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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调查可说是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商品市场调查范畴的“抽样调查”，自1936年盖洛普（Ge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入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项新技术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会有一项结果，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二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作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答希望苏俄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共产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与以美国领头并作表率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老家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正是其暴政最恶劣的时候。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为时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敌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之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超乎寻常法则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二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方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找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现实权力政治的经营计较，则一时尚可勉强行之。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转移。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也就是说，慷他人之慨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回收。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利之所在，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二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大势随着时间过去愈发明显，国际间（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冲突，必须从一种国际全面性、并且属人民与人民间的意识之争来解释（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内部性质的平民之战，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社会革命的对立，而是两种相对意识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股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简单地说，双方交战的前线，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却是一场若回到19世纪，将以“进步”与“反动”之名划清界线的殊死战。只是到了20世纪的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内部，挑起了同样的一组问题。这也是一场民对民的内战，因为赞同及反对法西斯两方的力量，横跨了人类每一个社会。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所谓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然生发的效忠之心——也就是爱国之情——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二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阶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政治流亡中入——即或风云变幻不致如此极端，至少，这些新当权者也是一批认为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治阶级核心的人物，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因此所谓“剑桥间谍”（Cambridgespies）——或从更实际的观点看，日本的佐尔格间谍网[编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e）于1933-1941年间所建立的情报网]，不过是众多例子之中的两个而已。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侵略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敌人走狗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性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反动背景根深蒂固之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士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却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对本国的角色地位自有某种一定的“看法”。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奋力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向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进行叛变。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并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伦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的政府以叛国处罪，就像战时会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俄国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呢，就只能看意识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克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症结，就在于希特勒德意志的崛起。更精确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斯即战争”（fascism means i－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发动侵华，从此中日全面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1938年，德国也觉得侵略时机成熟，于3月先吞并奥地利，没遭到任何军事抵抗。然后在接连恐吓之下，10月间的慕尼黑协定终于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让命运，在没有任何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以“和平”方式转移，并入希特勒德国；至于余下部分，也于1939年3月全部为德国占领。而数月间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展露其帝国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见此大受鼓励，便也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紧接着一场波兰危机，再度出于德国的领土要求，欧洲陷入瘫痪状态。1939-1941年的欧洲大战由此爆发，并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政局纠缠，最后竟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项：即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感叹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二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既无能也不愿采取任何行动抵御敌人的进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集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便立刻为人感受到，连那些亲手签定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渐地呐呐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一片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孚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相形之下，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苏方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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