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男人总是比女人重仕途，放中国男人恨不能一脚迈人机关大门的尤其多。

        既身在“机关”，多年过去，升或未升，就不但事关“机关”人的荣辱，而且最密切地关乎“机关”人的切身利益和心理状况。升或未升的原因，又往往是复杂的、多变的，有时也是欠公平的。“机关”人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机关”人也往往不敢过分地表示不满。牢骚多多，也许会连下一次升的机会都提前断送了……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都有一些普遍的共性。那共性也早已被中国人们熟知，此不赞述。

        故中国的“机关”人们，身上的人际擦痕和伤痕，从来是中国人中最多的。

        故在中国的“机关”人们之间，“背景”、“来头”、“靠山”、“溜须拍马”、“阳奉阴违”、“拉帮结派”、“上层路线”、“领导关系”等等话语，也是背地里说得最多的。尽管不见得都那么糟。

        这使“机关”人们所在的机关，不是“机关”，也似“机关”了。

        有许多人认为，人的精神的需要似乎是无限的。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

        有许多人认为，一个物质需求很低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无限；一个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其精神需求一定少得可怜可悲。

        这也是不正确的结论。

        事实上，物质需求很低的人，精神需求也往往体现出有限性。教授们在物质需求方面大抵是较容易满足的人，而他们的精神需求不外乎便是读书、音乐、旅游等等寻常之人喜欢的内容……

        事实上，物质需求太贪婪的人，精神需求也相应地体现出膨胀的特征。

        据统计，这世界目前至少向人们提供了四百余种满足精神需求的内容。

        正常的人不会向往自己的精神都去遍那些内容里享受几次。

        而物欲难足的人，往往精神需求上也显出贪婪性。

        都说“文革”是“疯狂的运动”，此话国人说了二十余年了。

        一个人的疯狂，往往是一辈子的事儿。十年是短的。十年后居然不疯狂了，是幸运。

        但是哪有整整一个民族一疯狂就十年之事？

        “改革开放”初年，对于要不要改革，要不要开放，立场上态度上确有“左”、“右”之分。

        如今整整二十年过去了。

        对于中国的事物，倘谁居然还动辄言“左”论“右”，他不是装傻充愣吗？

        跟这种装傻充愣之人，你除了不屑于理睬他，还能怎样？

        归根到底，“左”的原动力是不遗余力的自我标榜，所要达到的是个人目的，所要实现的是个人功利。

        这么看问题，无论从当年拥护“大跃进”的人和今天自我标榜“改革派”的人身上，都同样可以看出“左”的马脚来。

        近年我看的表演也实在太多了——从某些自我标榜的所谓“改革派”身上。

        无论早期的东方文化还是早期的西方文化中，人类对于自己祖先的想象，其实是很相近的。思维的雷同，意味着愿望的比较一致——世界上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原来是兄妹或差不多等于是兄妹。人类乃这样一男一女的后代。

        我们从这比较一致的愿望中，似可分析出早期人类对于“男女平等”的普遍认同。

        我想，人类的潜意识里，大约一直存着一种本能的、代代袭承的、女性崇拜的古老意识吧？这与弗洛伊德总结的“恋母情结”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佛氏总结的“恋母情结”主要是男性的“情结”，而且与性意识关系密切。人类古老的女性崇拜意识，却基本上与性无关，或言关系甚徽。它主要还是体现为对女性的思与德的崇拜。即对“伴侣”的崇拜。不分男女，这一种崇拜都接近着本能。好比海龟一出壳便往海边爬，是先天的。

        如此一想，“伴侣”二宇，岂非我们人类词典中最伟大的一词了吗？

        男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伴侣。倘真的终生没有，又不是献身于宗教的男人，那么即使是国王，其实也是一个不幸的男人。

        女人什么都可以要，但她要这要那，即使获得了许多许多，最后必定非要的，还是一个男人，一个伴侣。

        少年变成了青年，于是他开始学着以男人的身份接触女人。如果他心中在少年时期深深印下过美好女人的情影，那么他必然会以她为标准，去欣赏另外一些女人的美点或者发现另外一些女人的缺点……

        这青年后来自然变成了中年男人。

        若问他亲爱哪一代女人，他往往困惑不能答；但若问他亲爱哪一类女人，那么几乎每一个中年男人都能畅所欲言媚据道来。结果，问他的人一定会听出，使他亲爱的那些女人的种种美点，又几乎总是缘生于他的记忆的印象，比较多地具有着过去时的某类女人的风情……

        归根结底，男人眼里所欣赏的亥人，或多或少，总难免具有他少年时感情所亲近的女人的美点。

        所以，男人在少年时被什么样的女人吸引，长大了便满世界去找相似的女人。如果一个少年经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环境中亲近女人，那么他长大了以后仍会经常去那样的地方结识女人，并且往往会错误地认为，值得追求的女人当然最应该在那样的地方。

        我知道，有一些少年，由于家庭的暴富，由于父母本身素质的俗劣，的确是经常光顾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地方的。

        我替这些少年难过……

        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我知道，它是一天比一天糟了)，那么，这句话庞该是契河夫说的——一个正直的人，在狗的目光的注视下，内心往往会感到害羞的。

        “他的眼睛告诉了我”或“她的眼睛在说”一类话，在人类大约是越来越靠不住了。在中国尤其靠不住。复杂的靠不住的绝不可轻信的目光，像假冒伪劣产品一样多。人与人“目光的交流”简直成为一旬荒唐可笑的话。几乎只有人与狗才可能进行值得信赖的“目光的交流”。

        狗的忠乃至愚忠以及狗的种种责任感，种种做狗的原则，决定了狗是“人世”太深的动物。狗活得较累，实在是被人的“人世”连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民间新解——曰：“以健康为中心，活得潇洒一点儿，想得开一点儿”。

        我们对老鼠的讨厌，其实还由于它的尾。毛茸茸的尾巴毕竟比光溜溜的尾巴看着舒服些。干脆光溜溜的一毛不生的尾巴也还则罢了。偏偏鼠尾两种都不是。老鼠的尾巴长着非常稀疏的毛。尾上的毛同样是土灰色的。通常比体毛的土灰色浅。稀疏得有谁如果想数数，逮住了一只老鼠是一会儿就数得清的。比一条毛虫身上的毛要少得多。而后的本色，与干尸一色。

        故我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至今，既功不可没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掩盖了许多事实的真相。就如老鼠难看的毛色和它丑陋的尾巴影响了我们对老鼠眼睛的看法的客观性一样。我们仅仅对老鼠这样其实也大可不必有什么不安——但我们往往对人和对人间的某些事件也持相同的态度。

        故前人留给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将留给后人的历史，包藏着种种的暖昧不明和种种的主观误区。

        所以在今天，人的思想的独立性，应该格外地受到鼓励、提倡、支持和爱护……

        现如今的中国男人，不是都互相起劲地批评甚至攻击“浮躁”吗？“浮躁”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也每每的有点几。“浮躁”起来了怎么办呢？喝个一醉方休？郊游？钓鱼？泡妞？服镇定药？到什么有色情消费的地方去堕落一夜？……我承认这都是抑制“浮躁”的方式。但之后呢？“浮躁”是灵魂的“皮肤病”，常犯的呀！

        我自己克服轻微“浮躁”的方式是闭门谢客，关了电话，静静地在家里看书。而且，当然要躺着看。

        如果我觉得自己染上了重症“浮躁”，那就去逛动物园。

        我们连杀过一头牛，那是很残忍的场面。先将中拴牢在木桩上。起初中不知人要对它怎样，老老实实地被人拴。它们被拴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待到从人们的表情中看出不对劲儿了，晚了。于是牛预感到自己活不成了，牛眼中扑扑落下一串串泪来。牛此刻并不挣扎，只是悲哀而已。人举起八磅十磅的大铁锤，抡圆了，照准牛的脑门心就是一锤。于是牛发出“啤”的一声悲叫。一锤，牛的身子一抖；两锤，牛的身子又一抖。总要五六锤后，牛的两条前腿跪下了。它已不再叫，只默默流泪。某些男知青，为了显示他们的勇气，争夺铁锤，抢圆了朝中的脑门心砸。再接着就有人取来了钐刀头，也就是两尺多长的大镰刀头，锯木段似的，从牛的颈下往上“锯”，于是血如泉喷……

        我一直想不明白，非是职业屠夫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对亲自参与血腥的宰杀之事，表现出那么大的亢奋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大的快感呢？我们人类从古代就有屠夫这一职业，不正是为了大多数人可以远避血腥的刺激吗？连队里虽然没有专职的屠夫，可是出现些个知青争先恐后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情形，也是多么的不正常呢？细一思想，那又是青年人心理中多么可怕的一面田？这可怕的一面，分明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暴行有直接关系……

        面遗憾的是，恰恰是在人和人之间，一部分人类和另一部分人类之间，一方将另一方逼上绝境之事比人对待动物，比动物对待动物的同现象多得多。古今中外，不胜枚举。而且阴谋种种，险恶种种，歹毒种种，幸灾乐祸旁观取娱的丑陋种种……

        故人类将永远需要一种自我教育，那就是——人性的世世代代的自我教育……

        我们发现了我们人类自己的意识特点——那就是，人是特别地习惯于将威猛作为“王”的资格。

        凡人惧怕的，人便慑服之，视为“王”。

        “王”这个宇，与“领袖”、“首脑”是有区别的。“领袖”和“首脑”，是因号召力和业绩而获拥戴的。但“王”非是这样，“王”的地位是征服的结果。凡为“王”者，必先称霸一方。故从前的中国，也将啸聚山林的强盗头子称为“山大王”。

        帝王们或曰君王们，倘非世袭的，而是“打”来的江山，无一不是先为王，其后才是“帝”是“君”的。

        一个童心不泯的人，纵有千般缺点，在我看来，也必是可交为朋友的。

        不过，人世间，真正童心不涡之人，却是越来越少了。都市里尤其少。都市里，人“单位”化了，“行业”化了，为着各自利益，明争暗斗。仿佛被关在一个大笼子里，彼此难亲难和，躲又躲不开，人心里城府便深。仅只在个人爱好上，可能还有童趣的表现。在对待自己同类方面，比赛着圆滑。崇拜英雄的中国人似乎越来越少，膜拜奸雄理论的似乎越来越多。人人都成了“厚黑学”博士或专家的时候，那就不是熊要跟人玩，而是人只有到深山老林里去找熊作知交了……

        “文革”中，一些男人便公然地、肆无忌惮地将别人“当猴耍”，尽显凌辱别人之能事。因为“文革”是空前的机会，条件不但“成熟”，而且“理由”符合“革命”。“文革”中人“耍”人的“程序”比当今一切事的程序都简单，首先以“革命”的名义宣布一部分人为“异类”，于是一部分人成了“中鬼”、成了“蛇神”，于是似乎比猴还低等。既不但可以“耍”，可以捉弄，也可以大打出手……

        真的，我不喜欢特别喜欢猴子的男人。

        但，心态上像猴的中国男人，或像耍猴者的中国男人，依我看，现在挺多挺多的……

        一概地以富者为英雄，并且一概地不许问，反对问，甚至公开宣扬敢问者有罪，不许问有理，实乃浑账的逻辑。也是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背道而驰的逻辑。

        同时，我也在此郑重地告诉牟其中——关于我的书中张冠李戴那一件事，我已公开在报上以及我的书中致歉了。如果你尚觉不够不满，那么你可以再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或者买断什么报刊的版面，或者买断电台电视台的时间段，我将一定前去再一次公开致歉。仅仅再一次公开致歉，绝不言其它。甚至，致歉的词句可由你们自己拟定，我去大声地持稿照续。并且读罢三鞠其躬……

        但是，若以你那一套生意经作为什么“改革开放”的主导声音，来批判我的书我的观点，那么你要三思而行！最起码，你要找些相对有点儿水平的人，真的能从我的书中挑出我自己的言论，而不是无中生有而不是断章取义地于I同时，要上升到国家立场国家利益的高度进行批判，而不能仅仅以你牟其中一个商人自己或一个公司的低级水平低级立场低级利益态度去批判。批判得有理有据，我公开表示向你的正确思想学习——倘还是水平如前贩卖些胡说八道的批判“文章”，我不但是绝不会接受的，而且是一定要反驳的。

        尽管我现在颈椎病重，执笔已成苦事，但反驳吴越农之类人那种不三不四的“文章”——不谦虚地说，我一个人对付得了一群。

        依我看来，替别人广而告之者，只要不是将劣的说成优的，将平庸的说成精彩的，只要不是肉麻的吹捧，所做便是大大的有益之事。既不但有益，而且丝毫无害。

        对那被一笔小钱雇了，面以写文章的方式为他人实行报复的人，我是很鄙视的。起码，目前是很鄙视的。这足见我的迂腐。我的思想既不符合现实之经济规律，又不能超越于现实之上，而符合着理想主义的尴尬了。因为倘立足于现实，一千字一千元，或一万元由一个人承包了东一小篇西一大篇地可持续性地独自干，我不能不承认那钱挣的也较容易。较容易挣的钱当然是值得挣的钱。而倘立足于真理想主义的大境界，那么其纯洁的眼，是根本不该发现这种勾当的。丑陋之事，当不人理想之眼。既不人眼，鄙视又从何谈起呢？

        “文痞”一词，可理解为文人与痞子“交媾”的“杂种”。“杂种”非指物种学方面的后代，乃指文人与痞子二者人格特征的合成。凡“文痞”，身上既有投机文人的见风使舵，火中取栗，又有痞子那一种天生的刁滑性和无赖性。只不过其“痞”由“文”包装了，后天“合成”为一种邪劣的假正经而已。

        考察中国正野文史及历史，文人中少有很痞的典型。文人的劣点林林种种，但大多数文人，拒绝痞气的沾染。痞主要的心理成分非仅仅是玩世不恭。因大部分玩世不恭者，不过将玩世作心理的盾，将不恭作写在盾上的图腾式宣言，借以自卫。但痞不是这样。症主要的心理成分是自己层层捆扎的阴暗的恶毒。痞较普遍的心理私语是这样一句话——“统统×他妈的！”这是典型的痞看社会的心理。也是典型的文痞看文坛的心理。区别在于，痞并不需要借了文的包装掩盖此种心理，而文痞一定要最充分地利用文的包装。

        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及其爪牙，获“文痞”丑名，乃因阴暗而恶毒的政治心理。“统统打倒”和“统统×他妈的”是同一种心理。但他们并不是用痞的技巧掩盖此种心理。而是靠政治的权术和专制。故我一向认为，他们非是典型的“文痞”，面是文人与反动政客交媾的“杂种”。他们的人格特征；是文人的劣点和反动政客的劣点的集大成。

        文痞行径是文痞们假文学之名而公开手淫的现象。目的是要引起公众的注意。文痞是文学和“市场经济”关系中的派生物。文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时携手合作，各得其所；有时相鄙皆见，分道扬镳。这乃因为，文学毕竟是有个性的，而市场只有经济规律的共性。个性不被共性所左右，个性就要作出牺牲。

        但文痞是没有个性的。

        文痞存在的信条是——“有奶便是娘”。

        金钱本身自然非是什么肮脏邪狞之物。即使在显微镜下观察，钞票上的细菌，并不比被公阅过的一张报上的细菌更多些，它只不过是交换商品的替代物。古时候人们也以贝壳、兽牙以及美丽的卵石为“币”——可见钱本身与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的属性。

        我的理想——要毁掉钞票的人，其实是想改变人类社会目前金钱分配方面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想法本身无错。因不合理现象确实存在。但这又不是现实的想法，因为“毁掉钞票”并不能根除物质占有的不合理现象。

        应该看到，全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都在进行着怎样使金钱分配合理性起来的努力，包括“革命”方式。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初见成效。“革命”的方式一般已被否定。因为人类的制度进步了，会找到比“革命”更好的方式。当然，合理性也是相对的。

        人类的发展，再不会以消灭富人为社会道义平衡的尺度，面庞致力于消除贫困，扶持穷人。最终，使几乎一切人，都享受到物质文明的成果。如果不求一律乎均，完全平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正在经济发展中。一个时期商业规划混乱，出现了暴发户及穷富悬殊。这现象被同学们看在跟里，故产生愤愤不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不应受指责的。

        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是这样的——有人想挣大笔大笔的钱并不容易，面大多数人要想挣足够花的钱，又不那么难。这是人类的一个理想阶段。

        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富豪们的金钱，不可能不汇人社会的商业大活动，成为变相的公有。比如香港巨富李嘉城、霍英东们。他们拥有的金钱，早巳超出了他们个人的消费，起积极作用于香港全社会了。

        世界上有许多大企业家，其个人生活是俭朴的。他们拥有的金钱，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自己享用却并不奢侈。他们是可敬的，是当代英雄。

        只不过中国的某些暴发户，一旦暴发就穷奢极欲。这是丑恶。要看到他们成为文明的资产者，需要时间啊！

        我认为——花天酒地其实很没有意思的。试想，一个人那么生活一周，可以，那么生活一年呢？那么生活十年呢？在最好的年华那么生活十年呢？那真的是幸福吗？生命耗于那么一种生活，真的是值得吗？

        这么一想，我们便有了自己对金钱的原则性态度：1。我们看别人花天酒地，我们会厌恶。2。我们自己清贫时，由于我们能本能地厌恶花天酒地的生活，则我们会珍借我们挣得的每一分钱。因我们自己挣的金钱，因我们拒奢糜堕落，我们不但保持了良好的人生精神状态，还能渐渐有点儿积蓄。3。我们积蓄多了，用于有限度地改善生活，赡养好老人，抚养好子女，使钱在我们身上体现最美好的价值。4。最后一点，应明白，我们只需使我们生活无忧无虑的钱就够了。不要太贪多，太羡多。

        如果一个丰衣足食、生活无忧孟虑了的中国人还那么不挥手段地追求金钱，则就是拜金主义者了！……

        时下新词很多，隔不久便冒出一个“系列”。

        “跑官”一词属于一个小的“系列”。相应的就有了“亮话儿”与“潜颂”二词。又“跑官”一词，指的是一种现象。

        “跑官”也就是四处托朋友，找关系，探后门儿，傍权势，为自己当官走捷径的勾当。还是某些人自身的经验总结？总之已成了人们都懂的一个词。

        “跑官”的“跑”宇也用得好，活脱儿道出了那一种急促、忙碌和辛苦。时代毕竟进步了。处处有竞争。“跑”得不及时，别人“跑”在前头，捷足先登，岂不悔之晚矣！

        科长向处长，或处长向局长提“意见”，霍地站起来，急赤白脸，朗朗大声曰：“我不怕穿小鞋！我不怕打击报复！这意见闷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今天当着众人大家的面，我是非提不可！……我的上级你呀你……你为了工作，怎么可以全然不顾借自己的身体啊！……”

        此乃“潜颁”之一例。似乎相声里用作过“包袱”的。也乃“跑官”者必备之技巧。

        疲惫的人们不是不想潇洒，不是不愿潇洒，而是没起码的前提潇洒。

        便只有疲惫下去。

        前些日子唱红过一首流行歌曲。

        “不忍”就意味着“心太软”。

        “心太软”每每要付出代价。最沉重的代价是搭上自己的命。一种情况是始料不及，另一种情况是舍身取义。

        联想回来，说口自们中国，从“文革”后至今，同样的逻辑，在某些“文革”中的小人、恶人、政治打手那儿，也仍被喋喋不休地嘟哝着——大的政治背景那样，我怎么能不服从？我的罪过，其实一桩也不是我的罪过，全是“文革”本身的罪过……

        “文革”中狠心的事冷酷的事太多了。

        “不忍”之人的“不忍”之心体现得太少了……

        联想得再近些，说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中国，是很有一些人肯当杀手的。雇佣金高低幅度较大。从几万十几万二十几万到几千几百元不等。而且，时兴“转包”。每一转再转，中间人层层剥皮。最终的杀人者，哪怕只获几百元也还是不借杀人，甚至不借杀数人，不借灭人满门。

        他们丝毫也没了“不忍”之心。

        而我也真希望——现实生活中喜剧多发生一些，甚或闹剧多发生一些。若人心不能在庄重的情况下兼容“不忍”二字的存在，于喜剧和闹剧的发生中出现“心太软”的奇迹，也是多么的好啊！

        像世界上一切封建帝王统治史漫长的国家一样，中国也是、个“官本位”影响深厚久远的国家。于今，其影响虽已缩敛，但仍强劲地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包括许多大小知识分子的命运状况。故中国人，以及中国大小知识分子头脑中一再滋生出犬儒思想的陋芽，并玩世地将犬儒思想的方式，当成一种成熟、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一种潇洒似的活法，委实也是可以理解，甚至应予体恤的。在“官本位”的巨大投影之下，从献身于官体制的官们，到依存于官体制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到受治于官体制的庶民百姓们，谁想站直了，都非是容易之事。相反，千万别站直了，倒真的是一种有自知之明的表现。而且，只要习惯了，感觉也不是多么的不好。有时甚至会获得较好的很好的感觉。会获得比企图站直了还好的感觉。

        在王权的巨大投影之下，无论什么人，若想站直了，就必付出代价。

        民主之所以对于人民毕竟是好事，就在于它彻底驱散了王权的巨大投影之后，使人人都有可能从心理上获得解放，弯腰与不弯腰，完全出于自愿，出于敬意的有无，而根本不必假装做戏。倒是反过来了，有权之人，每每在人民面前作秀，以获得人民的好感。因为人民几乎无时无刻都有资格以民主的名义理直气壮地说：“你的权力是我们给的，我们想收回给予别人，便可以那样做！”

        对于中国当代大学生，多年以来，我头脑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看待上的误区。这误区没被自己意识到以前，曾非常地使我困惑。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我自己这儿，还是只出在大学生们那儿。

        真的，实话实说，我曾多么惊讶于他们的浅薄啊！

        中国当代大学生——他们是这样一些人群；甚至，可以说是这样一些孩子——智商较高，思想较浅；自视较高，实际生存的社会能力较弱；被成人社会看待他们的误区宠得太“自我”，但他们的“自我”往往一遇具体的社会障碍就顿时粉碎……

        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

        “文革”对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彻底的扫荡之后，在当年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发生了些什么现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当年却要看美国电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比如。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贝是用美金从香港买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现象，说明了好几条接近着真理的社会事实。

        比如——在任何时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样是分等级的。在政治时代是政治特权，在商业时代是金钱。

        比如——文化艺术其实是根本扫荡不了的。想要实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注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艺术空间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娱乐化，政治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

        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通航，但几乎接近着事实。

        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

        中国文字太丰富。有些字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逸”宇。我总觉得是一个有仙气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仙。那么，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说不大明白。可能仅仅在于气质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还是小神，心中都会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严厉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仅从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愿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摆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历来是传说中的两类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贵的形象而现于世。仙女则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虚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熔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豆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熔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人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瞳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涸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董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面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大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口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在某时代和某社会阶段，体制弊端多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天上地下，社会财富的配置极不公正，一类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别清楚，于是发出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那是多么正当又正常的呢？倒是缄默显得很不正常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可笑。倒是诱导知识分子改变这一角色的言论，无论多么的时髦，本质上是动机可疑的，有时甚至意味着是一种乔装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当然指你所说的那一类)不需要那一种言论的诱导。

        知识分子无非这么几类：一类由于长期的职业特点，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致力于专业，对社会丑恶现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类其实知道的并不少，亲历亲见的也很多，但吸取经验教训，明哲保身，避而不谈，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类看到了，知道了，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于是就要说。别人认为自说，自己也还是要说，非说不可。有时甚至会拍案面起，大声发出呵斥……

        这三类知识分子，所以这样，所以那样，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甚至不同的性情所决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随各自的意愿去做为好。

        “文如其人”——此话于散文，更有普遍性。于小说，可能恰恰反过来。小说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则如心泉流淌。想丝毫也不汇人其人的本色，须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绘自己定的原则是——文章不妨泼辣，不妨激烈，不妨棱角鲜明，这汲什么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为人则须温良敦厚，宽忍谦和一些，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这种“分裂”于人于已于社会，也不构成危害。但若反过来“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一个自私、倔狭，特别嫉妒、虚伪面又心理阴险之人，他理智地活着，对别人是很可怕的事。他率性地活着，对别人也是危害极大的事。

        第一，眼前的生活，尤其我们中国人眼前的生活，在我看来并不怎么诗意化。第二，真和美，可作判别自然物及一切人的身外之物的标准。但二者之间加进了一个“善”字，则就主要是评说人心的标准了。依我看来，人心中缺少“善”，则人言行必虚妄，则美人，也不美矣，对人类的心史而言，无善便无美。人类诸美德，皆是“善”这株万年大树上的果子。第三，生活对人的教训也往往非是你说的那样。往往好东西并不平均分配，往往坏东西太相对地集中在某些不幸的人身上了。比如贫穷则失学，则健康没有保障，则不能成为知识者，则就业机遇少，则承担不起意外灾祸……所以人类一直在干预生活，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对更其广大的人都有幸福可盲……

        美女有能力使自己的心灵也美。但一个心灵很美好的人，却无法使自己的外表也变得漂亮。有句歌词唱的好：“虽然我不美，但是我很温柔”。古人也有句话说的好——“桃花面，蛇蝎心”。外表和内心，都统一于美，固然好。不能统一，心灵自觉向美的方面完善，也好。

        生命的含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本就包含着责任。对父母，对儿女，对友情，对爱情，对工作……林林总总的责任使生命充实，有本能的活力。完全没有责任内容的人还算生命吗？凭什么别人对你尽了责任，而你幻想逃避一切责任。我不认为责任是生命的苦役。但生命有时是相当脆弱的，一己的能力也往往是徽不足道的。种种的责任集于一身，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样的生命就太可悲了。

        我怀疑现存的有关人类起源的教科书内容。

        我确信人类的最终归宿是地球毁灭。

        我认为科学在造福我们人类现时利益的同时，肯定也在加剧着地球的严重祸患。

        很久以来，我总有一个疑问——我们人类在物质生活的水平和质量方面，要求是否越来越病态，越来越背离人性，越来越走向着反面了呢？……

        外国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将蚂蚁放人杯中，哪一只往外爬，以烟头烫哪一只。三百次以后，皆不复爬也。而有的蚂蚁，其实并不曾往外爬过，故也不曾被烫。但别的蚂蚁的体伤似乎使它们明白——选择某一方向是不可取的，不明智的。外国科学家们断言——它们的下一代，也将不同程度地接受这种变聪明了的遗传。这在动物学界叫作本能退化。人是何等聪明的动物！人不需要三百次之多的教训。再愚矗的人都不需要这么多次的教训才能总结经验，人只需要几次教训就足够了。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的思想者，依然缺乏针对当代进行思想的勇气。或者，准确地说，依然在采取这样的方式迂回曲折地表达思想——即求助于对历史的澄清、分析、反思、再认识，间接地、缩头藏尾地体现对当代的思想认识。这使当代的思想者们的思想、技巧性远远高于实际上的思想价值。有时甚至将普遍的人们早巳达到了的思想认识，反复地靠技巧包装了不厌其烦地诉诸于世。故往往将思想淹没于技巧了。

        我认为，在一切民主国家中，不再能产生所谓政治思想家了。民主使人类的全部政治思想画上了休止符。在目前还没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也不再能产生什么政治思想家了。因为如果他拒绝之，他岂配妄称思想家？若表示接受，那么又将发现，许许多多的人比他更欢迎之。故他们能做的，仅仅是在没有民主的地方传播民主罢了。

        民主不但结晶了人类几乎一切的政治思想成果，也解决了人类大部分的人文思想之探究。所剩的思想空间已相当有限。这也是近当代全世界都难以产生思想家的原因。科技依然在迅速发展，人类的思想却似乎处于半休眠状态。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思想的萎缩，更不意味着傲情。恰铬相反，而意味着一种难以再超越的成熟。

        人类在教育制度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想出比考试更公平的方式。考试的制度，显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却并不相应地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提。此前提决定了，每百名中国儿女中，仅二三名高中生最终能进人大学校门。主要不是他们和她们的智力问题，而是现有的大学最多只能吸纳百分之二三。

        中国目前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捅破窗纸说亮话——乃为大面积地、有效地杀伤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国儿女升学的可能性。排除许多省份的穷困地区教育质量确实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题所要杀伤的人数，估计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杀伤率每年不能低于这个比例。倘低于这个比例，则必出现有许多学生的考分虽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全国各大学人满为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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