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峒曾在江西为官期间，黄淳耀告别了侯氏家塾。

        黄淳耀总共在侯家教了六年书。六年里，侯家“六龙”跟从黄淳耀读书，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六年里，黄淳耀也声名远播，成为闻名江南的优秀塾师。他除了教书，人生经历不算太丰富：为去世的母亲守孝，安慰痛苦的父亲，照顾年幼的弟弟渊耀；和岐曾一起去南京参加乡试，两人屡试不第；应峒曾的邀请去江西旅行，遍览东南的名山大川；和岐曾去南京履行复社义务，与复社一百四十多名成员参加《留都防乱公揭》集体签名，将阉党党羽阮大铖驱逐出南京城。

        黄淳耀离开侯家，完全出于偶然。一天，岐曾忽然收到常熟友人钱谦益的信。钱谦益在信中说，他想邀请黄淳耀去钱家担任塾师，希望岐曾同意。

        对于钱谦益，侯家人并不陌生。钱谦益与岐曾的父亲侯震旸是同年进士，是岐曾的长辈。钱谦益年轻时，以出色的才华夺得殿试探花（第三名），入职翰林院。他是公认的东林党领袖，在宦海中几度浮沉，最终遭到削职，一直住在常熟老家。

        政治上的挫折没有影响钱谦益的文学名声。他是当朝最知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被奉为文坛的泰山北斗。他的诗歌凝聚了唐宋名家的精华，文章兼具学问与思想，大大振作了文坛的风气。除了文学，他的藏书量也让天下读书人艳羡，他在版本学、历史学多个领域皆有研究成果。

        钱谦益交友广泛，是侯家的座上客。早在二十年前，侯震旸为母亲举办寿宴时，就请钱谦益做过序文，当时岐曾才二十多岁。七年前，侯家安葬已恢复清名的侯震旸时，钱谦益专门为故友撰写了墓志铭。

        这一次，钱谦益怎么会想到邀请黄淳耀呢？原来，他想为年幼的儿子钱孙爱寻找一位优秀塾师，请好友程嘉燧推荐合适的人选。程嘉燧身为嘉定文学元老，不假思索，直接推荐了黄淳耀，又补充道，黄淳耀正在侯家当塾师，与侯家交情深，未必请得来。于是，钱谦益给岐曾写信，请岐曾“割爱”放人。

        按照当时文学塾师的收入水平，再加上黄淳耀与侯家的交情，可以估计，黄淳耀在侯家的薪水大约为每年五十两银子。钱谦益以厚礼相请，想必出价更高。黄淳耀知道钱谦益在文坛的大名，但他不感兴趣。岐曾也不舍得他走，但不能驳了钱谦益的面子。在岐曾的竭力劝说下，黄淳耀才答应动身前往常熟。

        常熟在苏州北部，距离嘉定一百多里。黄淳耀到常熟后，安置好年迈的父母，开始了在钱家教书的时光。

        钱谦益的家中总是高朋满座，他与朋友诗文往来，觥筹交错，忙得不亦乐乎。他赞赏黄淳耀的才学，对黄淳耀以礼相待。黄淳耀在钱谦益家中，却自有一套处世方式，哪怕是钱谦益本人也无法勉强他。

        一次，苏州巡抚张国维到钱家做客，听说黄淳耀在钱家为塾师，邀请他出来相见。当时，钱谦益的一名朋友来访，以私事求钱谦益向张国维说情。恰巧钱谦益已有私事向张巡抚请求，不便多说一事，就悄悄劝黄淳耀出面。结果黄淳耀坚决不肯。钱谦益的朋友见黄淳耀无动于衷，以最快的速度让黄淳耀的父亲写了个字条捎给他。黄父的意思是，如果你能替人美言几句，咱家的生活就能好转不少，你也算对父母尽孝了。黄淳耀看完，依然不肯，事情不了了之。后来他解释说，自己在佛前以三条戒律约束自己：不妄取，不二色，不谈人过。他不能因为别人的请求，破坏了“不妄取”的戒律。

        这不是黄淳耀第一次拒绝父亲。之前有一次，黄淳耀在松江府教书，一位县令听闻他的才气，想请他做自己的幕僚。县令送给黄淳耀的父亲几百两银子，希望黄父能说动黄淳耀。黄父拿出了很多理由劝儿子，比如家境贫穷需要接济、幕僚比塾师的薪水高很多，结果黄淳耀答道：“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父亲面对如此顽固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办法了。

        钱谦益推崇黄淳耀的八股文水平，认为黄淳耀与唐朝八股文名家韩愈不相上下，这也是他请黄淳耀为塾师的原因。同时，他尊重黄淳耀的品行，碰上风流放纵的场合，不再邀约黄淳耀，主客两相便利。

        黄淳耀在钱家教书期间，不时参与钱谦益主导的聚会。他结交了不少优秀的江南文人，还加入了常熟本地的文社——临社。他曾与钱谦益一起泛舟尚湖，曾去古老的兴福禅寺与高僧对谈佛法，也曾在虞山和村民一起吃老虎肉，告诉村民远方还有“猛于虎”的战争。

        不过，北方的战乱毕竟遥远，几乎没有影响江南的生活。

        1641年春天，玄汸、玄泓兄弟二人收到钱谦益的邀请，来常熟参加文学聚会。出席聚会的还有黄淳耀和他的朋友夏云蛟，以及苏州的尤侗、杭州的陆圻、常熟的钱安修等江南知名诗人。在黄淳耀的引荐下，玄汸、玄泓和夏云蛟也加入了常熟的临社。

        他们的聚会地点在钱谦益的别业——拂水山庄。山庄坐落在常熟城外，背靠虞山，面临拂水。暮春时节，山庄外绿柳绕堤，桃花盛放，农民在不远处的田里耕种。山庄内曲水潺潺，草堂前绿竹猗猗，一棵茂盛的红豆树尤其引人注目。伴着清雅的古琴声，文友们缓步观赏，每至一处好景致，便停下来谈笑赋诗。夕阳西下，凉风习习，他们爬上山坡，坐在巨石上眺望远方。远处的尚湖里惊涛翻滚，不见一只船，只有淡绿的芦苇和白色的荻花在岸边摇荡。

        他们谈起了更多话题，有眼前的人，也有千里之外的事。

        扬州友人郑元勋的影园里，一株珍稀的姚黄牡丹盛开了，一开就是五朵。郑元勋在长江两岸广发请帖，征集以牡丹为主题的吟咏诗，许诺奖赏优秀者。一时间，四方名士云集扬州，围住一株尊贵的“牡丹之王”，竞相以最美的语言描摹它的美貌。最后，郑元勋收到了上百首诗，刻印成一卷《姚黄集》，派人渡江送到钱谦益的常熟寓所，请钱谦益点评，并为诗卷作序。钱谦益在序言中除了助兴，还告诫读书人，眼前的牡丹未必是宋朝文人吟咏的代表祥瑞的牡丹，勉励读书人多关心国家的战事和眼前的饥荒。诗卷在众人的期待中渡江传回扬州，广东才子黎遂球以十首吟咏诗力压群英，夺得魁首，号称“牡丹状元”，连续三天在扬州城内骑马巡游，接受人们的欢呼。

        他们应该也会谈起柳如是。在刚过去的冬天，二十余岁的秦淮名妓柳如是身穿儒服，乘坐一叶扁舟造访钱谦益。这是他们两人继鸢湖名士聚会后第二次见面。之前，柳如是在江南已有盛名，她能饮酒，能赋诗，擅长琴棋书画，也能纵谈时政，受到江南文人的追捧。她不到二十岁时曾经两次拜访嘉定，与程嘉燧、唐时升、张鸿磐等嘉定名流游宴酬唱，成为嘉定的一段文学盛事。柳如是虽为风尘女子，却立誓非名士不嫁。她与陈子龙有过一段情缘后，终因二人志趣不同而分道扬镳。她与钱谦益再见面时，两人一见如故，一起游历苏杭，一起除夕守岁。眼下，钱谦益正在虞山为她建造屋舍，打算夏天正式娶她入门。

        与柳如是酬唱赋诗的文人很多，但柳如是当年游嘉定时，黄淳耀似乎并未与她和诗，如果有，也写得非常模糊。柳如是与钱谦益成婚前，钱家的宾客纷纷写“催妆诗”以活跃气氛，有人劝黄淳耀也写，黄淳耀说，我不能阻止别人起哄已经亏了朋友之义，怎么能跟着附和呢？另一次，程嘉燧拿着柳如是的海棠诗笺交给黄淳耀，黄淳耀称可以帮助修改。当程嘉燧建议他与柳如是和诗时，黄淳耀不高兴地拒绝了。他说，程嘉燧是钱谦益的老朋友，作为宾客，可以唱和；但他自己是钱家的塾师，进出钱家，要避嫌才是。七十多岁的程嘉燧向黄淳耀道歉，称自己太冒失了，对黄淳耀的矜持表示赞赏。

        此次聚会，他们一定会谈起北方的紧张局势。

        几年来，政局的恶化速度远超全国官民的料想。再充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也会听说朝廷内外的忧患。不关心时政的百姓，也能从不断加派的粮饷感受到国家面临的压力。在西北，李自成的起义军势如破竹，重新进入河南，攻下洛阳、南阳，逼得明朝将领杨嗣昌自杀。四千多里外的东北，清军又一次进入关内，攻陷了北方七十多座城池，俘虏汉人四十多万，掠夺金银几十万两。明朝大将卢象升、前任兵部尚书孙承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陆续战死，明朝的锐气大大受挫。

        面对“数州皆警急，东国倍堪虞”的形势，有责任心的读书人无不献计献策。孙承宗去世后，东南读书人期盼钱谦益传承孙承宗的衣钵。孙承宗是当年录取钱谦益为进士的主考官，是他尊敬的座师。钱谦益去嘉兴时，与陈子龙有过会面，两人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陈子龙比钱谦益年轻二十六岁，称钱谦益为“雄才峻望”，他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希望德高望重的钱谦益入阁参政，率领后辈为朝廷出力。

        不过，钱谦益有自己的考虑，伴君如伴虎，朝政大权不在东林党一方，局势并非一人之力能扭转。他可以诚恳地为孙承宗撰写长篇祭文，可以回顾孙承宗一家几十口惨死的每一个细节，但他一定感到了毛骨悚然。最后，他选择了明哲保身。

        相比钱谦益，陈子龙忙的是更实际的一套。

        在过去的几年里，陈子龙和好友夏允彝双双考中了进士，但没进入前两甲，只获得地方上的官职。夏允彝受任福建长乐县令，是个七品小官，但他并不介意，即刻带着儿子夏完淳赴任。陈子龙受任广东惠州推官，也是七品，他在赴任途中收到继母去世的消息，只能中止仕途，回乡服丧三年。

        陈子龙从北京回松江的路上，目睹了一幅河北、山东的流民图：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

        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

        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

        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躅空巷泪如雨。

        高颡长鬣清源贾，十钱买一男，百钱买一女。

        心中有悲不自觉，但羡汝得生处乐。

        陕西的大旱和蝗灾不是一时一地的事，几年间已经蔓延到整个北方。大旱和蝗灾过后，盗寇丛生，饥饿的百姓卖儿鬻女，寻求一片能吃饱饭的土地。在活不下去的处境里，被山海关外的清人掳走当奴仆，也算一条活路了。

        悲戚的流民图让陈子龙再也无法静心。他在家服丧期间，想到“朝无良史、国无世家、士无实学”的现实，感到深深的不满。忙于科举的读书人除了“四书五经”，对现实漠不关心；做了官的读书人忙着置办房屋田地，在官场上拉关系求仕进，也不关心朝政。这是所有的文人和官员有目共睹的。他希望用行动改变现实，唤起世人“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唯一能借助的工具是手中的笔。以前，他和几社友人编辑八股文选集，受到大批考生的欢迎，可谓名利双收。现在，他觉得还可以用手中的笔干点儿别的。

        陈子龙争取了地方官和乡绅的支持后，与徐孚远、宋徵璧等几社骨干成员一起，编写了一部五百多卷的巨著——《皇明经世文编》。他和徐孚远担任主编，负责具体编辑工作的为二十四名松江社友，负责搜集和校对工作的有一百四十二人，分散在吴越、齐鲁、燕赵等地，他们参考的前人文集达到上千种。《皇明经世文编》精选了明朝开国以来几百位名臣的奏疏、奏议，主题涉及学校、农业、财政、赋役、边防、水利、兵饷、海防、火器、灾荒等三十多个领域。陈子龙在正文之外，还加上了简要的评语，加强全书的实用性。

        编完这部书，陈子龙继续搜集经世著作。农业是立国之本，他把农学放在经世之学的首位。他听说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去世后，家中遗留了几十卷有关农业的书稿，便奔赴上海，从徐光启的家人手中买来书稿，删去十分之三，增补十分之二，精心抄录编辑，整合成六十卷本的《农政全书》，由复社领袖张溥作序，成为一部操作性强的农业百科全书。他编辑此书时，心中念及西北地区的荒芜景象，他认为书中记录的古代耕种、灌溉之法在当下依然实用，古代中国的农学技术并不亚于西洋。

        陈子龙以“经世致用”为主旨编选的大部头著作，为后人了解明朝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巨量的史料，不少绝版、流失的文集，也通过他编选的《皇明经世文编》得以保存。

        在陈子龙这位“先行者”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经世的重要性，努力寻找改变现实的良方。在昆山，归庄的朋友顾炎武，从前朝正史、地方志、名臣奏章中编选地理、赋役、垦荒、水利、漕运等实用资料，开始编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在绍兴，“东林七君子”的后人黄宗羲，开始反思如何限制君主的权力、如何在科举制度之外发现人才、如何纠正赋税征收中的弊端。正是他们，将陈子龙的“经世致用”精神传承到后世，影响了一个新朝代的学风。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侯家的亲家公顾咸正，正在西北见证另一幅图景。

        1640年，延安府推官的任命一下达，他即刻启程赴任。不料李自成的起义军切断了西北到东南的交通，他到达延安后，却无法回昆山接家人，从此只能和家人天各一方。

        延安府位于陕西北部，在西安府的北邻。西安地处渭河冲积而成的关中盆地，上千年来以土地肥沃、物产丰美著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矗立在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山多田少，气候严酷，禾稼难生。举目四望，只能看到龟裂的土地，撂荒的农田，还有扶老携幼逃荒的百姓。

        眼前民不聊生的景象，让顾咸正明白了骚乱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北，这是他们在富庶温润的江南难以想象的。

        从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率陕西饥民起义，到现在十二年了。在惯常缴纳的赋税和徭役之外，额外加派的粮饷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官员、乡绅拥有大片土地，可以坐收地租，同时享受朝廷赐予的优免权，不用交赋税，而农民终日守着贫瘠的几亩地，要缴纳田赋，要承担徭役，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农民靠天吃饭，对他们来说，比社会压迫更可怕的是天灾。当连年干旱、漫天蝗灾导致庄稼颗粒无收的时候，当自然灾害带来的瘟疫不断蔓延、身边的亲人随时在消逝的时候，当官府小吏无视天灾带来的困难，依然粗暴地上门催缴的时候，农民的生活只剩两种选择：要么死，要么反。

        当地官府在做什么呢？地方官不顾灾情，继续征收朝廷要求的银两和粮食。能否圆满完成朝廷要求的数额，关系到他们的政绩，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完不成朝廷的指令，他们的为官能力会受到怀疑，最终乌纱帽难保。

        可以举个例子。顾咸正在延安府任推官的第一年，刚考中进士的徐时勉被任命为陕西省澄城县的县令。徐时勉是侯家的好友，是玄汸、玄泓兄弟年少时的塾师。徐时勉上任前，澄城县刚发生了百姓抗粮杀官的事件。原来，澄城县令征缴粮食时，无视百姓的困境，施以极端粗暴的手段，引起官民冲突，最终被忍无可忍的百姓杀死。这是陕西百姓抗粮杀官的第一例。徐时勉了解事由后，感叹道：“民力竭矣！吾安能朘百姓以全一官乎！”他下决心以前任县令的悲剧警示自己，以宽容之心对待百姓，绝不能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顾百姓死活。可惜他在澄城任官才两年，就去职还乡，原因是他想铲除县衙的一名狡猾小吏，结果被地头蛇小吏反咬一口，遭到诽谤，由此丢了官，只带着当地乡绅送的六斗麦子和抄录的一份澄城县供应簿回了家乡。

        徐时勉回到嘉定后，去侯家做客，拿出澄城县供应簿给岐曾看。岐曾被供应簿上密密麻麻的名目震惊了。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官府居然还有这么多的来往应酬和征收名目。徐时勉说，我到任后，细想仓库的粮食，收缴的杂费、罚金、赎银，哪一样不是民脂民膏？哪一样不是从百姓身上来的？当官的人，以此发家的多了去。这是可以借此发家的吗？

        岐曾赞同地说道，古人说读书人必须自己有一两顷田地，才可以进入官场。能挡住诱惑，不以当官为敛财途径，才是“不负本心”。

        徐时勉从此告别了官场，顾咸正却只能继续坚守在陕西。

        起义军领袖高迎祥的老家是安塞，李自成的老家是米脂，都属于延安府。他们的暴动仿佛为百姓开辟了唯一的生路，从陕西，到河南，再到湖北，一呼百应。

        之前十余年里，李自成起义更像一群暴民的骚乱，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们已经有了更大的目标——建立政权。李自成在麾下读书人的建议下，施行仁政，提出“均田”“免粮”的政策，意思是平分土地、免交赋税，完全戳中了百姓的心窝。从大街小巷传唱的歌谣中，百姓听说“闯王”李自成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仁义首领，他除暴安良，开仓济民，跟着他，可以不再饿肚子，可以不再受大兵小吏的骚扰。正如侯峒曾的好友马世奇给皇帝上疏时所言：“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是朝廷眼中的“贼”，天下百姓却“视贼如归”。朝廷要平定李自成的骚乱，只能从“收拾人心”开始，命令明朝将领约束部下，以求“兵不虐民，民不苦兵”。

        现在才“收拾人心”，已经很晚了。身为延安府推官的顾咸正，深感责任重大。

        推官是一府的司法官员，主要掌管刑狱和律令。面对接二连三的骚乱，顾咸正查清作乱的人员组成，区分对待，或歼灭，或招抚。对付猖狂的盗贼头子，他追讨捉拿，上报处决；对于饥民组成的起义军，他以招降为主，其中包括一支三百余人的回族队伍，一支一千多人的庆阳土匪。在他的努力下，陕西中部略为安宁。

        顾咸正明白，招降只是一时之计。不把百姓的生计安排妥当，安宁早晚会被打破。顾咸正开始了他的救荒策略。救荒不是推官的主要职责，但是若不救荒，百姓失去生路，骚乱案件只会更多。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招抚大量流民，发给他们田地，组织他们种地。他收缴无主的荒地，作为官庄，自己出钱招募农民耕种。当年，几场大雨过后，作物获得了大丰收，受惠的农民不计其数。他组织开垦的田地达到两万亩，还倡导农民种树、养家畜，使农民额外获利，恢复正常的生活。

        在干旱的黄土高原，山丘重叠，灌溉困难，仅靠降雨显然不够。顾咸正请来通晓水利的工匠，教百姓修建沟渠，从远处的河流引水，教他们凿池储水。恒升车这一灌溉工具，就是他和工匠研制出来的。他还教给百姓几种捕捉蝗虫的办法，改善了民生。

        与之配合的措施是，他发布命令，严禁普通百姓持有或藏匿兵器，严禁组建队伍、骑马操练。他和侯峒曾的观点一样，认为人的手里有了武器，就容易鲁莽，变得目无法纪，社会就不会太平。

        独在异乡为异客，顾咸正自知以一人之力难以收拾偌大的烂摊子，在公务之外，他只能游览当地名山来散心。

        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奇险天下第一山”——华山。黄河沿着陕西的东部边界一路向南奔流，到潼关后呈直角状突然拐向东方。潼关的南邻便是华山。人站在百里之外，能看到华山直插云霄，再向前走，华山反而消失在低矮的群山中，走到最后二十里，猛一抬头，会看到一座座美如莲花的华山山峰近在眼前。

        华山的北峰、西峰、南峰、东峰，顾咸正都无一例外地攀登过。每到一处景点，他都以诗句记下自己的观感。

        站在华山的最高峰南峰上，他东瞰黄河，南望秦岭，心中无限感慨。“南掌俯众峰，众峰俯天下。天自倾西北，此峰补天罅。”站在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上，他“俯首红尘三万里”，如同进入神界；透过秀美的自然风光，他仿佛看到了八百里秦川生灵涂炭，担忧“民穷何处觅琼浆”，同时，他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坚强的意志，“枕戈待旦吾曹事”，他明白了什么叫以天下为己任。

        1641年年底，短暂的家族聚会后，侯峒曾回到江西南昌，因病请辞未能获得批准，他只能继续工作。他将江西省十三府所有的岁试考卷整理完毕，上交礼部，主持刻行了《十三郡庠音》，成就了一件文化盛事，便结束了四年江西提学官生涯。离开江西前，他除了静静等待新的调令，又忙了几件事。

        南昌有一座大节祠，是峒曾的曾祖父侯尧封在南昌为官时奉命修建的，以纪念明初建文朝殉难死节的十五位江西志士。

        峒曾在江西四年间，每年都去大节祠祭拜。离任前，他看到祠内日渐凋敝，决定出钱修缮。他为正堂题字“成仁堂”，又撰写碑文，在侯尧封立的石碑旁边树了一座新碑，记录大节祠的变迁。

        除了本朝的忠节之臣，他还整理了前朝的节义事迹。谢枋得是南宋末年的学者，为江西上饶人，南宋灭亡后，他和同乡起兵反元，兵败后拒不屈服，遭到终身囚禁。峒曾带领手下搜集谢枋得的文学作品和抗元故事，印装成册。南昌府的地方志记载了谢枋得的事迹，但一直没有把他列入先贤祠。峒曾奏请朝廷后，将他供奉在南昌先贤祠。

        峒曾整理完谢枋得的作品，又整理了本地其他先贤的文集。这些先贤的遗作有几十卷或上百卷，其中一些人的学术成就不亚于理学家朱熹。峒曾联络他们的后人整理和刻印，并慨然为文集作序。

        侯峒曾离任后，江西读书人感念他为江西做的贡献，将他崇祀在白鹭洲书院。李邦华撰写碑文，盛赞他在地方教化上做出的贡献。南昌的名宦祠内，也有他的一席之地。江西百姓用“公明”一词来称颂他，说他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提学官。几十年未有过，也意味着日后难以再出现。在他卸任后，继任江西提学官的是某位湖北籍官员，此人一改侯峒曾的严苛标准，偏重对士绅豪族的迎合，使许多一度被侯峒曾降级的贵族子弟重新站到了平民头上。

        1642年年初，峒曾去南京述职完毕，三月回到嘉定。家人看到他衰老了不少。他去江西时还是满头黑发，归来时两鬓、胡须已经斑白了。

        新的调令已经传来，朝廷任命他为广东粮储副使。相比江西，广东离家乡更加遥远。他没有体力长途跋涉，况且岭南的气候湿热潮闷，完全不利于他休养。他给南京吏部和广东主事者写信，表示自己有病在身，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去广东赴任。

        他卧病在家，见到了久违的朋友黄淳耀。一别三年，两人很高兴再次相聚。

        黄淳耀刚辞别钱谦益，从常熟回到了嘉定。他在钱家教书三年，说不上自在。他离去前，五十九岁的钱谦益迎娶了二十三岁的柳如是，黄淳耀甚至没有作诗祝贺他们，以弟弟渊耀考中秀才为由离开了钱家。出于文人间的表面友好关系，以及对文坛盟主的尊重，黄淳耀离开后依然与钱谦益书信往来，但他们绝不是同道中人，从几年后的生死抉择可以看出。

        黄淳耀回到嘉定后，如鱼得水，与侯家子弟保持密切联系，但没有再回侯氏家塾教书，而是独立地做了一件大事——建立直言社。

        组建社团是他十几年来的愿望。直言社成员包括他的朋友陈俶、夏云蛟、唐昌全，门生陆元辅、苏渊，弟弟黄渊耀，以及侯家的年轻人玄汸、玄演、玄洁、玄泓、玄瀞，侯家的亲戚张懿实、龚元畅（龚元侃的弟弟）等十余人。有趣的是，成员中还有被黄淳耀尊称“前辈”的嘉定人高颖。高颖年过七十，毕生钻研箭术，他的著作《射学正宗》一书远播日本。高颖名在武学领域，看似与直言社的文学成员迥异，但他强调射箭者的心态，与直言社追求心性的宗旨相合，想必能给其他人带来启发。

        在第一天聚会的日记中，黄淳耀充满了雄心壮志。他对自己说，要趁着体力强健，在成为六十岁老翁前，在天地间成就一番事业，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

        直言社聚会的内容，主要是记录和交流每天的所学所思。他们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里不是生活流水账，更像读书和修行的笔记，大到解读古籍，小到修身养性，既探讨经典学问，也钻研科举文章。

        黄淳耀早年醉心于程朱理学，后来他希望克制性格上的急躁，常以静坐、冥思约束自己。他越来越喜欢读佛家论著，注重居士的修行，时常和弟子们去寺庙听讲佛法，去道观观看扶乩表演。他着意于探究内心，以超乎寻常的毅力记录每天的梦境，然后与弟子们讨论。

        与其说他在刻意地组建社团，不如说他在寻找一个现实的出口。他笔下的种种梦境感悟，让人误以为他深陷一个极端的精神世界。其实，他从未忽视当下的内忧外患。现实太沉重，让他感到无力。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他才转而寻求另一片精神乐土。

        他自称“野人”，也就是不做官的“在野之人”。他笔下的《野人叹》组诗，如一幅幅世间百态图，清晰地勾勒出1642年的国计民生：

        野人叹息中原乱，战马凭陵岁将半。

        燕齐杳杳无信来，但闻官吏多逃窜。

        东南财赋如山丘，漕河一带真咽喉。

        无计灭之仗天力，春深湿热留不得。

        野人叹息王师劳，秦贼楚贼如猬毛。

        攻城掠野官吏死，大江以北民嗷嗷。

        昨闻死贼劫财货，分与官军作贿赂。

        乱斫民头挂高树，黎明视贼贼已去。

        野人叹息年岁恶，池中掘井井底涸。

        飞蝗引子来蔽天，辛苦将身事田作。

        朝廷加派时时有，哭诉官司但摇手。

        归逢吏胥狭路边，软裘快马行索钱。

        野人叹息朝无人，朝中朋党如鱼鳞。

        十官召对九官默，箧中腰下皆黄银。

        不知何人理阴阳，频年日食四海荒。

        我欲上书诋朝士，又恐人呼妄男子。

        野人叹息江南苦，游手奸民勇虓虎。

        跳向湖心作群盗，公然持兵劫官府。

        四海已有微风摇，鼎鱼幕燕防焚烧。

        他不是在空谈，不是在想象，他在倾诉每天上演的现实。东北边患、西北流寇、朝廷无能、民不聊生，这是1642年大明王朝面临的严峻形势；空前大旱、飞蝗蔽日、瘟疫丛生、赋税如山，这是每一名江南百姓都在经历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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