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里人极多，站着蹲着，以舒服但不雅观的姿势，围着一个走街串户的中年男人。无论他在哪个院子停留，都会带动一批人观看。

        他捉住乳毛未干的鸡公，反剪双翅，小鸡便乖顺地伏在地上，伸长脖子，可怜巴巴地瞧着众人。中年男人去掉绒毛。带刀刃的铁钩轻快地插进去，“嚓”地一下拉出一块血肉。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去掏。被阉割的鸡的卵子被放进碗里。鸡主人一般都要卵子，拿去熬汤喝。

        这里人相信吃啥补啥。杀鸡鸭，经常把苦胆摘下往嘴里吞，说是要大清热，还得趁新鲜。鸡胃鸭胃的内皮剥下，洗净晒干，一个能卖两分钱，化食，通气。菜市场肉案上，牛鞭粗长地挂在最醒目的地方。

        阉鸡的主人若不留卵子，可以少付一角钱。中年男人将就小刀叉起卵子，从裤袋里摸出盐瓶，撒上盐，然后用一块不知原来是何种颜色的布，对折包好后，放入帆布包里。

        被阉割的小公鸡，歪倒缩在堂屋楼梯角落，不再有雄性的高叫，没人看它一眼，人不知道鸡也会痛。

        烈属王妈妈的孙女，有张苹果脸，很稀罕。这条街的孩子，在成人之前，都瘦骨伶仃。院子里的人端着饭碗，到院门外吃走走饭。她要上小学了，有人问她长大做什么。

        “骟鸡巴。”她一清二脆地答道。

        这个女孩如果明白她说的是什么，长大必是个最彻底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南岸的人认为她没出息，女孩被父母打了一顿。遇到人问她长大做什么时，她不作声了，有时候还是冒出一句：骟鸡巴。她可能脑子有问题，阉割鸡巴血淋淋的场面，对她刺激太大。

        听大姐在江边讲母亲的事之后，我生病躺了一天。

        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脚吊在床边，伸进圆口单扣黑布鞋，觉得阁楼不像睁开眼睛时那么旋转，墙仍是墙，桌子仍是桌子，一旁布仍挂挡着另一张床。屋里就我一人。我右脚先下地板，落在肉墩墩的一个东西上。我惊异地跳开，低头去看，一个比我脚还大一两公分的老鼠，抽也未抽动一下，躺在那儿。

        从床底下抽出两根细条的木柴，我把老鼠夹起，一步步走到阁楼门外小木廊，准备下楼梯。老鼠像活了似的，从夹着的木柴中蹦出，弹在楼梯口上，直落在堂屋地上。我终于止不住大叫起来。

        天井里有个剃头匠，用一个刷子清扫一个男人的脖颈。还有两个男孩在院门槛上，给白晃晃的蚕喂桑叶。天井靠水洞边，有人在倒刷锅水。

        我惊骇的叫声，不过是又尖又细地轻轻一嚷。院子里的人仍是各做各的，我叫第二声时，父亲从楼下探出脑袋问：“六六，什么事？”

        我指着楼梯下死老鼠躺着的方向，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来。父亲眼睛不好，看不到。对门邻居程光头动作快，拿着夹煤球的火钳，一边夹一边说：“哟，见血了。”

        “见血了？”程光头的老母亲这会儿耳朵特清晰。

        “见血了！”程光头回答。

        “见血就好，就顺当。”老太太说。

        “是一脚踩死的？”程光头扯开喉咙朝我喊。

        我点点头。

        “一脚踩死好。”老太太看不见我，她在自家门口内的圆凳坐着。“一脚踩不死，不能再添一脚，就得用别的方法。”她慢吞吞地说。

        “会啷个样呢？”程光头比他的老母亲还煞有介事。

        “补第二脚，耗子哪怕死了也有两道命，就会生鬼气，缠得院子里鸡飞狗跳喽。”老太太说得很肯定。我听得倒抽一口凉气，回到阁楼里。

        这天晚上，四姐和德华未回家。大姐也没回家，不知上哪儿去了。她一定是故意不回家，为了避免我的纠缠，她知道我不向她刨根问底是不会罢休的。夜里又响起婴儿的哭啼，挑人心烦。我感觉身体好多了，手摸额头，温温热热，不像白天那么发烫，明天就能打起精神去上课，我很想见历史老师，和他好好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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