐渐长大。峒曾有三个儿子：玄演、玄洁、玄瀞。岐曾也有三个儿子：玄汸、玄洵、玄泓。六个孩子的年龄最大相差不到十岁，按照长幼排列，数岐曾的长子玄汸年龄最大，即将举行二十岁弱冠之礼，已经考中秀才，在县学读书；玄洵也已经考中秀才，玄演、玄泓、玄洁都是十多岁，开始知晓一些国家大事，学习写诗、做文章；年纪最小的是玄瀞，不到十岁，正在学习声律和对偶。

        要把六名少年培养好，不能只依赖学校，还必须重视家塾。十年来，峒曾的朋友徐时勉、马世奇都在侯氏家塾教过书，后来陆续考中进士去了外地做官。侯家又请过两位老师，他们的教学平淡无奇，没有给孩子们留下太深的印象。

        峒曾、岐曾开始在朋友中物色优秀的塾师。在1633年的南京乡试中，岐曾又一次名落孙山，值得庆幸的是他重逢了老朋友黄淳耀，不算空手而归。黄淳耀也没有考中，他接受了岐曾的热情邀请，到侯氏家塾教习，这样既能拿到薪水，又能和友人一起准备科举考试。

        在过去十年里，黄淳耀在嘉定多个大家族担任塾师，其中四年受聘去松江教书。在教书之余，他四处拜师求学，直接受教于大文学家归有光的高徒——嘉定文学家娄坚。

        黄淳耀喜欢读，将读书时的思考和疑问写成一本《〈史记〉质疑》。他还喜欢探究内心，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知过录》《自监录》《吾师录》等一系列作品。

        他对文学有独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好文章要像浙江菜，柔甘清齐，五味协调，喜欢哪种口味都可以从中获得满足；如果做成了四川菜，用浓汤厚酱覆盖了食物原有的味道，就失去了食物本身的韵味。

        写科举文章时，黄淳耀从老师娄坚那里学到的思想是“不如放纵”。文章精致固然好，如果能打开思路，让肺腑之言自然流淌，文章就能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这种师承让黄淳耀写得一手好文章，只是未必完全适合科举。他虽然喜欢文学，也喜欢钻研科举文章（称为“制艺”），但他从心里抵触科举考试。他写过三篇长文《科举论》，详细陈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朝的积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倡导实用之学。他认为，科举最大的弊端，是使读书人华而不实，士气卑弱。黄淳耀的师长们，从归有光到“嘉定四先生”程嘉燧、娄坚等人，都算不上科场得意，但他们依然是出色的文学家。

        一方面努力钻研科举文章，一方面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黄淳耀将看似矛盾的两方面集于一身。峒曾和岐曾选他为塾师，足见他们对黄淳耀的赏识。

        黄淳耀与归有光的文学品味一脉相承，他最推崇的文学家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前朝学者这样评论陶渊明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黄淳耀年少时本名金耀，读书后改名淳耀。天然淳朴，率真纯粹，黄淳耀将陶诗的真谛标记在自己的名字中。

        黄淳耀和峒曾、岐曾兄弟都喜欢写和陶诗。和陶诗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他们推崇的宋朝文学家苏轼开创的。苏轼曾说过：“吾前后和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黄淳耀也喜欢写和陶诗，至少写过一百零三首。无论是与友人饮酒，还是随手翻阅，他都会追随陶渊明的题目和韵脚，另外唱和一首。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陶庵。

        黄淳耀来侯家后，很快主导了侯氏家塾。孩子们对这位新来的塾师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好感。

        在黄淳耀来之前，家塾的两位先生讲“四书”时只是照本宣科，将坊间的传本鼓吹演说一通，要求孩子们熟练背诵就算了事。孩子们深感无聊，峒曾和岐曾也认为老师的讲解毫无启发可言。

        黄淳耀主掌侯氏家塾后，将一贯使用的“四书”撤去两种，抛弃坊间流传的版本，自己撰写讲义。当玄汸把作业交给黄淳耀时，黄淳耀对孩子们说，你们都被书上讲的东西禁锢了，我教你们时，你们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想法。当他讲解书中的章句时，孩子们看到他的神情斩钉截铁，一是一，二是二，三言两语就能把令人迷惑的语句讲解清楚，启发式的教育方式使孩子们看到陌生字句时也能触类旁通。

        在他的教导下，孩子们明白了，“四书五经”是博学多识的前朝学者撰写的，是为了将知识和思想传递给下一辈人，为后人指点迷津，不是为了让人将原书奉为完美之物，求全责备于后人。

        为了增强家塾的学风，黄淳耀还推荐自己的朋友夏云蛟、陈俶来侯氏家塾讲学。岐曾欣然接受，全部邀请过来。有时候，黄淳耀还带来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弟弟黄渊耀，和年龄相仿的侯家子弟一起学习。孩子们按时将写作的诗文交给黄淳耀，由他点评。

        在教习与交流中，黄淳耀逐渐掌握了侯家子弟不同的风格。

        玄汸年龄最长，刚满二十岁，才高气清，“为文缓急丰约，动中精要，章止句绝，余思满衍”。他的祖父侯震旸在世时，他尚年幼，却很关心朝政大事。当他听到祖父与长辈谈论宫廷里的“红丸案”时，毫不客气地提出了疑问，直问得长辈哑口无言。不过，他长大考中秀才后，兴趣发生了变化，更喜欢实用性强的经世之学，比如钱粮、水利等。

        玄洵比玄汸小三岁，形体虚胖，体弱多病，有时无法跟兄弟们一起学习。他性格倔强，不甘心因为疾病落于人后，经常鞭策自己写作。有一次，他的舅舅和父亲岐曾在船里饮酒，舅舅给他出了两道题，他完成后交给童子，由童子交给舅舅。急于知道结果的他，趁着夜色趴在河边树底下，悄悄聆听舅舅在船里朗诵他的诗句。在侯家友人陈子龙看来，他的诗文“风仪整秀，规简贞令”。

        玄演的文章“如园林雨过雕葩刷芒，又如上帝阴兵截然而下”，可谓奇、法并存。他喜欢思考哲学问题，喜欢研究程朱理学。

        玄洁文笔飘逸，爱好书法，喜欢临摹前代名家的作品，“沉思独往，不阡不陌，汗澜卓诡，诘曲幽异”。

        玄泓是黄淳耀最赞赏的侯门子弟，他的文笔清新俊逸，写情景诗时雅致淡泊，如“秋水芙蓉依风独笑”，写应用文则充满气势，如“千金骏马注坡蓦涧”。玄泓的阅读兴趣广泛，经史典籍、天文地理、医药占卜、佛道宗教无不涉猎。他口才好，擅长辩论，喜欢和别人讨论天下大事。他的写作习惯也很有趣，有时文思泉涌，一天能写几篇，有时灵感匮乏，几个月都写不出一篇。

        玄瀞年龄最小，却不甘示弱。他是黄淳耀眼中的“圣童”，他的诗文“渊然有奇气”。

        不到两年，黄淳耀的教习就有了显著成果。继玄汸和玄洵考中秀才后，玄演、玄洁也考中了秀才，其中玄演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廪生。仿佛是上一代“江南三凤”的荣耀重现，新一代侯家少年再次引起人们的瞩目，获得“江左六龙”的赞誉。

        看到孩子们积极上进，峒曾非常欣慰，对他们的教育也更加上心。他时常考察孩子们的作品，加以指点。

        什么是峒曾眼中的好诗文？他拿唐代文学家韩愈写给儿子的长诗《符读书城南》举例子：

        ……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欲知学之力，贤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学，所入遂异闾。……

        韩愈的这首教子诗以父母的口吻，告诫孩子人与人的差距在于后天努力，要珍惜时光，勤学上进，不要过分倚赖物质条件。整首诗的风格平易近人，朗朗上口。不过，前朝学者崇尚典雅的文风，用一个“俗”字评价韩愈这首诗，否定了它的文学价值。

        但这是峒曾眼中的好诗。他向孩子们传达了他和岐曾的文学观——“夺华践实，文艺其末事也”。一篇好诗文，要有实实在在的内容，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至于华美的辞藻和别致的写作技巧，很多人趋之若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

        他鼓励孩子们写作。孩子们年幼时学习对偶、排比、八股文，写好后放在一起品评；年少时练习宫体诗，做联句游戏，推选优秀者为考官。峒曾、岐曾看到孩子们舞文弄墨的情形，笑骂他们浪费纸笔，但不多加干涉。有时候，峒曾找来府试、院试等不同阶段的试题，让孩子们按照题目写文章。他一一点评，心中暗暗满意黄淳耀的教习。

        当亲朋好友索要孩子们的试卷时，峒曾把几年间儿子、侄子的优秀考卷搜罗出来，加上评语，交给刻书坊印装成册，分发给亲友。

        对刻书坊、书肆来说，优秀的应试作品集永远是市面上的畅销品。峒曾为孩子们能出版自己的文集而高兴，一如他多年前在苏州游学时出版了《韡韡编》。在科考竞争激烈的年代，年轻时能在文坛上占得一席之地，不算坏事。陶渊明为自己的孩子不喜欢读书而烦恼，感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相较而言，侯家“六龙”声名远播，让峒曾兄弟和黄淳耀倍感欣慰。

        同时，峒曾也有一些担忧。他感慨时代风气的变化，告诫孩子们说，前人只有功成名就后才敢出版作品，现在的年轻人追求虚名，急于刻印作品，徒费木版和纸张。他告诫他们，一定要有真才实学，不要做外强中干的轻浮之徒，以免给人留笑柄。当孩子们把峒曾的话告诉黄淳耀时，黄淳耀深表赞同。

        侯氏家塾的文学交流并不局限在高墙内，还融入日常生活中。文学，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味调料。

        无论名山大川，还是花鸟鱼虫，无论翻阅典籍，还是游览古迹，无论落寞独坐，还是群聚宴饮，他们吟咏世间万物，随时随地抒发情绪，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他们赋诗、和诗、联句、彼此赠诗、以诗代信。他们的才艺，在点点滴滴的文学修炼中不断进步。

        当他们举行家庭聚会时，文学给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气氛。聚会时，酒桌上必不可少的是行酒令。行酒令，是他们的文字游戏。在有限的时间内，按规定的题目和韵脚作诗，按水平高低排出名次，本来就是一件紧张而刺激的事，再加上掷骰子、角色扮演等元素，更让人兴奋。

        状元令是时下新兴的骰子玩法，是在县学读书的族人侯孔释带来的。一圈人围坐桌前，摆上纸笔和酒杯，从掷骰子开始游戏。骰子点数最大的为主司（主考官）。主司出题，其他人按题目作诗，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完交给主司，由主司一一评定高下。诗作优秀者为举人，最优秀者为状元，书法优秀者为誊录，其余人充当巡察，最后一个写完的要被罚酒。另一种类似的玩法是报子及第，骰子点数最大的为报子（成绩报录人），报子充当主司，其他人交上考卷，由报子评定成绩，第一名为状元。之后，每个人按自己的名次给报子敬酒，报子再一一回敬。下一轮开始时，由上一轮的状元担任主司，继续出题。

        把严肃的考试变成娱乐，在虚拟世界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状元令受到大江南北读书人的欢迎。侯家每次亲友聚会，都要玩上几轮，玄演、玄汸、玄洵都得过状元。

        一次，轮到岐曾当主司时，年仅十三岁的玄瀞伸手向叔父要纸。岐曾一乐，递给他几张。岐曾出的题目是《弓》，要求大家以弓为主题作五言绝句。众人或皱眉沉思，或仰头望天。黄淳耀写道：“拟处秋毫准，弯时二石强。木心元正直，持汝献文皇。”他在诗中引用了一个典故，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一定能得状元。所有人的诗作上交，成绩揭晓，获胜的居然是玄瀞。“干姿揉劲木，弯引尚新弦。猿臂何时得，能令半月圆？”玄瀞的诗句一出，众人称奇。他的力气还不够将弯弓拉满，却想到了“猿臂善射”的汉代将军李广。儿童的志向让众人耳目一新，岐曾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名给了他。

        “猿臂何时得，能令半月圆？”玄瀞的佳句一时传遍远近。十里八乡的读书人慕名而来，请求侯门师长的指教。黄淳耀应时而动，亮出了新举措——每月在侯家举行公开会课，开展诗文竞赛。无论富家公子，还是寒门子弟，来者不拒。他负责出题和点评，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写的诗文最优秀，谁就胜出。赛场设在侯家的正堂仍贻堂内，堂中的陈列架上摆着文房四宝、小件古董作为奖品，上面用纸条标着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黄淳耀、侯岐曾依序为弟子发放奖品，勉励他们再接再厉。

        在登门求教的弟子中，最令人欣赏的是陆元辅和苏渊。

        陆元辅是嘉定马陆镇的年轻人，酷爱读书。据说，酷暑时节，他与同学一起读《十三经注疏》时，胳膊上的汗水打湿了稿纸，蚊虫环绕着他嗡嗡响个不停，他毫不在意。他富有才气，自尊心强，当黄淳耀鞭策他的学业时，他常常羞愧得落泪。他继承了黄淳耀的气质，给自己取了“默庵”和“菊隐”两个号。

        苏渊是从侯家的公开会课中脱颖而出的。他住在嘉定城南，相貌清瘦，性格木讷。他自幼爱好写作，擅长写八股文，但毫无名气。在侯氏家塾的一次竞赛中，岐曾偶然看到他的文章，啧啧称奇，在他的卷面上写下一句评语：“如此文一字十缣，犹云薄赠”。众人叹服，从此对苏渊另眼相看。苏渊则与侯家子弟成为朋友，一起读书旅行。

        此后，每月一到会课日，侯家门庭若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登门求教，希望拜黄淳耀和侯岐曾为师。岐曾虽没有考中举人或进士，文学名声丝毫不逊于峒曾。他笔耕不辍，喜欢奖掖后学，后辈公认他“为江左文章名教之宗者三十年”。他不参与文社间的门户之争，致力于促进江南文学圈子的和谐。

        自由交流和兼容并包的心态，使侯氏家塾不再是封闭的私塾，更像是读书人切磋学问、扩展人脉的开放式空间。在普遍重浮名、轻实学的大环境下，侯氏家塾“搜罗实学，不事浮名”的精神声名远扬，成为“吴下教子第一家法”。

        侯峒曾欣然看着这一切。下一代人的教育走上正轨后，他也该继续筹划他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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