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徐亚的游牧民族对南方文明帝国发起的侵略行动中，他们被灭绝人性和极具破坏性的精神所驱动。战争法则之所以阻止约束全国性的掠夺和屠杀，是基于两项有实质利益的原则：一是温和的征服行动或许可以获得永久的利益，二是顾虑到对敌国的恶性破坏，有朝一日会引起对自身的报复行为。但是这些希望和畏惧在游牧民族的认知中几乎不存在，在他们的生活方式没有因宗教和奢华而改变之前，阿提拉的匈奴人与蒙古人、鞑靼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历史上有些极为残酷的历史真相，在罗马简短而充满讹误的编年史中也可以见到。

        蒙古人征服中国北部各省以后，想要绝灭人烟稠密地区的全部居民。这不是为胜利的热情所激起的一时冲动，而是经过会议讨论，深思熟虑所获得的结果，他们打算把无主的田园转变成为放牧牲口的草地。有位意志坚定的中国官员以巧妙的方式提出合理的施政方针，打动了成吉思汗，使他取消了恐怖的屠杀计划。但等到中亚和西亚的城市降服在蒙古人的铁骑之下时，他们毫无人性地滥用战争的权力，实施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这种对战争权力的不人道的滥用是以正规纪律的形式行使的，虽然权力并不相同，但却出于同样的原因，胜利的匈奴犯下了与蒙古人同样的罪孽。

        对于降服以后接受任意处置的居民，蒙古人下令要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集中在邻近城市的平原上，把这些已经被完全制伏的民众区分为三部分：第一类人包括防守部队的士兵以及能够运用武器的年轻人。他们的命运很快被决定，不是接受征召到蒙古军队服役，就是被部队在现场屠杀殆尽。这些被俘的群众四周被执着长矛、弯弓欲射的武装人员围住。第二类人员是年轻貌美的妇女、各行各业的工匠技师，还有家业富裕或地位崇高的市民，蒙古人寄希望于他们，从他们身上获得赎金，这些人再被区分开来，人数各有不同。至于剩下来的人，征服者根本不管他们死活，在把他们的财物都拿走后，允许他们回到城里。这些可怜的居民有幸可以呼吸家乡空气，但还要缴税。

        上面所说的处理方式，是蒙古人认为没有遇到特别强烈的抵抗时的一般做法。但只要在处理时产生任何不满或阻碍，引起他们的愤怒和疑虑，就会激发兽性，把全体居民杀光。他们那种绝不宽恕的暴虐经常把繁荣的城市化为一片焦土，根据他们的说法，所到之处地面不留任何有碍马匹飞驰而过的东西。呼罗珊地区有三个重要的都会，分别是迈鲁、内萨布尔和赫拉特，全部被成吉思汗的大军摧毁，经过精确的计算，被杀害的总人数是434.7万人。帖木儿在较为开化的时代接受教育，后来信奉伊斯兰教。然而，阿提拉要是比得上帖木儿极具敌意的毁灭行动，那么不论是鞑靼人还是匈奴人，都够资格称得上“上帝之鞭”

        有人言之凿凿，说匈奴人将大量罗马臣民掳走以后囚禁起来，使得帝国各行省人口绝灭，赤地千里。贤明的立法者如果掌握了工作勤勉的殖民区，就会通过西徐亚的荒原，把和实用与装饰的技艺有关的基础知识传播开来。但是那些从战争中获得的俘虏，却在偶然的状况下被分散到各旗，游牧民族的编组以旗为单位，全部服从阿提拉帝国的统治。这些未开化却处事公正的蛮族，只要简单地判断一下，就可以估算出这些俘虏的价值。或许他们不了解一个神学家的长处在哪里，无法理解他们对“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这类深奥理论的争辩，但他们尊敬每一种宗教的神职人员。行动积极且充满宗教热诚的传教士历经辛苦，孜孜不倦，成功地在西徐亚传播福音，即使他们并没有接近君王本人和他的皇宫。游牧民族根本不明白田产的价值，对于民法的运用或滥权显得漠不关心，律师口若悬河的辩论技巧，只会引起他们的轻视和厌恶。

        哥特人和匈奴人有长久的交往，双方用方言传达熟悉的知识。野心勃勃的蛮族在谈论有关军事的问题时都使用拉丁语，甚至在东部亦复如是。但是他们瞧不起希腊的语言和科学，那些高谈阔论的诡辩家和望之俨然的哲学家，在学院受到奉承之辞的推崇，等到落入匈奴人手里就会很羞辱地发现，他们的价值和重要性还比不上伺候他们的仆人，虽然这些仆人不过是身体强壮的俘虏。工匠和技师能满足匈奴人的需要，所以获得他们的重视和尊敬。奥尼吉修斯是阿提拉宠爱的大臣，他手下一个建筑师给他盖了一个浴场，为了过奢华的生活而大兴土木，这倒是很少见的例子。铁匠、木匠和制造军械的工匠，对于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无论是战时或平时，都是最有用而且不可或缺的人员。医生的本领使他们无论在何处，都受到器重和尊敬。蛮族藐视死亡，然而害怕生病，即使一个傲慢的征服者在身为医生的俘虏面前，也感到心中惴惴不安，认为他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免除患者的痛苦，延长他们的生命。若匈奴人受到激怒，他们对待奴隶时会毫无慈悲之心，用专制的手段让他们受苦受难，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不容许建立精细的压迫制度。俘虏只要勤奋努力，通常会得到自由作为他们的报酬。

        历史学家普里斯库斯从出使中获得很多奇特的教训。他在阿提拉的营地走动时，有位陌生人向他打招呼，同时用希腊语问候致意，这个人从服装和外表看像是一个富有的西徐亚人。据他自己说，他在维米尼库姆被围时失去了财产和自由，成为奥尼吉修斯的奴隶。但是他在对罗马人和阿卡齐尔人的战争中忠诚服役，逐渐使他升到与匈奴人同样的地位，新妻子与几名子女组成的家庭，构成他与匈奴人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战利品的获得使他私人的财产得到恢复并增加，他得到允许可以与过去的领主同桌用餐。变节的希腊人为自己被俘的那一刻祝福，因为他借着光荣从军迈向幸福且独立的状态。这样一来他们之间自然会产生争议，忍不住开始讨论罗马政府的优点和缺失，变节者很严厉地大力抨击罗马，普里斯库斯则用冗长而微弱的声明来为之辩护。

        奥尼吉修斯的自由奴用真诚而生动的言辞，表明自己的看法，这个衰亡的帝国有种种恶行，长久以来他深受其害：罗马的君王残酷而又荒谬，没有能力保护臣民对抗国家的敌人，对于臣民武装起来实施自卫也投以不信任的眼光；运用复杂而武断的征税方式，征收令人民无法承受的重税；多如牛毛而又相互矛盾的法律，不仅晦涩难明而且令人无所适从；只重形式的司法程序，不仅冗长得令人生厌而且花费甚巨；法庭的审判只讲关系，罔顾正义；普遍的贪污腐化增加富室豪门的影响力，扩大平民百姓的灾难和不幸。在这位幸运的放逐者的胸怀之中，爱国的情操终于复活，他流着眼泪哀叹，就是这些官员的罪行或软弱，败坏了最贤明和最有效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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