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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生于19世纪的前朝遗老而言，20世纪灾难时代的种种变化发展之中，最使他们深受震撼的就是人类自由文明价值和制度的解体。多少年来，起码在所谓的“先进”或“进步中”的地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已经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专制独裁；誓行宪政，经由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及代议议会以确保法治社会；主张一套众所公认的国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不论国家社会，均应知晓理性、公共辩论、教育、科学之价值，以及人类向善的天性（虽然不一定能够完美）。而这些价值观点，在整个19世纪内，显然在不断地进步；观其情况，也势将一直发展下去。不是吗？到1914年时，连欧洲硕果仅存的最后两家专制政权——俄罗斯和土耳其——也都开始让步，先后走上立宪之路；伊朗甚至还向比利时借了一套宪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这套价值观挑战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传统的势力如罗马天主教会，借教义设下障碍采取守势，防范优越的现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向既有势力挑战，并预言传统必亡。这些人多半出身“名门”，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中心，他们挑战的对象，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在其中的旧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总体说来这是一股使人烦神的新现象（见《帝国的年代》）。一些既无知又落后的群众，确应对其抱有戒心。他们一心想靠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人类潜在的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不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劳工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热烈的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纪念章（May Day），一面是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会主义运动挑战的对象，乃是经济制度，而非宪政及文明教化，当时以倍倍尔等为首的法德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即使组成政府，也绝不会是“人类已有文明”的断送者。当时，断送文明的政府还遥远得很。

        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实已经大有进展。1914－1918年间，世界虽然爆发了那场野蛮的战争，民主却因而更前进。除了苏联是个例外，大战后冒出来的国家，不分新旧，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议国会性质的政权，甚至连土耳其也不例外。从苏联边界以西，1920年的欧洲举目皆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自由立宪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经由选举产生代议议会及（或）国家元首。当时凡是独立国家，一律采用此制。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两次大战之间，全球虽说共有65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却均位于欧美两洲。而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在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国当中，1919－1947年间，只有5国从未举行过选举。而这5国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亚、蒙古、尼泊尔（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a Arabia）以及也门（Yemen）。在这段时间里面，另5国则有过一回选举，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态度，显然不太友善，分别是阿富汗（Afgan）、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危地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当时仍称为暹罗的泰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能有选举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渗透之强之广了。同样，选举的存在和次数也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能由此便断定一国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还，伊朗曾有过6次选举，伊拉克则有过3次。而这两国无论哪一个都算不得民主国家。

        不过，选举式的代议政权在当时的确相当普遍。然而，从墨索里尼所谓的“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二战期间轴心势力达于巅峰的20年间，自由政治制度的盛况却发生灾变，开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二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倒闭。简单地说，两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Iris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于囊括了另一群独立国的美洲地区，情况则比较不一致，但与民主制度的进展也绝对相去甚远，能够一贯维持宪政体制非独裁国家的名单极短，只有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美国，以及经常被众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乌拉圭（Uruguay）。我们最多只能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完毕，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区多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义的政权，即使以前曾经有过自由主义意识的宪法，如今也日益远去了。1930－1931年间，日本政权从自由派手中，拱手让给军国主义势力。泰国则试验性地迈出步伐，往立宪之路小试几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权落入新派军事强人凯末尔的手中，凯未尔力倡现代化，却绝不容任何选举影响他的大业。总而言之，横贯亚、非、大洋洲三个大陆，只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始终一贯民主。至于位于非洲的南非，由于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排除在白人宪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简单地说，纵贯整个大灾难的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一共约有35国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至于确切数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几个共和国的定义而定）。到了1938年，却只剩下17国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个国家当中，恐怕仅余12个民主宪政。大势所趋实在再为明显不过。

        共产主义，往往被视作1945－1989年间对自由政体最大的威胁。基于这项假定，我们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自由政体的大敌，其实却是右派的政治势力。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或起源于该党的自白。这个名词，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权身上。当时的苏俄与世隔绝（1922年起，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根本无能向外扩展共产主义。斯大林当政之后，苏联更无意向外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主义派（或其他任何派别）领导的社会革命一阵短暂弄潮，随即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运动则摇身一变，从颠覆势力转而

        成为维持国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实在无可怀疑。在许多国家的劳工运动里面，共产党员都居于少数地位。难得有几个势力强大的，却往往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社会革命的力量的确可畏，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惧，二战期间及战后掀起的革命风暴，都证实这种担忧绝非过虑。可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撤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这段时间，最大的危险纯粹来自右派。而当时的右派，不但危及立宪代议制的政体，更在思想意识上，对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构

        成莫大威胁。其甚嚣尘上之势，极有发展成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潜力。仅用“法西斯”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但若说法西斯与其无关，却也又不尽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因为当时起而倾覆自由派政权者流并非均属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脱不了关系，则因为不论首创名号的意大利式法西斯，或后来沿袭法西斯作风的德国式国社党，都对其他反自由的势力造成起而效尤的刺激作用。意德两国的法西斯党派政权，不但支持各国的极右派，更为国际右派带来一股历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看来显然就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学泰斗说得好：“东欧的独裁君主、官吏、军人，还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纷纷以法西斯为师……实在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属于比较传统的颠覆形式。走马换将，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张的独裁者或军事强人。将此除外，当时推翻自由民主政权的势力，一共可分三类。这三类势力，一律反对社会革命，而它们之所以兴起，实在归因于对1917－1920年摧毁旧社会之风潮的反动。这三股势力也全属独裁统治，对自由政体怀有极大敌意，不过某些时候，其动机所在，往往出自实际的考虑，而非原则的歧异。老派的反动人士，虽然会出面禁止某些党派的活动，尤其是共产党的组织，但通常不会将所有党派一律赶尽杀绝。1919年，匈牙利的苏维埃式共和国昙花一现，很快告终，保守派霍尔蒂（hy）上台执政。霍氏的头衔是海军上将，并称匈牙利依然是个王国——虽然这个王国既无国王，也乏海军。霍氏以集权治国，维持18世纪寡头政治的老形式，虽有国会，却不民主。而三类右派政权，也都对军警部门青睐有加，特别倚重孔武有力、能够以肌肉体力进行威吓的武夫。因为这些人可以直接防御颠覆力量，事实上，也往往为拥立右派的最大势力。各类右派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推崇国家主义。仇外、战败、帝国衰落，固然是造成国家至上思想盛行的一部分原因。但挥舞国旗呐喊，又何尝不是建立统治地位，并赢取民心的最佳手段，不过虽有很多相同，这三种右派依然有其相异之处。

        老派的独裁者或保守人士——如匈牙利的霍尔蒂将军，芬兰的曼纳林元帅（Mannerheim，在芬兰新独立后的红白两军内战中获得胜利），波兰的毕苏斯基上校（Pilsudski，波国的解放者，后为元帅），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南斯拉夫即大战之前的原塞尔维亚等地，此时统一为南斯拉夫），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这些人除了坚决反共之外，在政治上，都没有特别的主张。若有任何主张，也不过是该阶级固有的传统偏见而已。他们也许和希特勒的德国联盟，也许与自己国内的法西斯运动结合，但是这些做法，都只出于两次大战间的非常时期。因为当时最“自然”的同志，就是右派大同盟。不过本国立场的考虑当然优先，往往胜过了这种同盟的意识。就以英国的丘吉尔来说，其作风在一般右派当中虽很特别，当时却仍是个十足的右派保守党员。他对墨索里尼的右派意大利虽然不满，同时也实在不愿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对抗佛朗哥将军的队伍，可是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一出现，他立刻加入国际阵营，成为反法西斯的斗士。而就另一层面来看，何况在本国之内，这些老派的反动人士，恐怕也得面对真正的法西斯性质运动兴起的反对风浪，而后者有时会获得群众相当的支持。

        第二股右派势力，则带来一种所谓“组织化国家统制”（anic statism，编注：“组织化”是指“以机构为参政基本单位的”）的出现（Linz，1975，pp．277，306-313）。这一类保守政权，重点不在于如何捍卫传统秩序。它别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种新政策，以抗拒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和劳工第一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意识形态，缅怀的是想象中的中古世纪或封建社会的古风，虽然有阶级、有贫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没有阶级斗争，众人接受自己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组织化的社会，包括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特权阶层”，而这些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却合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存在。这股思潮造成各种名目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兴起。统合主义主张，以各种经济职业团体的代表权，取代个人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制度，有时被称为“组织化”参与或“组织化”民主，赞同者认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为佳。然而事实上，理想归理想，在实行上，组织化民主往往难逃权威统治的罗网。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命令的发布执行由上而下，权力多半操纵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这类政权中选举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贝特棱伯爵（Bethlen）的说法，所谓“民主，乃是依据统合集体意志的矫正手段”] （Ranki，1971）。这类统合主义国家之中最彻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某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其中尤以大独裁者萨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权，是全欧反自由主义统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1927－1974年）。除了葡萄牙外，统合派政权也曾在奥地利出现，时间在民主政治崩溃之后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该国为止（1934- 1938年）。而佛朗哥将军统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带有一点统合国家的味道。

        这一类的反动政权，论起源及动机，都比后起的法西斯长，两者之间虽有着相当的差异，可是却缺乏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的目标也许并不一致，却拥有共同的敌人。早在1870年举办的首届议决教皇无错的梵蒂冈公教会议（Vaticil）上，罗马天主教会就已表明坚决反动的立场。但是天主教当然不是法西斯。事实上，教廷对主张极权的世俗政权深恶痛绝，对法西斯也反对到底。可是，天主教国家展示的“统合国家”形式（corporate state），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却更为发扬光大。意大利有着天主教的传统，这自然是被统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实行统合主义的天主教国家，有时根本就被直呼为“神职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势于天主教国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义（integrist Cat）。当年天主教会，对希特勒推动的种族主义，态度暖味不明，这一点常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会还有另外一些举动却较少为人所知：二战后，教会中人——有时甚至包括身膺要位的高级神职人员——曾予以纳粹亡命余孽及各类法西斯党徒相当的资助，其中不乏被控血腥罪名的战犯。教会之所以和反动派、甚至法西斯拉关系的缘故，是因为它们都共同痛恶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教会眼里由此衍生的一切祸害：民主、自由，当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恶极的“目中无神的共产主义”。

        而在事实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确也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在国际上，为右派抬轿最卖力的，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天主教会却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右派认同，不免为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制造出相当的道德困扰。到法西斯全面溃退时，原本就不甚积极反对法西斯的神职阶级，此刻遭受的政治问题更不在话下。相反地，反对法西斯的立场，或为爱国而加入抵御外敌的行动，却破天荒地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会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于在天主教徒居于少数的国家，基于实际需要，也开始出现党派拉罗马天主教徒选民的选票，主要是维护教会利益以防世俗势力的侵蚀，德国、荷兰即为两例。至于在正式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里，教会也努力抗拒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头。而它另外一大烦恼，则来自主张无神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对社会主义头痛之极。教会在1891年提出一项社会政策——这对天主教来说不啻前所未有的新计谋——强调在维系家庭及私有财产的神圣之余，社会也有必要照顾工人阶级应得之份，不过，资本主义的“神圣性”却不在教会认可之列。各界受新思潮影响的天主教徒，不论是主张社会主义，还是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组织天主教徒劳工工会之人，都经由罗马教廷的这项政策获取了第一个立足点。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宗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 SV，1914-1922）曾短暂地允许过意大利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人民党（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兴起之后，该党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国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天主教徒，均属政治上的少数。到30年代法西斯势力崛起，新思想的旧教教徒，方才正式公开露面。他们人数依然稀少，比方公然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天主教教徒，就只是数量极少、但修养极好的一群人士。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守反动势力。只有到了二战期间的地下抵抗运动，倾向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教徒，方才能以爱国之名，而非意识主张，名正言顺地崭露头角，获取最后胜利。不过总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的胜利不在当时，直到日后才逐渐出现。而且更要迟至数十年后，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得势。在这段自由主义普遍呈现颓势的年代，除了极少的例外，教会对这个现象还真感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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