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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开发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orld tables，1991，table 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百万富翁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额——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orld tables，1991，pp．595，604）。像这样类国家，如何再与——比方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额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额（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orld Bank Atlas，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前此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和第三世界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传输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沉沦至此），其无可救药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开发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技巧地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生产总额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戋戋之数，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哩）。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以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级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组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生产总额。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及企业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

        上述这一类国家，极不成比例，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如索马里——变成了军队的国家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性高潮。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工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内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Population，1984，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数，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艰苦的70和80年代里，各地天灾人祸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人类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治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行了闭门拒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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