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时代,到那种餐馆的男客个个西装革履,头发胡子修剪得体;女客则一律高跟皮鞋,烫着和好莱坞电影里女演员一样波浪的发式,耳环、项链、别针、手镯,把自己披挂得锒铛作响。旗袍也都是锦缎,开衩到时风该露的顶端位置。
大姐从小是个摆龙门阵的能手。和上辈人不同,她这一辈摆的已经是电影和小说。我那时才几岁,总是缩手缩脚在一个角落,张着嘴,不作声地听这些回城探亲时间过长的下乡知青聚着讲故事。他们坐在两张床和地板上,挤挤团团地嗑着瓜子。恐怖的山间鬼魂,国民党特务梅花党。有时是亲历的实事:知青间谈恋爱,与农民打群架,反抗乡村干部欺压动了刀子,最后被公安局枪毙。故事一个接一个,有时全室哄笑,有时唏嘘一片。
母亲嫌我不做家务,老在阁楼下喊:“六六下来!”弄得大姐认为我讨嫌,也赶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阁楼门口蹲着听,以便再要做事时下楼快些。
我不知道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过龙门阵瘾。说实话,大姐比我更适合当一个小说家。大姐没有受完足够的教育,她的黄金岁月都被“文革”耽误了。怎么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对她过去的几个知哥知妹说,命运不帮忙,要是能让她做个作家,她的经历足够写成好多部精彩的小说。我一旁听着,替她抱屈,觉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这时,我很难把她勾勒的母亲那时的形象,与如今臂腿粗壮、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没好脾气、非常不女性化的母亲合成一体。
我努力想象:母亲穿了她最喜欢的靛青色布旗袍,衬出苗条玲珑的身段,布鞋,没有一件装饰品,一头黑发光顺地往后梳成两条辫子,露出额头,就是剪成短发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脸色一样羞涩,在她微微一笑时,既温柔又妩媚,的确很美。大姐是对的,母亲不可能没拥有过青春。
坐在母亲对面的那个男子,更为神采飞扬。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头发看来是在理发店整治过的,体面,黑黝黝的头发,上了油,眼睛与眉毛有棱有角,长得比当今电影院门前广告上的明星还帅,不像三四十年代电影里的奶油小生,或戏台上的白面书生。八角灯笼光线柔和,桌上蓝花边盘碗勺碟,瓷面细腻,一式光洁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万家灯火闪烁。母亲微微低垂脸,没吃菜,双手安静地放在膝上。
他们在说什么呢?母亲竟然忘记了生平第一次穿罗戴绸进大饭馆的拘谨不安,聚精会神地听起那个男子讲他自己的身世。这个身世,是那个男子说给母亲听,母亲在不知什么时候说给大姐听,大姐在这一个晚上摆给我听。
他说他老家在四川安岳,家贫,母亲给人洗衣做衣,父亲有力气,给人抬滑竿。母亲前后生了十一胎,只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来。母亲给他取了个小名“长生娃”,想他顺当长大,盼长生平安;给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说弟弟水气邪气重,求个吉利。
1938年安岳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后不到一周得病去世。当时他十四岁,弟弟五岁,他们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经过一队拉壮丁的人马,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远走他乡的舅爷。他跟上部队,做了当伙夫的舅爷的助手,这支川军杂牌部队兵员不够,也就不赶他走,反正他不拿饷。部队1942年入驻重庆时,他已成了宪兵队的小头目。抗战时期,重庆袍哥已近六七万人。川军里几乎全是哥老会袍哥,他在“礼”字位第五排,难怪工头见了他那副龟孙子相:“礼”字在底层社会影响大,职业袍哥结交有钱有势兄弟,摆设红宝,聚赌抽头,买卖烟土,开鸦片梭梭馆。
母亲难以相信坐在面前的这个仪表堂堂的男子,曾经是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乱起来,她水一样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从未见过面但可给父母两担米的小丈夫,没有与任何男人联系在一起。
逃婚对母亲来讲是难免的,是她骨子里刻着的叛逆性格。母亲的眼里盈满了泪,或许在这个青年男子叙述他的经历时,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来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宁。
锣鼓声、爆竹、游行的队伍,使整个山城彻夜不眠,好几个星期,都笼罩在八年抗战胜利巨大节日般的欢庆里。日本人投降,国民政府准备还都南京。重庆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袍哥势力正在积聚,并更靠拢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势力巩固这个经营多年的后方。
母亲和那个男子举行了婚礼,婚宴办了七十桌。母亲被牵来拜去,晕头转向。喜房红烛不是两支,而是两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亲就怀孕了,于抗战胜利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
大姐说,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恶霸头子和逃婚不孝妇的女儿,“反革命”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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