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洛佳·科尔舒克，七岁。

        

现在是一名教授，历史科学院博士。

        那时候我们住在布列斯特市。在最靠近边境的地方……

        晚上我们三个人去看电影：妈妈、爸爸和我。我们三个人很少有一起外出的机会，因为父亲总是忙碌个不停。他在州国民教育局工作，经常出差。

        战争来临前的最后一个黄昏……最后一个夜晚……

        凌晨，妈妈就把我叫醒了，只听见四周一片轰鸣声、撞击声、汽笛声。天色还很早，我记得，窗外还是漆黑一团。父母一通忙乱，收拾皮箱，不知为什么，什么东西也没找到。

        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一个大花园。父亲不知去了哪里，我和妈妈看着窗外：花园里站满了不明身份的军人，用断断续续的俄语交谈着，他们穿的是我们的军服。妈妈说，这是搞破坏活动的敌人特工。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在我们的花园里，小桌上还放着昨晚喝茶的茶炊，突然——眼前就冒出了敌人的特工！我们的边防战士去哪里了？

        我们步行离开了城市。我眼看着前面有一座石头房子顷刻间散了架，从窗子里飞出一部电话机。街道中间扔着一张床，上面躺着一个死去的女孩，用被子盖着。好像这张床是从哪里搬来的，摆放到了这里，一切都是完好的，仅仅是被子稍微烧毁了一些。到了郊外就是黑麦田，飞机用机枪扫射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沿着道路走，都跑到了麦田里。

        我们进了森林，变得不那么害怕。我看到一辆辆大汽车从森林里开出来。这是德国士兵，他们大声说笑着，陌生的语言传过来，语音里包含许多近似俄语的颤音……

        父母一直在互相问：我们的军人在哪儿？我们的军队在哪儿？我自己在心中想象：布琼尼骑在军马上突然出现，吓得德国敌人屁滚尿流地逃跑了。全世界都没有和我们的骑兵军旗鼓相当的——前不久父亲还对我这样说。

        我们走了很久。深夜的时候到了一个村子，人们给了我们些吃的，让我们烤火暖暖身子。许多人都认识父亲，父亲也认识许多人。我们走进了一户人家，至今我还记得住在这座房子里的老师的姓名——帕乌克。他们有两处房子——新的和旧的并排着。他们建议我们留下来，给我们一间房子住，但是父亲拒绝了。主人把我们送到一条大道上，妈妈打算给他些钱，但他摇着头，说，在这么艰难的时刻友谊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我记住了他的话。

        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乌兹德市，我的父亲从小出生在这个地方。我们住到了姆罗奇基村的爷爷家。

        在我们的家里第一次看到了游击队员，从那时起，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身穿白色伪装衣的人。父亲很快就跟随他们去了森林里，剩下我和妈妈住在爷爷家里。

        妈妈不知在缝制什么……不对……她坐在一张大桌子前，用绣花架子绣着什么，而我坐在火炕上。德国人带着村长进了我们屋子，村长指了指我的妈妈：“就是她。”他们命令妈妈起身。当时我吓傻了。他们把妈妈带到院子里，她招呼我，想和我告别，而我缩在条凳下，他们没有把我拽出来。

        他们把妈妈和另外两个女人押到一起，她们两个人的丈夫也都参加了游击队，就这样被带走了。把她们带到哪里去了？往哪个方向走的？谁也不清楚。第二天，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她们被人发现了，她们躺在雪地上……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我还记得些什么呢？人们把妈妈拉回来。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朝着脸开枪？妈妈的面颊上有几个黑色的枪眼儿。我一直问爷爷：“为什么他们要朝脸开枪？我的妈妈长得这么漂亮……”人们把妈妈掩埋了……爷爷、奶奶和我跟在棺材后面。人们很害怕。他们都是晚上来送别妈妈的……整个晚上我们家的门都没有关上，而到了白天，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的妈妈，她什么坏事都没有做。她就坐在那里，绣着花……

        有一天深夜，爸爸回来了，他说，要把我带在自己身边。我很幸运。在游击队里最初的生活与在爷爷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父亲去执行任务，就把我留在一个村子里的某户人家。就这样，我记得一位女主人，我曾经在她家住过一次，人们用雪橇把她被打死的丈夫拉了回来。她用头撞着桌子，桌子上放着棺材，她嘴里只重复着一个词——“暴徒们”。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父亲，我盼望着他，心想：“我没有了妈妈，奶奶和爷爷在很远的地方，我这么小，如果被打死的爸爸也用雪橇拉回来的话，我一个人怎么办啊？”等爸爸回来，我感觉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我等着他的时候，对自己许诺，再见到他的时候，只称呼他“您”。我用这样的方式强调，我是多么爱他，多么想念他，我只有他一个亲人了。很明显，父亲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觉我是怎么称呼他的，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你称呼我用‘您’？”我向他承认，对自己许下了什么诺言，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跟我解释：“你也是我唯一的儿子，所以我们应该互相称呼‘你’。我们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我请求他，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你已经长大了，你——是男子汉了。”他劝我说。

        父亲的爱抚让我铭记在心。敌人是怎样疯狂扫射我们的啊……我们躺在四月冰冷的地上，草还没有长出来……父亲找到了一个坑，对我说：“躺到下面，我在上面，如果我被打死了，你还能活下来。”在游击队里大家都很疼爱我。我记得，一位上了年纪的游击队员走近我，摘下我的帽子，久久地抚摸着我的头，对父亲说，他也有个这么大的孩子，现在不知在哪里乱跑呢。我们穿越沼泽地的时候，水有齐腰深。父亲试着想抱着我，但很快就累了。于是，游击队员们就轮流把我抱在手上，这让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当他们找到一些酸模，全都让给我吃。而他们自己却饿着肚子睡觉了。

        ……

        在戈梅里斯基保育院，是用飞机把我和另外几个游击队员的孩子运送到了这里，当时城市刚刚解放，有人从父亲那里给我带了些钱，一张很大很红的钞票。我和男孩子们去了集市，用这些钱全部买了糖果，买了很多，足够大家吃。保育员阿姨问：“你父亲给你的钱你是怎么花的？”我承认，都买了糖果。“全都花了？”她很吃惊。

        明斯克解放了……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接我，对我说，他要带我去找父亲。坐火车很困难。男人上了火车坐下后，人们把我从窗口递给了他。

        我和父亲重逢了，我再次请求他，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再分离了，因为一个人太难熬了。我记得，他不是一个人来迎接我的，还有一位新妈妈。她抱着我的头贴近自己，而我也很想得到母亲的温柔爱抚，对于她的爱抚，我心里非常喜欢，立刻就在汽车上睡着了，趴在她的肩膀上。

        十岁的时候，我上了一年级。但是我已经很大了，会读书了，过了半年我就跳到了二年级。我只会读，不会写。老师把我叫到黑板前，叫我写字母“У”。我站在那里，害怕地想，字母“У”应该怎么写呢。可当时我已经会射击了，我的射击水平很不错。

        有一天，我没有找到父亲的手枪，翻遍了整个柜子——还是没有。

        “怎么回事？现在你做什么工作？”我问爸爸，他刚刚下班回到家。

        “我要教育孩子们。”他回答。

        我觉得非常失望……我心想，工作——只能是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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