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六年级以前，只知道中国有南方，不知道中国有上海。后来知道中国有上海了，是从大人们口中才知道的。因为当年最好的手表是“上海”牌，最好的自行车是上海出产的“凤凰”牌，最好的缝纫机是上海出产的“蜜蜂”牌，好像一个时期内曾改为“蝴蝶”牌，而最好的收音机也是上海出产的。大人们谈起最好的什么什么的时候，话里话外总是离不开上海。按今天的说法，这该被认为是上海的“广告效应”了，尽管当年中国最好的东西并不大做广告，但上海毕竟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地方，正如当年最好的东西并非许多城市贫民家庭敢奢望敢向往的……

        后来知道上海是一座很大的城市了，从电影里知道的。首先自然是《霓虹灯下的哨兵》，还有《战上海》，还有《不夜城》。觉得上海真是中国资本家最多的城市。当然也觉得上海人嘛，多多少少的，肯定都是受到过南京路上资产阶级香风的熏染，肯定都是不同程度地有点儿“资产阶级做派”的。记得我们那条街上有一家的新媳妇是上海人，也可能并不是上海人，只不过是上海附近某小县城的人。但她自己却希望被看成上海人，结果使我们一些刚上中学的孩子，觉得她正像《霓虹灯下的哨兵》中企图腐蚀赵大大和排长陈喜儿的“资产阶级女人”。常恶作剧地冲她背后喊“拜拜”，气得她哭过好几次。她的公公婆婆还为此找过我们的家长，郑重严肃地告过我们的状……

        “文革”中，北方的“红卫兵”，选择“大串联”的第一目标城市是北京，第二便是上海。不管实际上去没去成上海，没有内心里不曾希望去成的……

        我例外。极少有像我一样的“红卫兵”，已到了北京却不去上海，因为我的父亲当年在成都。和我最好的同学也不愿因陪伴我而放弃去上海的冲动，所以我是很孤独地登上开往成都的列车的。

        像众所周知的那样，两年后我下乡了。一天，连队里来了一批二十几个上海男女知青。过了一年，又来了第二批。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些和我同龄的上海人成了“知青战友”。我曾是男一班班长。我的班里就分到了几名上海知青。

        上海知青改变了我对上海人的间接的成见。我对上海女知青比对上海男知青的印象好。上海男知青们劳动中普遍有点儿拈轻怕重似的。但后来我对他们这一点成见也改变了。不再认为他们普遍地如此了，因为连队里有几名上海男知青为人挺诚恳，也较有正义感，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的。最主要的，那仿佛是出于自觉，而不是出于什么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与他们相比，当年倒是我自己往往有太强的自我表现意识。

        在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中，我始终认为，就整体评价而言，上海女知青们是尤其令我钦敬的。都认为上海人说的永远比干的漂亮，这话其实欠公道。我当年见识过不少善于夸夸其谈的女知青，有哈尔滨的，有北京的，有天津的，可在我的记忆中，却没有一个上海女知青是那样的。她们似乎永远是最服从分配听从指挥的；她们任劳任怨；她们也极少搬弄口舌，传播什么飞短流长；受了委屈往往并不反应激烈，并不表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抗议。而且，在最初的几年里，她们似乎总怕受到不公平的伤害。除了她们中容貌美好的格外引人注意，大多数的她们，其实乃是知青中最自甘寂寞的。这可能由于她们普遍比别的城市的知青小两三岁的原因吧。普遍地，她们最少知青特有的种种政治野心。普遍地，她们很善良，温柔又善良。包括她们中的标兵，比如我当年的副指导员许凤英，我们师的知青模范戴红珠，都是些好姑娘。她们当年的荣誉——如果那仍不失为荣誉的话，是她们当年通过苦干获得的，绝非是靠大“侃”革命理论“侃”到的。如今想来，我对她们的钦敬，在较大程度上是同情啊……

        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我居然会跨入复旦大学的校门。我成为复旦的学生，对我是太意外的机遇，太大的幸运。

        我是复旦中文系家境很穷的学生之一，三年内只探过一次家。我的老师们对我很好，很爱护我。其中袁越老师和秦耕老师对我的关怀，实在不是“师生情谊”四个字可以包容的。翁世荣老师和辅导员徐天德对我也是极为友善的。因某几个同学存心制造的一些小事端，因当年复旦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氛围，我受过一些委屈，于今想来，不过是小委屈，实在不值得耿耿于怀的。然而我毕业前后，尤其“四人帮”粉碎后，确曾耿耿于怀过。现在，四十四岁的我，忆起往事，心中只存一片温馨，不复再有任何积怨。我很想念我的袁越老师，也很想念我的秦耕老师和翁世荣老师。不知他们是否仍在教学。我想借此机会对他们说——老师们，我永远感激你们！在非常的年代里，在非常的大学生活中，没有你们给予我种种关怀，种种勉励，我是读不完我的大学的。徐天德老师其实只比我年长一两岁。他总亲切地叫我“大梁”。除了在什么郑重的场合点名，他几乎就没叫过我完整的姓名。多想再听他叫我一声“大梁”呀。我曾误解过他。我想对他说——“大梁”当年是个性情太耿直的东北小子，你就多多原谅你的学生“大梁”吧……我仿佛看到他笑了……

        我本是可以留在复旦，也是可以留在上海的。老师们都曾劝我留在复旦，起码留在上海。

        这是我和上海确曾有过的一种缘。

        我自己一心要返回我的家乡。没回成家乡，倒成了北京人。

        我自己错过了这种缘。这构不成我的悔，但从此我对上海有了种“纤纤情结”……

        上海，你如果问我上海最好的是什么——那么让我悄悄告诉你——对我来说，最好的是上海的女孩子和上海的女人们。

        我还想悄悄告诉你——我曾很希望有一位上海妻子呢！真的。上海的好姑娘和上海的好女人，也许是中国最善于，最天生善于慰藉男人的心灵了！我听她们吴侬软语便会平和得像一条浮定在水中的鱼。尽管我应该很惭愧地承认——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说……

        妻自从窥到了我心中的这点儿小秘密，便每每对我开玩笑——回你的上海去，回你的上海去！

        倒好像我是上海人似的呢……最后我问上海知青战友刘鸿飞一家好。祝愿他老母亲健康长寿，我在复旦读书时，老人家曾把我当儿子似的看待。从北到南，我坚信好人永远比坏人多。而且多极了，多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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