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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二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二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二战，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惊吓，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令人伤痛。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两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强暴凌辱的人类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者流，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c 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略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治外交的专业人士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举国同仇敌忔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二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线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高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便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时刻，固定往波兰的屠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人口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害死了500万名——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南森（Fridtjof Nansen）之姓而定。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二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二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往德国的外籍劳工，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73）。德国失败以后，一部分领土被波兰与俄国瓜分并吞，从这一带，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原有的德国人居住区，一共逃出了1300万名德国人（holborn，p．363）。这些难民最后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收纳。任何回归新联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儿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园。同样地，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赋予地上每一个犹太人“归国权”。但是，除了在这种大流离的年代，有哪个国家会认真提出这种慷慨的建议？1945年，盟军胜利部队在德国一共发现了1133．27万名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战争难民”，其中1000万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却是在违反本人意愿之下，被强迫送回的（Jaeyer，1986）。

        以上只是欧洲的难民。1947年印度殖民地恢复独立，造成1500万名难民流离于印巴之间，这还不包括后来在内部冲突中死亡的200万人在内。二战引起的另一副作用——朝鲜战争，害得500万韩国百姓变成难民。以色列人在中东建国——这是大战引起的又一后续影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PA）的难民册上，又增加13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与巴勒斯坦难民潮行相反方向的队伍，则是60年代120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其中绝大多数原本都是难民。简而言之，二战掀起的战祸，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在流离、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类已经学会苟活于这悲惨的天地之间，再也不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回头看看，由奥地利大公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开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31年的动乱时光，就好比17世纪德国史上30年战争的翻版。萨拉热窝事件——当年的第一次萨城事件——不啻划下一个天下大乱时代的开始。其中经历的变乱与危机，就是本章和以下四章讨论的内容。但是对1945年以后的时代而言，20世纪发生的31年战争，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跟17世纪那一场30年战争不同。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本世纪的31年战乱，之所以被划分成一个单一的年代，主要是从史家的角度观之。对那些身历其境的人来说，前后两次大战虽有关联，却是两场个别的战争，中间隔着一段没有明显战争行为的“两战间歇期”。这段无战时期，对日本而言，只有13年（日本于1931年在中国满洲开战）；对美国来说，则长达23年（美国一直到1941年12月加入二战）。但另一个原因，也出于这两场战争各有千秋，自有其历史个性及特色。两次大战发生的大屠杀都无与伦比，也都因科技的发明为下一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噩梦：1918年以后，人们日夜恐惧毒瓦斯与空袭轰炸；1945年以后，人们则日夜担心那蘑菇状原子云的大破坏。两次大战都在欧亚极大地区造成了社会的大崩溃与革命——我们在下一章会详加讨论。两次大战也都使交战双方精疲力竭、国力大衰。唯一的例外只有美国，两次都毫发无伤反而更见富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然而，两战之间的差异又是何等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它燃起了一些希望——在国际联盟领导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重返1913年时繁荣的世界经济；甚至对那些呼俄国革命万岁的人来说，他们也有着风起云涌，不出数年、甚或月间，被压迫弱小阶级即可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美梦幻想。可是这种种希望幻想很快便破灭了。过去已经过去，再也追不回来；未来距离远，不知何日可期；而眼前呢，除了20年代中期飞快流逝的短短几年之外，眼前只有一片辛酸。而二战则相反，确实达成了几项结果，至少维持了好几十年。大动乱时期产生的种种撼人的社会经济问题，似乎也都消失无痕。西方世界的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西方民主社会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之下，政局稳定。战火也转移到第三世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也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旧殖民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消失，尚未结束的也指日可期。共产党国家则齐拥在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强国的苏联老大哥旗帜之下，自成集团，似乎随时可以在经济增长上与西方诸国一较短长。结果，东西经济竞赛的美梦只是一个幻影，但是却一直拖到60年代才开始逐渐破灭。如今回头看看，当时甚至连国际局势也相当稳定，虽然那个时候因为身在其中，反而不识其真实面目。二战还有一个与前一次大战不同之处：战争期间的老敌人——德、日两国，均重新整编归入（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而大战之后的新敌人——美、苏两国——彼此也从来不曾真正开火。

        甚至连两次大战之后的革命，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革命，是基于亲身经历大战者的对战争本身的厌恶，他们认为这种无端的厮杀毫无意义。而二战之后的革命，却出于众人同仇敌忔之势——共同敌人虽指德国日本，更概括地说，却也包括了帝国主义势力。这第二场革命即使再恐怖，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却因师出有名而感到天经地义。但就像两次大战本身一般，在史家眼中，这两类战后革命仍同属一个过程。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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