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你是少年，你肯定已度过了十几个春节；倘你是青年，你肯定已度过了二十几个春节；倘你是中年，你肯定已度过了四五十个春节；倘你是老年，你肯定已度过了六七十个乃至更多个春节……

        其实，我想说的是——那么，你究竟能清楚地记得几次春节的情形呢？你能将你度过的每一次春节的欢乐抑或伤感，都记忆犹新地一一道来吗？

        我断定你不能。许许多多个春节，哦，我不应该用许许多多这四个字。因为实际上，能度过一百个以上春节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

        我们的记忆竟是这么对不起我们！它使我们忘记我们在每一年最特殊的日子里所体会的那些欢乐，那些因欢乐的不可求而产生的感伤，如同小学生忘记老师的每一次课堂提问一样……

        难道春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是每年中最特殊的日子吗？此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春节更特殊的日子呢？生日？——生日是世界性的，不是“中国特色”的。而且，一家人一般不会是同一个生日啊。春节仿佛是家庭的生日。一个人过春节，是没法儿体会全家团聚其乐融融那一种亲情交织的温馨的，也没法儿体会那一种棉花糖般膨化了的生活的甜的。

        中国人盼望春节，欢庆春节，是因为春节放假时日最长，除了能吃到平时没精力下厨烹做的美食，除了能喝到平时舍不得花钱买的美酒，最主要的，更是在期盼平时难以体会得到的那一种温馨，以及那一种生活中难忘的甜呀！

        那温馨，那甜，虽因贫富而有区别，却也因贫富而各得其乐，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杨白劳在大年三十儿夜仅仅为喜儿买了一截红头绳，喜儿就高兴得跳起来，唱起来……

        大年三十儿夜使红头绳仿佛不再是红头绳，而是童话里的一大笔财富似的！

        《白毛女》中这段歌，即使今天，那甜中有苦，苦中有甜的欢悦，也是多么的令人怆然哪！

        浪迹他乡异地的游子，春节前，但凡能够，谁不匆匆地动身往家里赶？

        有家的人们，不管是一个多么穷多么破的家，谁不尽量将家收拾得像个样子？起码，在大年三十儿夜，别的都做不到，也要预先备下点儿柴，将炉火烧得旺一些……

        我对小时候过的春节，早已全然没了印象。只记得四五岁时，母亲刚刚生过四弟不久的一个春节，全家围着小炕桌在大年三十儿晚上吃饺子，我一不小心，将满满一碗饺子汤洒在床上了，床上铺的是新换的床单儿。父亲生气之下，举起了巴掌，母亲急说：“大过年的，别打孩子呀！”

        父亲的巴掌没落在我头上，我沾了春节的光。

        新棉衣被别的孩子扔的鞭炮炸破了，不敢回家，躲在邻居家哭——这是我头脑中保留的一个少年时的春节的记忆。这记忆作为小情节，被用在里了。

        也还记得上初二时的一个春节——节前哥哥将家中的一对旧木箱拉到黑市上卖了二十元钱。母亲说：“今年春节有这二十元钱，该可以过个像样的春节了。”时逢做店员的邻家大婶儿通告，来了一批猪肉，很便宜，才四角八分一斤。那是在国库里冻了十来年的储备肉，再不卖给百姓，就变质了。所以便宜，所以不要票。我极力动员母亲，将那二十元都买肉。既是我的主张，那么我当然自告奋勇去买。在寒冷的晚上，我走了十几里路，前往那郊区的小店。排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买到了大半扇猪肉。用绳子系在身后，背着走回了家。四十来斤大半扇猪肉，去了皮和骨，只不过收拾出二十来斤肉。那猪肉瘦得没法儿形容……

        1968年，大约是初二或初三，既上不了学又找不到工作的我，去老师家里倾诉苦闷。夜晚回家的路上，遇着两个男人架着一个醉汉。他们见我和他们同路，就将那醉汉交付给我了，说只要搀他走过两站路就行了。我犹豫未决之间，他们已拔腿而去。怎么办呢？醉汉软得如一摊泥。我不管他，他躺倒于地，岂不是会冻死吗？我搀他走过两站，又走过两站，直走到郊区的一片破房子前。亏他还认得自家门。我一直将他搀进屋。至今记得，他叫周翔，是汽车修理工，妻子死了，有四个孩子。他一到家就吐了。吐罢清醒了。清醒了的他，对我很是感激，问明我是耽误于“文革”没有着落的学生，发誓说他一定能为我找到份儿工作。以后几天，一直到正月十五，我几乎天天去他家，而他几乎天天不在家。我就替他收拾屋子，照顾儿子，做饭、洗衣，当起佣人来。终于我明白，他天天白日不在家，无非是找地方去借酒浇愁。而他借酒浇愁，是因为他自己刚刚失去了工作！……我真傻，竟希望这样的人为我找工作……

        半年后，六月，我义无反顾地下乡了。

        周翔和那一年的春节，彻底结束了我的少年时代。我一直觉得，是那一年的春节和周翔其人使我开始成熟了，而不是“上山下乡”运动……

        兵团生活的六年中，我于春节前探过一次家。和许多知青一样，半夜出火车站，背着几十斤面，一路上急急往家赶，心里则已在想着，如果母亲看见我，及她这个儿子将要交给她的一百多元钱，该多高兴呀——全家又可美美地过一次春节了，虽然远在四川的父亲不能回家有点儿遗憾……

        那么，另外五个春节呢？

        当然全是在北大荒过的。

        可究竟怎么过的呢？努力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我曾是班长、教师、团报道员、抬木工。从连队到机关再被贬到另一个连队，命运沉浮，过春节的情形，则没什么不同。无非看一场电影，一场团或连宣传队的演出，吃一顿饺子几样炒菜，蒙头大睡——当知青时，过春节的第一大享受对于我来说，不是别的，是可以足足地补几天觉……

        上大学的第一个春节是在上海市虹桥医院的肝炎隔离病房度过的……

        第二个、第三个春节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