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把我叫出去，说今天你别去上学，陪我。我本来也不愿去学校，我不想见到历史老师，他让我等了个空，他诱骗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来拐去，大姐停在粮食仓库旁的一个院子门前，让我一人进去，叫她的一个老同学出来。她这次回重庆，心神不定，老在找什么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败的婚姻。我说，你没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帮个忙。

        “是个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点进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门就是一大坡石阶，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几户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个老太婆在剪干红辣椒，她听我重复好几遍话才说：“不在。”

        我问：“啥子时候在呢？”

        “不晓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阶，对站在院门口的大姐说了情况，大姐说，那老太婆是她同学的妈，即使女儿在，也不肯让女儿出来。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说这个女同学和她一起下乡到巫山，在同一个公社，以前关系不错，为一点小事彼此就断了联系。

        大姐说1964年她到农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个女知青，便再清楚不过苦日子开始了：一个的母亲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个是反革命子女；第三个，父亲解放前随部队去台湾，属敌特子女；第四个，灾荒年父母双亡。全是家庭成分有问题的，被哄骗下乡，都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英雄。夜里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样，知青夜里不敢单独出门。这个原先树木成林的地方，大办公社大炼钢铁大饥荒时，把树砍毁了。知青住的村子还独剩一棵很大的黄葛树，知青没柴烧，要砍树。

        农民说，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个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坟还在那儿。没多久另一个女知青被区里干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气吞声，最后和当地农民结婚，难产而死。当地风俗，产后死的只能夜里十二点后出葬。那是一个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尸体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悬崖。

        两个男知青受不了当地政府对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来个知青要进深山打游击，准备了大刀、长矛。大姐没参加，是因为觉得躲进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队伍还没拉进山，就被全部抓获，两个头头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们平反没有？”我问，“现在每天报纸都在说纠正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进去，人就会整垮了。”大姐把话又绕到刚才那个女同学身上，说看来只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个男知青。当年他对大姐有情有义，大姐没当一回事，现在她后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个县煤矿当小干部，夫妻吵闹无一日安宁，丈夫怨恨地跑去党委控告，说自己和妻子阶级路线不同，将大姐生父养父的事全部抖了出来。第二天全矿贴满了大字报，揪斗黑五类翻天，他就在台下看着她被斗。

        “不提他了，我本来就不应该和这种人结婚。”大姐说。

        “我还是觉得那个姐夫好，起码比你第二个丈夫好。”

        “一个比一个差，再找一个也不会好。结婚不是为了找好男人。但离婚却要拿出命来干，随便哪个鬼地方离婚都得他妈的单位批准才行。”她说着把头往旁边一扬，先我两步台阶在前了。

        缆车道上，麻袋装的粮食堆得齐整的车往山上，已被卸掉货的空车往山下。一队搬运工，在底端下船装车。另一队搬运工在缆车顶端——仓库大黑铁门里卸货。与四周房子相比，那片仓库区的房子，是南岸最结实的，处处是红字警告“闲人免进”、“注意防火”和毛主席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走到缆车道下的桥洞旁，我对大姐说：“你还没有告诉我全部事，你上次说时间太晚，答应一有时间就告诉我。”

        “我已说了好多不该说的事。”但大姐嘴边马上挂了一丝笑容，“你命还是比我好，你看那年这缆车压的就是五弟。当时你还没读小学，还不到六岁，就晓得一个人跑去坐船，到从未去过的白沙沱造船厂找母亲。谁也没想到你能。”

        “你记错了，我是走了很久的路。当时我身上哪来坐船的钱？”我说。

        “好吧算我记错，不管怎么说，一个五岁半的小孩能走那么远的路，没迷方向，看来你还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我‘还是’这家里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气一点没变，“看你为五弟的事能吃这么大的苦，你还没懂事，我那时二十二岁了，从巫山农村回家生大女儿没有多久，就明白你不会像我，你是这家里的人。”

        “为什么我在这个家里不会‘像’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说漏了嘴，还是有意卖个破绽引我上路。

        五哥拿着小竹箕，里面已有不少干豌豆绿豆，都是我和他从缆车上的铁轨和石缝中一粒一粒捡的。缆车上货卸货间总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从麻袋里漏出的豆子米粒，只是不像灾荒年抢得那么凶。饥荒算是结束了，粮食还是不够吃，大人还是让孩子去拾，拾一点算一点，几天积下就是半土碗，顶一顿饭的粮食。1968年初夏，我记得我在缆车道外的沙滩，发现草里有几根香葱，很兴奋。但我听到缆车启动的铃响，就警觉地站起身来让开，手里满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开的缆车是空车，向下滑的缆车装货，从仓库运粮食到江边的船上，空车上坐着四五个男孩，五哥也在其中。开缆车的师傅和装卸工人，没管这些几乎是熟面孔的孩子。一个孩子从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从不与人争斗的五哥，从那孩子的竹箕里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劲，就把坐在前边的五哥推下车，缆车的后轮压住了他的左大腿，开缆车的师傅马上停车。

        我隔得不远，看得真切，跟着五哥惨叫声哭喊。家中几个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对我最好：他从不欺负我，还教我识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让我吃。他因为嘴有残疾，爱躲着人，被家里人呵斥，也不吵不闹。

        闻讯赶来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洒下来。二姐扯下五哥的裤腰带，扎在他鲜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过神，跟在他们的后面。

        武斗最凶的时候刚刚过去，两派继续上缴武器，但同时还在使用大炮、轻重机枪和坦克，市区水陆交通时而中断，电、自来水供应紧张。石桥广场诊所和区一院那天都没开门，怕医治武斗一派受伤者，另一派知道了来砸来打。

        二姐敲开医院的门，在那儿大闹起来，说小孩被缆车压了，与派仗有什么关系？医生被二姐那股拼命的气势汹汹吓住了，正在犹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个人奔出医院，没有回家，而是对直朝江边跑。天上乌云腾腾，连雷也未响一个，立即下起雨来。雨把远的山峦拉近，把近的山峦推远。

        我沿着江边不知走了多少小时，等我在造船厂找到母亲时，雨已变小，轻轻渺渺地飘洒，阴郁的天色，暗如傍晚。母亲戴着草帽正在和联手从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担就奔了过来。

        大姐在我前面走出了好远，我赶了下去。她刚才说的话，我怎么想都不对劲，我得抓住这个机会，不想让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没像上次那么推来推去，爽爽快快地说，“我还没讲到在新社会，我是什么样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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