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朗尼·乔·华德尔的沉思装在皮夹里带来带去的那个星期一，我一整天都没看到太阳。早上我开车上班时天还是黑的，回家时天也黑了。车前大灯的灯光里有小雨滴在旋舞，夜色苦寒，雾气阴沉。

        我在客厅里生起炉火，眼前出现了弗吉尼亚州的农田和阳光下逐渐成熟的番茄。我想象着一个年轻的黑人男子坐在小货车燠热的驾驶座上，不知那时他的脑中是否充满了杀意。华德尔的沉思登在《里士满时报·快讯》上，我把剪报带去上班，加入他那份日渐增长的档案。但当天的事务让我分了心，于是他的沉思还留在我的皮夹里。我已经读了好几遍，也许我十分好奇：诗意和残忍竟然可以在同一颗心灵里并存。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处理账单，写圣诞卡，电视开着但调成了静音。像弗吉尼亚州的其他公民一样，每当有死刑犯的处决日期被排定，我都是从媒体上得知所有的消息：是否要进行上诉，或者州长有没有给予特赦。新闻会决定我接下来是上床睡觉，还是开车到城里的停尸间去。

        将近十点时电话响了。我接起来，猜想可能是副手或者其他部属，他们跟我一样，今晚的行程都在未定之列。

        “喂？”一个我不熟悉的男声说，“我想找凯·斯卡佩塔。呃，首席法医，斯卡佩塔医生。”

        “我就是。”我说。

        “哦，很好。我是亨利哥郡的乔·特伦特警探，从电话簿里查到你的电话。抱歉打电话到你家里打扰你。”他听起来很紧张，“但我们碰到些情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

        “出了什么问题？”我边问边神经紧绷地盯着电视，正在播广告。希望不要有什么现场需要我去处理。

        “今晚稍早的时候，一名十三岁的白人男孩走出北区的一间便利店后被绑架。他头部中弹，也可能受到了某些性侵犯。”

        心直往下沉，我伸手去拿纸和笔。“尸体在哪里？”

        “他在本郡帕特森大道上一家杂货店后面被人发现。我是说，他还没死，目前昏迷不醒，但天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我明白这不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内，因为他还没死。但他身上有些伤口真的很怪，我从来没见过那种类型。我知道你见过很多不同的伤口，也许你知道这些伤口是怎么造成的，又是为了什么。”

        “形容给我听。”我说。

        “有两个地方。一处在他的右大腿内侧，你知道，很靠近胯下的地方；另一处在他右边的肩膀上，一大块皮肉没有了——被切掉了，而且这些伤口边缘还有奇怪的割痕和刮痕。他现在在亨利哥医院。”

        “你们有没有找到被切掉的组织？”我的思绪飞掠过其他案件，寻找着类似之处。

        “还没有。我们的人还在搜索，但攻击可能是发生在车里。”

        “谁的车？”

        “嫌疑人的。那孩子在杂货店的停车场被人发现，离他最后出现的那间便利店足足有三四英里远。他可能上了某个人的车，或许是被强迫的。”

        “你们有没有在医生治疗之前拍下伤口的照片？”

        “拍了，但医生还没做什么处理。因为被割掉的皮肤组织面积太大了，他们得做皮肤移植——完整的移植，他们是这么说的，如果这能给你一些概念的话。”

        这给我的概念是，医生已经清除了他伤口的腐肉，给他静脉注射抗生素，准备做臀部皮肤移植。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们已经破坏了伤口周围的组织并加以缝合的话，就不会剩下多少东西让我看了。

        “他们还没有缝合他的伤口？”我说。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要我去看一下吗？”

        “太好了。”他如释重负地说，“你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那些伤口。”

        “你想要我什么时候去？”

        “明天就行。”

        “好。几点？愈早愈好。”

        “八点整？我在急诊室门口等你。”

        “我会准时到。”我说。新闻主播正严肃地盯着我。我挂上电话，伸手拿遥控器调高音量。

        “……尤金妮亚？请你告诉我们州长那里是否有消息。”

        镜头转到弗吉尼亚州立监狱，两百年来全州最凶恶的罪犯都关在这市区边缘，詹姆士河边一段满是岩石的地带。举着标语的示威者以及热烈拥护死刑制度的人聚集在夜色中，在强力照明下脸色显得很难看。有些人正在大笑，令我心寒之至。一个年轻貌美、身着红色外套的记者填满了画面。

        “如你所知，比尔，”她说，“昨天在诺林州长的办公室和州立监狱之间设立了一条专线，但目前仍然没有消息，这告诉我们，按传统来说，州长不打算干预的时候就会保持沉默。”

        “现在那里情况如何？目前为止还算平静吗？”

        “是的，比尔。我估计站在这里守夜的人有好几百个。当然，州立监狱几乎是空的。除了几十个人，其他的受刑人都被移送到格林斯威尔的新监狱去了。”

        我关上电视，不一会儿便开车出门。我锁上车门，开着收音机。疲惫之感像麻醉药一样渗进体内，我觉得阴郁而麻木。我怕执行死刑，怕等着别人死，然后用解剖刀划开像自己的身体一样温暖的血肉。我是个有法律学位的医生，受过专业训练，知道什么让人生，什么让人死；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经验变成了导师，打击着我原本的理想主义和理性分析。一个惯用大脑的人被迫承认很多陈腔滥调其实所言不虚，是很令人气馁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消朗尼·乔·华德尔做过的事。

        他被判死刑已达九年。案子的被害人不是我经手的，因为她遇害时我尚未接任弗吉尼亚的首席法医，也没有搬到里士满来。但我读过此案的记录，非常清楚案件里每一个残忍的细节。十年前的九月四日早上，在第八频道当新闻主播的罗比尼·纳史密斯打电话到电视台请病假。她出门去买感冒药，然后回家。隔天，她被人发现赤身裸体、伤痕累累地陈尸于客厅。尸体靠在电视机上。药柜上采到一枚染血的大拇指指纹，稍后查出是朗尼·乔·华德尔的。

        我将车子开进停尸间后面的停车场，那里停着几辆车。我的副手费尔丁已经到了，还有行政人员本·史蒂文斯和停尸间的管理人苏珊·斯多瑞。隔间的门开着，屋里透出的灯光微弱地照在柏油地上，一名州政府大厦的警员坐在他惹人注目的车里抽烟。我停车的时候，他走了出来。

        “隔间的门开着安全吗？”我问。他又高又瘦，满头白发。虽然我以前跟他交谈过很多次，但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

        “目前看起来没问题，斯卡佩塔医生。”他说着拉起厚重尼龙夹克的拉链，“这附近没看到想找麻烦的人。但等监狱的人一到我就把门关上，不让别人打开。”

        “好，只要你守在这里就行。”

        “会的，女士，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们会再派两名警察过来，以防出什么问题。我猜你也在报上看到了，有人联名向州长请愿。今天稍早的时候，我还听说有些远在加州的慈善人士在绝食抗议。”

        我向空荡的停车场四周和中央街看了看。一辆车快速驶过，车轮在潮湿的路面上刷啦作响。雨雾中街灯一片朦胧。

        “我才不干这种事，叫我为华德尔少喝杯咖啡都不可能。”警员用手圈住打火机，开始吞云吐雾，“想想他对那个叫纳史密斯的女孩做的事。我在电视上见过她。嗯，我对女人的喜好像对咖啡一样——又白又甜。但我得承认，她是我见过最漂亮的黑人女孩。”

        我刚戒烟两个月，现在看到别人抽烟还是很难受。

        “老天，差不多有十年了吧。”他继续说下去，“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引起多大的骚动。那是这里发生过的最糟的案子之一，让人以为是只大灰熊抓住了——”

        我打断他的话：“你会随时把情况通知我们吧？”

        “是的，女士。他们会用无线电告诉我，我再跟你们说。”他回到了车上。

        停尸间里的日光灯把走廊漂得苍白，除臭剂的味道重得令人生厌。我走过丧葬人员签收尸体的小办公室，然后是X光室，再后来是冷冻室——那其实是一间冷冻的大房间，有双层带轮推床和两扇钢制巨门。解剖室里灯火通明，不锈钢桌擦得锃亮。苏珊在磨一把长刀，费尔丁给那些装血的试管贴上标签。他们两个看来都和我一样，又疲倦又无精打采。

        “本在楼上的图书室里看电视。”费尔丁对我说，“如果有什么新进展，他会告诉我们。”

        “这家伙得艾滋病的几率有多大？”苏珊讲起华德尔时，好像他已经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戴两层手套，采取像平常一样的防护措施。”

        “如果他得了，我希望他们会说一声。”她仍抓着这个话题不放，“你知道，他们只管把这些犯人送进来，对这类事情都马虎。我不认为他们会在乎犯人是不是hIV携带者，这反正不是他们的问题。验尸的人又不是他们，他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被针戳到。”

        近来，苏珊对诸如辐射、化学物质、疾病等职业危险愈来愈疑神疑鬼。我不怪她，她已经怀有几个月的身孕，尽管外表不太看得出来。

        我套上塑料围裙，回到更衣室去穿上绿色制服，用靴套罩住鞋子，拿出两包手套，然后检查放在三号桌旁的手术车。每样东西都标上了华德尔的名字、日期，还有验尸编号。如果诺林州长在最后一分钟插手，那么这些贴了标签的试管和纸箱都会作废。朗尼·华德尔的名字会从停尸间的记录上删去，他的验尸号码则会轮到下一个被送进来的人。

        晚上十一点本·史蒂文斯下楼，对我们摇摇头。我们都抬头看着钟没说话，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那个警员手中握着对讲机走了进来。我终于想起来他姓兰金。

        “他在十一点零五分被宣告死亡。”他说，“差不多十五分钟后到。”

        救护车倒车进入隔间时发出哔哔的警告声，后车门一开，跳出来的警卫多得足以控制一场小型监狱暴动。其中四人将放着朗尼·华德尔尸体的担架拉出来，抬着走上坡道，直接进入停尸间。金属咔嗒作响，脚步来回移动，我们全都让出一条路。他们懒得将担架腿拉开，直接将担架放到铺着瓷砖的地板上推着走，像是装了轮子的雪橇，上面的乘客被绑住，覆盖着一条沾了血迹的床单。

        “流鼻血。”我还没来得及问，一名警卫便主动提供了答案。

        “谁流鼻血？”我问道，注意到他的手套上有血。

        “华德尔先生。”

        “在救护车上？”我感到困惑，因为华德尔被送上救护车时应该已经没有血压了。

        但那名警卫忙着别的事，没有回答我，只得等一会儿才能知道了。

        我们把尸体移到放在磅秤上的带轮推床上。好几只手忙着解开带子、掀起床单。解剖室的门悄然关上，监狱警卫来得急，去得也快。

        华德尔死了二十二分钟。我可以闻到他的汗水、脏兮兮的脚的味道，还有淡淡的皮肉烧焦昧。他的右裤管卷到膝盖上方，小腿的灼伤处裹着死后才包上去的干净纱布。他是个强壮有力的大块头，报纸称他是温和的巨人，长着一双有灵性的眼睛的“诗意朗尼”。然而，他曾经用我现在看到的这双大手、这粗壮的双肩和臂膀，夺去另一个人的生命。

        我拉开固定住他浅蓝斜纹布衬衫的尼龙搭扣，一面脱他的衣物一面检查各个口袋。搜寻个人物品只是个形式，通常不会有什么发现。囚犯上电椅的时候是不准携带任何东西的，所以，当我在他牛仔裤的后口袋里找到一封信一样的东西时非常惊讶。信封完好，没有打开过，正面用粗黑的大写字体写着：

        “把信封和里面的东西复印一份，然后把原件和他的个人物品一起交上去。”我说着把信封交给费尔丁。

        他将信封塞到夹在写字板上的验尸表格下，咕哝着说：“老天，他的块头比我还大。”

        “真难相信还有人块头会比你大。”苏珊对我的这位热衷健身的副手说。

        “还好，他刚死没多久。”他加上一句，“否则我们可就得使出吃奶的力气了。”

        肌肉纠结的人死去数小时之后，会变得像大理石雕像一样难以处理。华德尔还没有开始变硬，身体仍像生前那么柔软，仿佛只是睡着了。

        要合我们三人之力才能把他搬到解剖台上，脸朝下。他重达二百五十九磅，双脚突出于桌外。我正在测量他腿上的灼伤痕迹时，通到隔间的对讲机响了。苏珊过去看是谁，不一会儿彼得·马里诺副队长走了进来，防水短外套的扣子没扣，衣带的一端拖在地上。

        “他小腿肚上的灼伤痕迹是四乘一、零点二五乘二点二七五。”我对费尔丁口述，“表面干燥，收缩，起泡。”

        马里诺点起一根烟。“那些人正在为他流血的事大惊小怪。”他说，看起来心神不宁。

        “他的直肠温度是四十度。”苏珊把化学温度计拿出来，“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九分。”

        “你知道他的脸上为什么有血吗？”马里诺问。

        “有一名警卫说他流鼻血。”我回答，又加了一句，“我们得把他翻过身来。”

        “你有没有看到他左手臂内面的这个地方？”苏珊让我注意一处擦伤。

        我在强光下用放大镜检查了一下。“我不知道，也许是绑他的带子造成的。”

        “他的右手臂上也有。”

        我看了一下，马里诺则边抽烟边注视着我。我们把尸体翻过来，用东西垫在肩膀下。一股血从他的右鼻孔流了出来。他的头发和下巴都被剃成长短不齐的毛楂儿。我做了一道Y形切口。

        “这里可能会有些擦伤。”苏珊看着舌头说。

        “把它切下来。”我把温度计插进肝脏。

        “老天。”马里诺屏住气说。

        “现在？”苏珊的解剖刀摆好了位置。

        “不是，先给他头上的灼伤拍照。我们需要测量那些伤痕，然后把舌头切下来。”

        “该死！”她抱怨道，“上次是谁最后用相机的？”

        “抱歉。”费尔丁说，“抽屉里没有底片了，我忘了。顺带一提，保持抽屉里有底片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肯告诉我抽屉里没底片的话，就会有所帮助。”

        “女人的直觉不是应该很强烈吗，没想到需要我告诉你。”

        “我把他头上的这些灼伤都量好了。”苏珊不理他的话，向我报告。

        “好。”

        苏珊念完测量出的数字，然后开始切舌头。

        马里诺从桌旁退开。“老天，”他又说一遍，“这种事每回都让我受不了。”

        “肝脏温度是四十点五度。”我向费尔丁报告。

        我抬头瞥了一眼时钟。华德尔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但并没有凉掉多少。他个子很大，而且电刑会使人体温度升高。我解剖过个子较小的男人，其头部温度有高达四十三度的。华德尔的右小腿至少就有这个温度，摸起来烫烫的，肌肉完全处于强直性痉挛状态。

        “边缘有一点擦伤，不过没什么严重的。”苏珊向我指出。

        “他有没有用力咬舌头，咬到足以流出那么多血的地步？”马里诺问道。

        “没有。”我说。

        “唔，他们已经在外面小题大做了。”他提高了声音，“也许你想知道。”

        我停下动作，将解剖刀靠在桌边，突然想起了什么。“你是他的死刑证人。”

        “对，我跟你说过。”

        每个人都看着他。

        “外面有麻烦。”他说，“我不希望任何人单独离开这栋建筑。”

        “什么样的麻烦？”苏珊问。

        “一群宗教狂热分子从今天早上起就在春街监狱晃来晃去。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华德尔流血的事，在救护车载走他的尸体后，就开始朝这个方向前进，像一群僵尸。”

        “他开始流血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费尔丁问他。

        “哦，有。他们电了他两次。第一次他发出很大的嘶嘶声，好像电热器冒出蒸汽一样，然后血从他的罩脸布下流出来。他们说电椅可能有点失灵。”

        苏珊启动斯特莱克电锯切割头骨，没人跟那嗡嗡的嘈杂声竞争，我继续检查器官。心脏很健康，冠状动脉的情况好极了。电锯停下来，我继续向费尔丁口述。

        “测出重量了吗？”他说。

        “心脏重五百四十克，左上叶到主动脉弓之间有一处黏连。甚至找到了四个甲状旁腺，如果你还没记下来的话。”

        “记下来了。”

        我把胃放到切割板上。“几乎呈管状。”

        “你确定吗？”费尔丁靠过来看，“真怪，个头这么大的人一天至少需要四千卡路里。”

        “他没吃进这么多热量，至少最近没有。”我说，“他的胃里完全没有东西，千千净净。”

        “他没吃他的最后一餐？”马里诺问我。

        “看起来不像吃过。”

        “死刑犯通常会吃吗？”

        “会，”我说，“通常会。”

        我们在凌晨一点完成解剖，跟在殡仪馆工作人员后面走到隔间，灵车等在那里。我们走出建筑物，黑夜里闪动着红色和蓝色的灯光。无线电对讲机的静电干扰声在湿冷的空气中飘荡，车子引擎发出咆哮声，围绕着停车场的钢丝网护栏外是一圈火光。男女老少静静地站着，摇曳的烛火映着脸庞。

        殡仪馆的人很快将华德尔的尸体推进灵车，关上车门。

        有人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然后蜡烛突然像流星雨一般纷纷飞越过丝网护栏，掉落在地上。

        “这些该死的神经病！”马里诺叫道。

        烛芯燃出橙色的亮光，柏油路面上满是东一点西一点的小小火焰。灵车匆忙开动，倒车出去。闪光灯一阵乱闪。我看到第八频道的新闻采访车沿着中央街的人行道行驶着。身穿制服的警员忙着踩熄蜡烛，朝护栏移动，命令所有人离开这个区域。

        “我们不想让这里发生任何状况。”一位警官说，“除非你们当中有人想在拘留所过夜——”

        “屠夫。”一个女人尖叫道。

        其他人也叫喊起来，伸手抓住钢丝网护栏摇动。马里诺连忙送我到车旁。

        有规律的叫喊声很响，像是来自原始部落的吟诵。“屠夫，屠夫，屠夫……”

        我紧张地摸索钥匙，钥匙串掉在地上，我一把抓起来，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那一把。

        “我陪你回去。”马里诺说。

        我将暖气开大，但身体暖不起来。我检查了两次，以确定车门上了锁。黑夜染上了一层超现实的色彩，亮着和暗着的窗户组成了奇怪的不对称图形，我的视线边缘有阴影移动。

        我们在我家厨房里喝苏格兰威士忌，因为波本威士忌喝完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受得了这种玩意儿。”马里诺粗鲁地说。

        “吧台里有什么你就尽管倒。”我告诉他。

        “我会咬牙熬过去的。”

        我不太确定要怎样转移话题，而马里诺明显不打算让我好过。他的神经绷得很紧，脸色发红，一绺绺散落的灰发贴在潮湿而微秃的头上。

        他一根接一根不停地抽烟。

        “你以前有没有当过电刑的证人？”我问。

        “从来没有要当的强烈冲动。”

        “但这次是你自愿的，所以那冲动一定相当强烈了。”

        “我敢说，如果你在这东西里加些柠檬和苏打水，应该不会太坏。”

        “如果你想让我把好好的苏格兰威士忌给毁掉，我很乐意尽一点力。”

        他把玻璃杯朝我推过来，我走向冰箱。“我有瓶装柠檬汁，可是没有柠檬。”我搜寻着架子。

        “没关系。”

        我在他的杯子里加迸几滴柠檬汁，然后倒了些气泡饮料。他浑然不觉，边啜饮那杯奇怪的混合物边说：“也许你忘了，罗比尼·纳史密斯遇害案是我的案子，我和桑尼·琼斯的案子。”

        “那时候我不在这里。”

        “哦，对。怪了，感觉你好像一辈子都待在这里似的，但你知道事情的经过，对吧？”

        罗比尼·纳史密斯遇害时，我是戴德郡的副首席法医，我记得在报上读到过这个案子，在电视新闻里得知了案情的发展，后来又在一个全国性会议里看到关于此案的幻灯片简报。罗比尼·纳史密斯曾当选弗吉尼亚小姐，美艳动人，她有一副低沉的好嗓子，在镜头前妙语连珠，魅力十足，遇害时年仅二十七岁。

        辩方声称朗尼·华德尔原本只打算偷东西，罗比尼从药店回家的时候不幸撞个正着。据说华德尔不看电视，在洗劫她家又对她施暴时并没有认出她，当然也不知道她有光明的前途。辩方表示，他当时嗑药嗑得太猛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陪审团驳回了华德尔“暂时陛精神失常”的抗辩，建议将他判处死刑。

        “我知道，非逮住凶手不可，压力非常大。”我对马里诺说。

        “他妈的大得不可思议。我们有那个很完整的隐藏指纹和咬痕，我们派了三个人从早到晚翻查陈年档案。我在那个该死的案子上花了多少时间简直算不清。然后我们逮到了这个王八蛋，因为他开着一辆牌照过期的车在北卡罗来纳州晃来晃去。”他顿了顿，眼神变得冷峻，然后说，“当然，那时候琼斯已经不在了。他没赶上看到华德尔恶有恶报，真是他妈的可惜。”

        “你把桑尼·琼斯的事怪到华德尔头上？”我问。

        “嘿，你认为呢？”

        “他是你的好朋友。”

        “我们是重案组的同事，一起钓鱼、打保龄球。”

        “我知道他的死给你很大的打击。”

        “是啊，呃，那案子把他拖垮了。全天工作，既不睡觉也从不回家，这当然对他的婚姻毫无益处。他一直跟我说他受不了了，再后来他就什么也不说了，直到有一天晚上他决定把枪塞进嘴里。”

        “我很遗憾。”我温和地说，“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应该把这件事怪到华德尔头上。”

        “对我来说，是有一笔账要算。”

        “那么你目睹他被处死之后，这笔账算清了吗？”

        一开始马里诺没有回答。他瞪着厨房另一端，下巴紧缩。我看着他抽烟，喝干杯里的酒。

        “我可以再来一杯吗？”

        “哦，有何不可。”

        我站起来，又帮他弄了一杯，想着马里诺遭遇过的种种不公、不义和失落，使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他在新泽西州一个很糟的地方熬过了贫困又无人疼爱的童年，自此始终对比他命好的人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不久前，他结婚三十年的妻子离开了他，似乎也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独子的任何事情。尽管他是个忠心执法、记录辉煌的优秀警察，但他体内却没有和上级愉快相处的基因。他的生命历程似乎已经把他放到了一条冷酷的道路上，我怕他到头来得到的并不是智慧或和平，而是报复。马里诺无时无刻不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感到愤怒。

        “医生，我问你，”回到桌边时，他对我说，“要是那些害死马克的混账东西被抓到了，你会有什么感觉？”

        我完全没料到他会有此一问，我不愿去想那些人。

        “你难道不曾希望见到那些王八蛋被吊死？”他继续说，“不想自愿参加行刑队，好亲自扣下扳机？”

        马克的死是因为有颗炸弹被装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垃圾桶里，爆炸那一刻他正好路过。我极度震惊和哀伤，根本无心去想复仇。

        “对我而言，想象惩罚一群恐怖分子是无益的行为。”我说。

        马里诺狠狠地盯着我。“这就是你有名的狗屎答案之一。如果可能的话，不给钱你都会把那些人解剖，活生生地解剖，而且你会切割得很慢很慢。我告诉过你罗比尼·纳史密斯的家人后来怎么样了吗？”

        我伸手去拿酒。

        “她父亲是医生，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大好人一个。”他说，“审判过后大约六个月，他得了癌症，两个月后就死了。罗比尼是独生女。她母亲搬到得州，出了车祸，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除了回忆之外一无所有。华德尔害死了罗比尼·纳史密斯全家人，他残害了每一条他碰上的生命。”

        我想象着在农庄里长大的华德尔，他沉思中的景象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仿佛看见他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大口咬着一颗带有阳光滋味的番茄。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秒想些什么，不知道他有没有祈祷。

        马里诺捻熄一根烟，准备离开了。

        “你认不认识亨利哥一个叫特伦特的警探？”

        “乔·特伦特以前在K-9待过，两个月前升任警佐，调任探员。他像个紧张兮兮的女人，不过人还不坏。”

        “他打电话跟我说一个男孩的事——”

        他打断我的话：“艾迪·希斯？”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一个白人男孩，十三岁上下，我们在办这个案子。‘好运道’属于本市的范围。”

        “好运道？”

        “就是他最后一次出现的那家便利店，在北区的钱伯连大道旁边。特伦特找你做什么？”马里诺皱起眉头，“人家告诉他希斯没救了，所以来跟你提前预约？”

        “他要我去看看那些不寻常的伤口—有可能是被人故意切除的。”

        “老天，我真恨这种事情发生在小孩身上。”马里诺把椅子往后推，揉着太阳穴，“该死的，每次解决掉一个烂货，就会冒出另一个来代替。”

        马里诺离开后，我疲惫地坐在客厅的壁炉旁看着燃烧的煤炭忽明忽灭。我心中涌起一股遭到重创般难以平抚的悲伤，而无力将它挥去。马克的死在我的灵魂上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我完全没料到我的生活和我对他的爱会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他飞往伦敦的那天，在去杜尔斯机场之前，我们抽出短短的时间一起吃午饭。关于那最后的一个小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两个都不时地看表，天空中逐渐乌云密布，然后雨点溅在座位旁的窗子上。他下巴有一道刮胡子时不小心割破的小伤口，后来每当我回忆起他，总会看见那道小伤口，并莫名地因之崩溃。

        他死在二月，那时海湾战争已接近尾声。我下定决心要远离伤痛，于是卖掉房子搬到新的地方。结果，我只是把自己连根拔起，却没有真正向前迈进，而曾经抚慰我的那些熟悉的植物和邻居也都没有了。重新装潢新家或者设计院子都使我备感压力。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结果却适得其反。我可以想象马克对着我使劲摇头。

        “一个这么讲逻辑的人，居然……”他会微笑着说。

        “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有些失眠的夜晚，我在脑海里对他说，“如果还活着的人是你而不是我，你又会怎么做？”

        我回厨房把杯子冲洗干净，到书房去听答录机上有什么留言。有几个记者打过电话，还有我母亲和我外甥女露西，另外三个没有留言就挂断了。

        我很想申请一个不用列入电话簿的号码，但不可能。警方、检察官，还有全州四百多名派任的法医都有正当理由需要在下班后找到我。为了弥补我失去的隐私权，我用答录机来过滤电话，如果有人留下威胁或猥亵的留言，可以借由来电显示的功能加以追踪。

        我按着号码显示器上的回转钮，一一检查在那窄小屏幕上出现的号码。找到那三个没有留言的电话时，我感觉困惑又疑虑。这个号码已经莫名其妙地开始变得熟悉，近来每星期会在我的显示器上出现好几次，对方总是不说话就挂断。我曾试过回拨，想看看接电话的是什么人，但只听到像是传真机或电脑调制解调器发出的尖锐声音。不管什么原因，今晚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个人或这台机器拨了三次我的号码，那时我正在停尸间等待华德尔的尸体。这没有道理。电脑语音推销电话不应该这么晚了还如此频繁，而如果某台调制解调器想连上另一台却一直在拨我的电话，到现在也该有人意识到是他的电脑拨错号码了吧。

        离清晨只剩几个小时，我睡睡醒醒。屋里每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让我心跳加速。防盗警报器安装在床对面，控制面板上的红灯闪烁着不祥的光芒，每当我翻身或拉扯被子时，解除了设定的侦测器便静静地用闪动的红眼睛注视着我。我做了许多怪梦。五点半我打开台灯，起身穿衣服。

        我开车到办公室的时候，天还是黑的，路上几乎没有车。隔间后面的停车场空无一人，地上散落着几十根小蜡烛，让人想起摩拉维亚的爱筵或者其他的宗教庆典。但这些蜡烛是用来表达抗议的，几个小时前还被当作武器。我上楼弄咖啡，开始翻看费尔丁留下来的文件，我很好奇在华德尔裤子口袋里发现的信封到底装着什么—也许是一首诗、另一篇沉思，或者是一封牧师写给他的信。

        然而，我发现华德尔认为是“极度机密”而且想要与其一起被埋葬的东西，原来是几张收银机的收据，这真令人费解。其中五张是收费站的，另外三张是餐厅的，包括一顿两星期前在修尼餐厅里点的炸鸡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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