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冬，北京的每一个清晨都格外寒冷。新华社记者在当年的一篇新闻稿中这样写道：“灰白的太阳终于费力地钻出薄雾，把它那毫无热气的光线投射到这个巨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拥挤的楼房、狭窄的棋盘式街道和蠕动的密集人群中。”

        然而就在这一年，整个中国都感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召唤。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也是邓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开始。此前的中国不堪回首，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浩劫几乎让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金融体系上，1978年前的中国，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业，国营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l089.9亿元，占银行存款总额的83.8%。

        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主要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中国向何处去？一个巨大的命题拷问着每一个对前途感到迷茫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小个子巨人——邓小平——再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并在他掌控的时间内主导了中国整场变革的节奏。他有着惊人的坚忍、洞察一切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彻底的决断力。

        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19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提出和推行的错误方针。

        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随后他主持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共有6 000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虽然此次大会提出的“科学技术要在20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的目标迄今并未实现，但在当时确实让人们精神为之一振，所有的人都仿佛听到了时代火车转轨时的尖厉声响。

        任何一场历史变革首先都是一场观念的变革。经过整整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家正常秩序遭到极大破坏，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极“左”思维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5月11日，《光明日报》突然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作者称：

        “凡是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此文一出，舆论哗然。几天后，邓小平指出，文章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并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

        这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整个进程。它在思想基础上彻底摧毁了“两个凡是”的政治原则，从此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而在经济变革中，它则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想基础和商业伦理。直到今天，我们仍能强烈感受到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的影响。

        这年夏天，61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纷纷奔赴高考考场。事实上，高考制度在1977年已经部分恢复，而全国性的正式高考则是在1978年。他们中很多人当年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不得不离开城市，因为城里无法提供那么多的就业机会，现在他们则迫不及待地离开农村。在这支史无前例的考试大军中，一共有40多万人重返校园，很多年轻人将从此彻底改变命运。他们中的佼佼者日后或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或成长为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

        上山下乡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中国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热浪之后，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这位早年曾经留学法国、在印刷厂当过工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走进过资本主义的工厂了。他先是参观了东京的新日铁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又专程去了松下电器公司的茨木工厂，在那里翘首等待他的是被尊称为“日本经营之神”的83岁的松下幸之助。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后来在《邓小平让中国富起来》的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邓小平访日的一个细节：

        当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是，1978年7月3日，中国政府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发布建交联合公报。外交政策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说明中国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纠缠，从此把整个国家战略放在经济发展的主轴之上。

        指在国有企业中，各工种、单位不按照市场经济方式经营，待遇不与创造的利益挂钩，大家无论盈亏，所行相差不多，好像在国家的“大锅”里吃饭一样。

        尽管所有的政治变化都以北京为中心，不过，1978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却并不发生在城市，而是在内地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个面黄肌瘦的农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神情紧张地在一张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田到户搞包干”。这份后来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大包干契约，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在1978年以前，已经实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国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锅饭”的弊端毕现无疑，农业效率的低下到了让农民无法生存的地步。小岗村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的安徽，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全省夏粮大减产。小岗村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逼到了包产到户这一条路上。包干制竟十分灵验，第二年小岗村就实现了大丰收，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在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强力主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国，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

        回顾中国30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常常会发现，最重大的变革往往从民间自发地产生。对于决策者来说，除了必要的勇气和魄力，关键在于懂得如何顺势而为，把人民的创造力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事实上，1978年的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而它们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已经超过70(90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7月份，这家报纸上出现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还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

        政府呼吁人民要节俭办事，特别是看到废弃的水泥包装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来。一个北京人到上海，发现当地的书店居然在“开架卖书”，他觉得十分新鲜，便给报社写信，希望在全国推广这种好办法。“如果在1978年，我们就清楚地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竟然有那么大，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有追赶的勇气。”日后有人曾经这样小心翼翼地求证。

        变革每天都在发生。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兰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至！

        代化建设上来”。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线，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的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无疑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议，它意味着从此开始，“政治再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上，这个经历了百年激荡的东方国家将以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更远的明天。

        国门乍开，突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外面的一切似乎都感到新鲜而陌生，毕竟中国与世界隔绝的日子太久了.与此同时，两方世界地此与众不同的国家。1978年底，邓小平继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第二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本在西方有着广泛影响的杂志足足用了48页介绍邓小平和刚刚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为：《新中国的远见卓识者》(“Visionary of a New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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