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到晚年，母亲的眼睛就总是不干净，每隔一会儿就得用手绢擦，不然，就被绿绿的黏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痒。“这是怀孩子时惹上的，”她对我们说，“不管有天大的事发生，在怀孕时，别哭，别像我，落上这种病医都医不好。”

        我现在明白了，母亲是指她怀孕时，去探监，路上哭得太伤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亲敢去监狱探望。在这件事上，大姐对母亲的怀疑或许真有道理，她做女儿的，对这点应当最敏感。

        “你父亲就这么死啦？”我拉着大姐的手，这个男人，与我没有太大相干，却让我心里一阵难过。我与大姐握在一起的手，从来没这么紧。

        不料过了一会儿，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话：“他就那样死，就好了。”

        她挑了块石头坐下，背对着江面，不待我问，就说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许久没有走船的父亲的消息，母亲抱着三岁的三哥，带着大姐过江去轮船公司打听。走到朝天门，母亲换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边。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车相混的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亲没注意一辆板车急滑而下，等她发现，板车已近在咫尺，她抱紧三哥往路沿一让，朝吓呆的大姐喊：“跑开呀！快点跑开！”她闭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会被撞个大伤。那板车翻掉，拉板车的男人不死也会受重伤。但板车奇迹般刹住了，双方都吓了个半死，一张口，都愣住了。

        是袍哥头的舅爷，他直呼母亲的姓名，连连叫道：“是你啊，你们母女俩让我找得好苦！”他双鬓已开始发白，袖子和裤腿挽着，穿着一双沾满泥灰的胶鞋。

        这个场面很戏剧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无关要旨。总之，母亲知道了袍哥头并未死，未处决他，他陪了杀场，吓了个屁滚尿流，答应交代。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关系。一边交代着，一边就痛恨起国民党来了，他那么拼了性命，也不过是一个被玩于股掌的小卒。他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小卒就是被弃在前沿的，当牺牲品给收拾掉。为啥子不吐，吐个痛快？

        他待在牢里，一点也没内疚。由于他的坦白，受他牵连的人全部抓获，他以为自己会被许诺的那样，放出来。没过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当了，不仅未放他，而且还要他继续交代。

        “我已交代完了。”他掏心捶肺地说。

        “没有，你还得老老实实全部招出来。”

        他听到这话还是不明白，他的确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

        他先被关在紧靠着白公馆的一幢房子里。白公馆和渣滓洞，是国民党关押党内反对派人士和共产党地下人员的两所监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报培训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设在那儿。解放后这地方被共产党作为活教材：这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这是国民党蒋匪帮屠杀我们烈士的铁证！每年的“11·27”死难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结队的少先队员，为他们胸前的鲜艳的红领巾头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握紧拳头，誓言铮铮。这地方的烈士名单经常改变，“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来是叛徒，民主党派的人不算烈士。后来又说没有叛徒，全是烈士，审查死人比活人还难。取材于此的革命小说《红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说是叛徒，他跳楼自杀，头颅着地，当即死亡。砸在地面上的一只眼睛紧闭，另外半边脸上的一只眼睛撑大了一倍，几乎蹦出眼眶，是我从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惧的一张。

        袍哥头一到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历史最乐于开玩笑，监狱总是轮流坐。白天被枪逼着去挖煤干苦力，只有夜里才想到命运颠来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当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规矩，也不符合他做人的准则，他一开始后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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