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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陷入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美国的情况。欧洲经济破败的责任，也许有一部分可以怪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交战诸国身上。可是美国的本土远离战火，后来虽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参战时间却极为短促。更有甚者，美国经济不但未因大战垮台，反而像二战期间一般，深得战争之利。1913年，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工业生产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仅次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到了1929年，美国已经囊括全世界总产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1945，table l．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跃升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二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崩溃所致。而美国人呢，战争初起，他们尚是个负债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贷方国家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 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地，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之责，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盟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定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提。盟国如此苛刻要求，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圆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辩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盟国赔款，盟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方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老大地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疯狂的地步，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一倍半。而盟邦各国对美国的借债，同样也高得吓死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久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二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盟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中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定；他的看法的确有其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Peace）的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复元，欧洲势将无法恢复稳定自由的文明和经济社会。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生产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方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方不得不接受事实，容忍德方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的政策；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可是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方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方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

        高涨。但是这迫使德方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却使德国及欧洲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方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古脑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分由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成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出口国家，深知国际付款是用英镑，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对本国总所得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所动，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二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其实相当虚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一向以为的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也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oricalStatistics of 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去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风大起，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意见何等纷纭，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早先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读者诸君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财务专家煽风点火，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死账，现在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拖累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Miles et al，1991，p．108）。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数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愈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原来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强健身心的衣食用项。而衣食消费，伸缩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而同样地，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为对象的留声唱片出版量（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一败涂地、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白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倍（不过意大利却无如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死寂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高涨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便感到当时评论人士的一片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此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预言的学派。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气氛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70和80年代众口一声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有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递介”（media 迷递）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的低迷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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