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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右派的呼声之所以甚嚣尘上，总的来看，毫无疑问，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危险性——事实上，也是真实性——的反动。就个别而言，右派针对的目标，自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若没有以上这个新势力新现象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存在了。虽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那些替极端右派思想煽风点火的宣传家，就已经在欧洲多国政坛上野心勃勃地大声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们的行动一律都在相当的控制之下。就这个观点而言，一些专为法西斯辩护说项者的看法也许没有错：都是因为先有了列宁，而后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说法西斯本身的野蛮行为无罪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谬论。80年代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就企图为法西斯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都是先有俄国革命开了野蛮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惑动起而模仿（Nolte，1987）。

        然而，若要肯定“右派基本上是对革命左派的反座力”的说法，必须先提出两项重要的补充条件。首先，我们不可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一组重要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就是以中产和中低人士为主、信仰国家主义的士兵阶级。这一群德国青年男子，在1918年11月俄国因革命退出战争之后，痛失杀敌立功的良机，对人生英雄岁月的不再，大感怅惘。所谓的“第一线战士”（front-line soldier frontsoldat）日后在极右派的运动当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当年来不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显身手，创立功业，此时却成为第一批极端国家主义阵营暴力部队的主要成员，意大利的战斗团（squadristi），德国的义勇军（freikorps）皆是。1919年初，密谋杀害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即属这一类人。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成员当中，更有57％是上次大战的退伍战士。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残杀强暴世界的机器，而这些人的兽性，虽在当时不得抒发，日后却因终能得逞而沾沾自喜。

        同时在左派鼓吹下，从自由派人士开始，一直到反战、反军事的各种运动，世人对大战的大量屠杀嫌恶已极，普遍希望和平，却忽略了一小撮好战人士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在比例上虽然极小，实际数目却不可低估。1914－1918年间的战事虽然可怖，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重要的经验，带给他们无比激励。军服、纪律、牺牲——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牺牲——以及鲜血和权力，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义[除了其中一两位之外（尤以德国为最），这些勇夫不曾对战争出版过任何著作]。他们是当代的“兰博”（Rambo），自然成为极右派争取的当然目标。

        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是，右派反动的风潮，并非只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发，右派反对的是所有类此的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运动，不仅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根本就是传统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列宁其人，与其说是“真正的威胁”，不如视为“威胁的象征”更为贴切。在许多政客眼中，社会主义的劳工党派并不可畏，它们的领导人其实相当温和。可怕的是工人阶级显示的势力、信心，及其极端的走向，旧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此冲击之下，焕然一新，变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进而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不可或缺的后盾。难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自1889年以来，即为社会主义宣传家大声疾呼的中心要求——一天工作八小时的要求——马上在欧洲各国让步之下获得实现。

        劳工阶级的潜在力量如此强大，保守派观之思之，不觉胆

        颤心惊，深受威胁。眼看那些雄辩的反对党头目、工会领袖摇身一变，纷纷上台成为政府官员。看在眼里，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较起来，更令人心惊之事，却是这股新兴力量蕴涵的威胁意味。算起来，这伙人不都属于左派吗？回到当年社会紊乱不安的年代，实在很难划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何不同。老实说，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要不是共产党拒绝接受，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怀抱了。“前进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刺杀的那个家伙马泰奥蒂（Matteotti）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头目，其实只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传统的右派，恐怕把坚持无神论的俄罗斯看成了全世界罪恶的渊薮。可是1936年间的骚动，表面看来好像是以共产党为目标——对共产党开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阵线成员当中最弱小的一环罢了（见第五章）——事实上，它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却是当时风起云涌，甚受动荡民情偏好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后者的气势，一直到内战时期才结束。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法西斯反动思想兴起的起因，其实完全是事后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右派反弹，为什么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占得上风？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激进性质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偏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以及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动弹余地。比方在英国，虽然曾造起一时的小小骚动（如前所提），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有多大成就。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Croix de Feu，Fiery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阶级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专制，但若论起其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于实。两次大之间的欧洲反民主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方当年的（比属）弗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超右派疯狂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几个：国家老大，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甚嚣尘上，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只有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统治特权阶级束手无策，对极右派的主张难免心动，不得不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年，德国保守派之求于希特勒的国社党，便都是势穷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极端右派的运动组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有时甚而组成穿着制服的非正规部队（墨索里尼的战斗团）。经济大萧条期间，极右派并在德国组成大规模的投票部队。然而，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得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发生。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年），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年）。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u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笔锋至此，不得不提一下，一般对法西斯主义有两项不甚恰当的看法。其中一项与法西斯派有关，但为许多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用。另一项是与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学说有关。总而言之，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西斯式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本身也不是“独占性资本主义”或大企业的体现。

        法西斯运动的确带有几分革命运动的气质，因为只要法西斯从众渴望社会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改变，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及寡头的独占，它就具备了几分革命的成分。可是，革命法西斯这匹怒马，却始终不曾起跑。纳粹全名虽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任谁如果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认真的话，希特勒马上便将其打入冷宫——希特勒本人，显然并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当成一回事。所谓回归中古时代的小民世界，小农工匠、汉斯少年、金发姑娘，人人安分守己、世代相传的乌托邦社会毕竟不可能在20世纪这个重要的国家里实现[唯一的例外，恐怕是纳粹二号头子希姆莱（himmler）一手规划的梦魇国度。在那里，他计划制造出一批血统纯正的人种来]。更不要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权之中，德意两国一心一意，只想朝现代化及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

        因此，国社党最大的成就，在于一举清除了旧有的帝国阶级及制度。事实上希特勒掌权之后，唯一曾经起来向他挑战反抗的只有旧贵族阶级的普鲁士陆军，此事发生于1944年7月。事后，这批军官全被消灭。因此，德国旧有的上层阶级和组织制度，先有纳粹的铁腕粉碎在先，继有二战后西方占领军进一步彻底扫除在后，事实上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成立的魏玛共和国（eimar Republic，1918－1933）则不然，充其量不过是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少掉一个皇帝罢了。不过若论社会政策，纳粹也的确为民众做了几件事：法定假日、国民体育运动，以及计划中的“国民车”等等[国民车的构想，二战后成为众所皆知的“大众车”（Volkstle）]。但是国社党最大的建树，还在为德国扫除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其功效之强，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大。这还多亏纳粹反自由的立场，纳粹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自由市场的玩意，方才得放手一搏。话虽如此，纳粹不过是老酒新瓶，一个重新装修重新得力的旧式政权，在根本上，并非迥异于以往的全新政权。这一点，德国跟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相同（相信不会有人把当时的日本视作革命性的政权吧），两者都是实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本国的工业系统，推上令人瞩目的高峰。至于法西斯的意大利，不论是经济或其他成就，比起德国则不过尔尔，我们从它在二战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意大利的战时经济，出奇地差，所谓“法西斯革命”的高论，不过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当然对法西斯小民大众来说，这个美丽的辞藻虽属口吐莲花，却是真心实意。而意大利的法西斯跟德国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在大萧条的痛苦经验，以及魏玛政府无能表现的夹击之下，激发出来的反弹。而意大利法西斯却是旧统治阶级公开的维护者，为抵御1918年后因革命造成的动荡而产生的。事实上，它多少带有19世纪以来意大利统一过程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较前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也算功不可没。比方说历届政府中，它是唯一能够彻底镇压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以及那不勒斯卡莫拉秘密会党（Neapolitan Camorra）势力的。然而就历史的意义而言，意大利法西斯的目标及功业都不重要，最要紧的在于它为全球首创了反革命风潮的成功新范例。墨索里尼的作为，给了希特勒极大的灵感；而希特勒也从未忘记恩师的启示；意大利的事在他的心头上也始终居于第一。而由另一方面来看，长久以来，在各极右派运动之中，意大利法西斯一直是个特殊。它不但容忍“现代派”（modernism）前卫艺术的存在，甚至还有几分欣赏。更重要的是，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与德国采取同一阵线以前，意大利法西斯对于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始终不感兴趣。

        至于法西斯是“独占资本家”化身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谈到那些超级大企业组织，只要政府不真的去将之收为国有，它跟哪一种政权都可以水乳交融，而无论哪一个政权，也不得不与其交好。所谓法西斯对“独占性资本利益”的体现程度，其实并不高于美国民主党的新政，或英国工党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共和国。30年代初期的德国大企业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希特勒；他们若有选择，恐怕还比较喜欢正统的保守主义。一直到经济大萧条袭击世界，德国企业才开始对希特勒稍微假以辞色。待到希特勒上台，企业界方才开始衷心拥戴，到了二战期间，德国企业甚至开始使用劳工，以及死亡集中营的死囚。而犹太人的资产遭到充公，德国人的大小企业自然利益均沾。

        然而，对资本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优点。首先，法西斯清除（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赤色浪潮的中流砥柱。第二，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尽量管理使用其人力资源。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权威的合理身份。第三，劳工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1929－1941年间，同一时期在美国，前5％消费阶层的（全国）总收入，跌落了20％（英国和北欧则呈类似却较平均的跌势）；可是德国却跃升了15％（Kuzs，1956）。最后一点，我们曾经提过，法西斯相当擅长刺激工业的增长及现代化——虽然在风险性和长期科技计划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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