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是一座壮美绝伦的要塞，超过了我的耳闻。”

        一席人员因工程师的这句话而弛缓放松下来，这一点连安东尼奥也能感觉出来。马尔蒂嫩戈一边慎重地选择着每一个词，一边继续发言。

        “尤其是估计可能遭到敌人攻击地带的城墙，使用了最新技术，非常出色。我们筑城工程师几十年前就提出的建议能得到如此彻底实施的例子，在我们威尼斯共和国也尚不存在。”

        这虽然挑动了平常与威尼斯共和国关系并不融洽的圣约翰骑士团高层们的自负心，但爱国者马尔蒂嫩戈又加了这么一句：

        “毕竟我们共和国拥有众多的领地，有时候不能只考虑到一个城塞。”

        在这一时代，威尼斯的筑城技术也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都热衷于聘请威尼斯的工程师。罗得岛的城堡能够得到威尼斯工程师中的一位，而且是能力非凡的一位的高度评价，骑士们面露喜色也在所难免。因为在土耳其大军来袭逐渐成为现实的当下，要想凭借以600名骑士为核心的数千名防卫军迎击敌人，就只能依靠城墙。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无论对东方或西方来说，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成为迫使各国进行军事和社会大变革的开端，但正因为这种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不会立刻在第二年就呈现出明显的效应。痛感改革必要的人，甚至在事件刚结束后不久便有几人。但是，要想立即将其兑现，此人若不是拥有绝对权威和权力的专制君主，便绝不可能。

        君士坦丁堡攻防战的第一决定因素，是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大炮的灵活运用，这是当时就有许多人认识到的事实。这一战役的仅仅两年之后，锡耶纳出身的意大利筑城建筑师就出版了论述契合大炮时代筑城技术需要的专业书籍。列奥纳多·达·芬奇也在15世纪末设计过能承受大炮攻击的城塞，以建筑世家著称的桑加罗家族也发表了几个试行方案。但即使这样，到实际建成这一类型城塞为止却花费了半个世纪，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土耳其海军力量薄弱。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土耳其帝国军事进攻的主力，有一段时间被用于对付北方的陆地攻势。而南面的爱琴海地区在这期间并不会感受到土耳其的威胁。

        第二个原因是，在与土耳其针锋相对的西欧基督教势力当中，处于最前线的威尼斯是一个共和制国家。共和制与专制不同，将提案变成决定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用适合大炮时代需要的筑城技术改造威尼斯当时所占领的从亚得里亚海到爱琴海的众多基地城塞，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这类似一种方向转换，所以仅凭一个委员会的决议很难推动有关进程，必须以国家决议的形式做出决定。为达到此目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还远远不够，决策者中要有至少过半数的人理解这一宏伟事业的必要性。但是，多数人往往是不到危险已迫在眉睫，就不愿觉醒。

        因此，威尼斯筑城技术的决定性方向转变直到15世纪末才得以实现。从这一时期开始，威尼斯也开始招聘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技术人员，并借此努力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首先经受考验的是与土耳其“接壤”的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上的城塞。

        在东地中海地区，罗得岛与威尼斯一同处于对抗土耳其的最前线，而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则情况有所不同。

        骑士团必须守卫的领地并不像威尼斯那么辽阔而众多。除了罗得岛以外，只有周边的三四个小岛。此外，他们也不是共和体制。因为骑士团大团长及其手下不到10人的最高委员会拥有所有事务的决定权，而且，许多时候都是骑士团大团长的意志直接成为决策。与元首只拥有2 000票中的1票的威尼斯相比，骑士团是一个非常能够“灵活机动”做出决策的组织。

        即便如此，改革也未能顺利取得进展。其原因之一是土耳其军没有立即将目标朝向罗得岛。只要危险没有波及身边就不会觉醒，这一点即便是骑士也完全相同。

        事实上，1480年穆罕默德二世突然派遣大军袭来时，罗得岛的城墙还是那种垂直高耸的薄型墙壁，垛口也较窄，只能容下一个射手防守，直线连接的城墙由高塔把守要冲部位，这是以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为典范，大炮出现以前的城墙。之所以仅凭这一城墙就可以成功防守是因为当时苏丹并未亲临现场督战，土耳其将领们都因害怕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而始终采取消极战术，而且军中还暴发了瘟疫。而今天，就连被看作骑士精神化身的法国骑士，也不认为沿用从前的城墙是明智的决定。

        德·奥布森和德·安伯瑟这两位骑士团大团长没有被这次胜利冲昏头脑，在他们的指挥下，罗得岛在战斗结束后不久便开始进行城墙加固。在圣约翰骑士团，无论是新建还是加固，在城墙和堡垒上镌刻下令施工者的家徽是一种习惯，德·奥布森和德·安伯瑟的家徽因此随处可见。

        但是，尽管他们两人的热情有迹可循，但对城墙的改造却没有超出加固的范围。这可能是因为无论如何也无法从以往的城塞概念中脱胎换骨吧。虽然罗得岛的城墙变得坚固了，但还是浓厚地残留着中世纪城堡的影子。要想使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许就必须等候当时最实用主义的民族意大利人了。

        法布里齐奥·德尔·卡莱特在1513年到1521年的8年中担任骑士团大团长。他似乎在就任之后不久便开始策划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这一点几张遗留至今的备忘录给予了证明，但得以正式着手实施，是在其就任5年之后，可能这5年被用来筹措资金吧。从遗留在威尼斯的建设费用结算表中可以看出，建设城塞这一事业，需要即使在当时也会让人瞠目结舌的巨额费用。

        骑士团大团长德尔·卡莱特通过名副其实的三顾茅庐之礼，聘请了在威尼斯也大名鼎鼎的筑城工程师巴西里奥·戴拉·斯科拉。当时还是土耳其也没有明确表示有攻击圣约翰骑士团意图的时代，因此与土耳其之间曾有过几次友好往来的威尼斯也没有为派遣本国优秀工程师而大伤脑筋的必要。只要不涉及外交问题，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在这类“技术援助”方面比较宽容的国家。因此，工程师斯科拉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抵达罗得岛，并在岛上停留3年。

        工程师斯科拉的改造方案完全是革命性的。面对改造图纸，许多法兰西骑士都表示，依靠这么不成体统的城墙完全没有心思作战，甚至还向骑士团大团长德尔·卡莱特表示了抗议。

        以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为代表，以往的城墙都是高耸在地面的类型，与此相反，斯科拉设想的城墙与其说是搭建，不如说是挖掘更合适。以往是尽量从高处对付处于低处、在地面布阵的敌人，但现在却改为无论防守方还是攻击方，都在基本相同的高度进行对峙。将两者隔开的护城河也变得比以前更深更宽了。也就是说，有一种即使受到炮击也能顽固地贴在地面的感觉。这一改革在敌方攻击势必集中的陆地一侧的城墙得到了最大胆的实施。这是由于骑士团判断，如果土耳其军队袭来，其他部分的城墙仅凭现状就足以进行防守。

        工程师斯科拉没有彻底拆毁旧城墙。他削减了城墙的高度，有效地利用了因此产生的沙土和石材，再加上新的石材，大幅增加了城墙的厚度，西侧和南侧的城墙上可用于通行的通道宽度竟达到了10米。被誉为世界上最坚固的城墙的君士坦丁堡内城城墙的通道宽度，也不过只有5米。但即使这样，斯科拉也并没有满足。他让人在足有10米厚的城墙内侧，又加了一道用于支撑的墙壁。这是一种从城墙的上面往下伸展的斜坡石墙，以此从内侧来支撑城墙。除了建有沿着城墙下降的石阶的地方，奥弗涅、阿拉贡、英吉利、普罗旺斯、意大利各军团负责防卫的城墙全都通过这一方式从内部得到加固。

        给人以典型的中世纪感觉的高塔也没有被拆毁。但这些塔也被削减高度，处于战略要冲位置的塔还用石材进行了坚实的加固。

        垛口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为蕾丝，这是因为它们在城墙上就仿佛是蕾丝的花边一样呈锯齿状相连。但这种中世纪的建筑形式，到了斯科拉手中，就被变成只能直译为“大蕾丝”的大型垛口城墙。剩下的就只有被判断为没必要进行改造的地带。改为“大蕾丝”的好处是即使遭到炮击，垛口也不会被打得七零八落。

        此外，在护城河宽度大大增加的阿拉贡、英吉利、意大利各军团负责守卫的城墙前面，斯科拉还让人在护城河中建造了一道相当于外墙的石墙。敌人离内城墙太远的话，虽然城内安全，却不适合于给他们造成打击。首先在这一外墙进行防守，形势不利的话再撤回内墙据守。每堵外墙分别建有通往附近堡垒的通道。从西班牙城墙前的外墙可以逃到英吉利堡垒，守卫英吉利城墙前外墙的士兵，紧急时刻可以从英吉利堡垒撤退到克斯奎诺堡垒，在那里转为主城墙的防守力量即可。意大利军团防守区城墙前的外墙则与德尔·卡莱特堡垒相通。

        从敌人可能会布阵的城墙外地面计算，护城河也有20米深，宽度从外墙计算，也有20米。只要拥有这一深度和宽度，即便是采用人海战术的土耳其军，也应该无法轻易填埋。虽然君士坦丁堡的护城河也有20米的宽度，但深度只有1米，因此易被填埋。尽管如此，将护城河的宽度无限拓展，在战略上也是不利的。任由敌人置身于射程之外，在战斗中无法令人心安。对无法因陆地相连而获得优势的骑士团来说，长期的据守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情况。

        罗得岛的护城河无法引入海水，因为城堡所处的地方地势平缓，与海平面落差不大。如果仍然试图为了灌满水而进一步挖掘的话，就会有水灌入城区的危险。

        但是，工程师斯科拉进行的最突出的改造，用军事术语来说是可称为“菱堡”的、从城墙表面大幅向外延伸的部位。

        我之前一直把这种菱堡翻译为堡垒，但这完全是一种意译。因为菱堡没有从城墙独立出来，据词典解释，堡垒属于与城墙相隔建起的小规模的城堡。

        但是，如果使用菱堡一词，就会带来过于现代的语感效果。在讲述攻防战时，使用英吉利菱堡或圣乔治菱堡这样的词汇，总会觉得有点不适合叙述16世纪初期的事物。而且，我在拙著中使用了“塔”这个词，但由于后述的理由，君士坦丁堡的菱堡与罗得岛上的菱堡在性质上大为不同。

        此外，罗得岛的“菱堡”几乎起到了堡垒性作用。只要其不被攻破，城墙就不会陷落。因此，希望各位读者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通过“堡垒”的形式，在延绵相连的城墙上对重要地点进行保卫的建筑。

        也就是说，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上，每隔40米就排列着一个四角形高塔，而在罗得岛人们废除了这一形式，取而代之的是将大堡垒大幅向前延伸的建筑格局，而且在各兵团负责区域里各设一个。在君士坦丁堡攻防战中，塔的作用只是在高处从四角进行把守，但它并没有成为防守的关键。

        相反在罗得岛，以多角形模式向外伸出的堡垒在防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各军团分别防守一座。实际上攻防战一开始，各军团的指挥官，即罗得岛上的各骑士馆馆长，便据守在各自的堡垒里进行指挥。军团旗也一直在堡垒上飘扬。

        但是，仅凭一座堡垒，是不可能顾及短至200米，长逾400米的一整段城墙的。为此，城墙基本上每隔100米就配置了一个小型堡垒。而且因为四角形堡垒能够顾及的方向有限，所以这些小堡垒都采用了多角形或圆形。

        这些改革肯定是因为可以弥补必须以少胜多的圣约翰骑士团的不利之处，才得以采纳的。尽管如此，这之后100年西欧筑城技术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这种“菱堡”进步的历史。

        法布里齐奥·德尔·卡莱特是在留下16世纪初期最高水平的城塞之后去世的。

        工程师马尔蒂嫩戈从专家角度对罗得岛的城塞进行解说之后，这样说道：

        “如果只是应付大炮的攻击的话，我觉得罗得岛的城墙可以说完美无缺。只要对我在图纸上标注的几个地方进行补充和加固，可能就足够了。

        “但是，土耳其肯定会使用地雷。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也曾试图使用地雷，不过因为当时军中没有擅长挖掘坑道的技术人员而作罢。但是，现在他们已经设立了这方面的常备专家团队。”

        马尔蒂嫩戈并不是说工程师斯科拉忽视了应对地雷。作为同行，他很快就看出来斯科拉早已对地雷攻击有所准备，并对此从内心惊叹不已。

        大幅增加护城河深度本身，就是为了给在城墙下挖掘坑道的敌兵造成困难，斯科拉还在贴近主城墙内侧环绕挖掘了一圈1米深的沟道。这是为了己方能够在此通过声音，判断出敌方是否在进行地下挖掘作业。如果还能准确判断出敌方工程的目标在什么位置的话，便可以立刻朝着那个方向，从己方挖掘坑道。如果正好遭遇，就能击退敌方，然后把整个坑道炸掉即可。土耳其军不会再次挖掘已被察觉的坑道。

        马尔蒂嫩戈的建议，在这方面也没有超出补充和加固的范围。他只是说地下的沟道只有1米深不够，还需要加深，还要在沟道上覆盖房顶一样的盖板。理由是如果照现在这样让沟道上面开放的话，敌方的炮击会使沙土和石块从天而降，早晚会把沟道填满，那样就无法继续监听敌军动向。

        以骑士团大团长为首的圣约翰骑士团高层全面接受了威尼斯工程师的建议，并决定从第二天起就启动补充和加固工程。工程的总指挥由马尔蒂嫩戈担任。而且会议还决定，工程所需的人员、材料、费用均按马尔蒂嫩戈的要求提供。关于城墙，这个流着“红色血液”的人，被授予了可以随意做出决定的空白委任状。威尼斯工程师对此表示感谢之后说：

        “即使再难以攻破的城防，时间也总是攻击方的友军。”

        圣约翰骑士团在这方面并不是没有对策。苏丹苏莱曼一世宣战之后不久，他们就分别向罗马教皇、法兰西国王、西班牙国王派出请求派遣援军的特使。但是，随着时代的更迭，西欧也在派遣基督教联军“十字军”方面发生了变化。

        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是战争改变历史的良好事例。这是一场伴随历史性变革的战争，迫使各国进行了战术的全面改革，被灵活使用的大炮催生了后来的筑城技术，也因敌方大军投入而使各国向强大君主国时代过渡。1522年的罗得岛攻防战，成为在这两个方面全面受到70年前发生之事影响的首场战争。但是，在西欧很少有人察觉到这个南方的岛屿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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