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哥是长子，在家里很霸道，父母宠他，他也认为该受宠。1967年他十六岁时，街上所有同龄的少年，都抓了个红卫兵袖章戴着，就他幸运地挤上火车，到了北京，看毛主席。他从北京回来的那个夜晚，像变魔术一样，从身后抓出几颗玻璃纸包的水果糖，把当时年龄还很小的四姐、五哥和我给迷住了。

        从1980年夏天开始，他就和父母闹别扭。这阵子，他正在楼下房间里向母亲发脾气，四姐的事是起因。母亲说他不顾家，白养了他。为了脱离开家，不和父母五哥挤在楼下房间里睡，他就跟街上一个姑娘神速结婚，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事后才告诉父母。“你的媳妇，从不叫我一声妈。”母亲说。

        “她不叫，是她的事，”三哥一步从屋里跨到堂屋说，“反正我们从小长到大都未靠过你们当父母的。”他扔下这话就噔噔噔走了。

        阁楼里的三位姐姐听见了，都未作声。

        三哥从未与家人提起他在乡下的经历，也不提回城后在宜宾轮船分公司扛包当装卸工的事。他有理由抱怨，是三嫂说出来的。

        70年代中后期知青开始回城，各级领导干部“文革”练厚脸皮，分配工作时开后门越发猖狂无忌：有后台的分到办公室，行了贿的分到船上学技术，无权无势的统统当装卸工。三哥他们一批青年装卸工，闹了一场罢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人有此权。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党领导工人阶级，一看见“闹事”，就赶忙打电话，让保卫人员和公安局赶来准备抓“为首的反革命分子”判重刑，甚至死刑——这是镇压罢工的老办法。但这一次罢工的青年们逮住了领导受贿的实证。“文革”后期惯用高压手段的领导，见到自己的尾巴被揪住，只能采取“和平解决”。罢工总算有了结果：青年装卸队全体人员，重新分配。三哥分配到长江上游通航的头一站趸船当水手，这是父亲曾经下放走船的航线。他明白自己受到了处罚。三哥咬着牙在那儿一干就是六年，凭着他自己四处贴寻人对调单位的手写张贴，在1980年年初，二十九岁时才回到了重庆，在一个水运队趸船当水手。

        我小时候，有一天，母亲坐在堂屋板凳上，我蹲在地上，和她一起拆旧毛衣，准备洗过重织。管这一带的户籍，一个刚开始有胡子可刮的小年轻，制服笔挺，走进院子。母亲站了起来，向他点头问好。他的脸却挂着，训斥母亲：“老实改造。”母亲脸上的笑容即刻凝固，低下头说：“对，对，对。”我埋下头，脸紫红。好些年过去，我始终难忘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户籍无缘无故给母亲的羞辱。

        最早插队的大姐，曾远行他乡的三哥，挑砖瓦的四姐，都有理由认为不必与父母多打交道，父母帮不了他们，反倒使他们备受欺压。虽然母亲送他们下乡当知青时，都愁肠寸断地流泪。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我们因年龄的逐步增长也都明白这样的处境：怎么闯也闯不出好前途。父母是什么命，子女也是什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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